自己做自己的帝王 

 南都周刊：你强调我们抱着城市优越性去看乡村是不对的，而你作为一个“业余农民”，一个“过客”，在面对乡村和农民或者对他们进行思考的时候，心灵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 

 韩少功：写作需要一种新的刺激，需要新的营养和新的动力，这些东西在一个同质化的环境里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同质化的交流会使交流的效率和品质变得非常可疑，而当你跟一些异质性的东西接触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异样的效果，比如城市跟乡村的交流，尽管进行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畸形儿。我不敢说我一定了解我的写作对象，不管他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城市市民。也许我永远没办法真正了解我的写作对象，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在对他们了解的过程中，我会改变我自己。 

 南都周刊：乡村生活能够唤醒你的记忆，它是你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 

 韩少功：当然。在那里，我一边接近活的文化，接近当地的人，也一边接近死的文化，比如典籍上的，我带了一套二十四史。我将活的文化跟死的文化参照起来读，感受非常深。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在小范围内一个选择的权力，这是人都有的主动性。这个人的选择可能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当你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具备了无上的权力，你就是你自己的帝王。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出去旅行，我对旅行兴趣不大，我希望能在一个地方待长一点。 

 南都周刊：中国有很多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文学作品，它们对农民的描写似乎喜欢“妖魔化”、“典型化”，你对农民的思考是否拒绝这种“典型化”？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写作正好是这样，给读者提供一个他们接受的观念之外的东西，打破他们已经沉淀的东西，而这些沉淀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的某些观念，某些教条和已经狭隘化的经验。文学要做的事情，就是使他们动摇，使他们产生新认识的可能性。张承志说，文学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全社会当然指的是主流的具有统治性和霸权性的认识模式。我不喜欢那种简单的、标签式的描写，比如这个是落后的保守的、那个是改革的，真正的农民完全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身上也许有几个人的影子。 

 南都周刊：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山南水北》似乎更不考虑文体和语言，你称这是“更冒险的写作”，这种冒险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识的吗？ 

 韩少功：这是写作的技术和手法问题，也属于形式问题。有一位欧洲艺术家说过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按照古人的说法是大象无形，我们不一定能做到。张牙舞爪也是一种形式，简单自然也是一种形式。现在，我更喜欢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朴素，但其实并不简陋的自然表达。

作家要给自己创造自信心 

 南都周刊：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怎样看待文学面临的问题？ 

 韩少功：九十年代以来，好的文学作品还是有一些。但总体来说，文学的锐气在相当部分作家和评论家中间丧失。在中国，很多条件都具备，比如社会现实生活的经验，文化信息，但是我们在文学中，只能出现一些小花小草，而没有长出大树，为什么没有？我觉得作为作家，还是要更争气一些，也要给自己创造自信心。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时期，是全球性的一个文化危机时期，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衰落以后，我们正处于一种彷徨的状态，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人类的勇气、力量和知识的储备，正处于不足的状态。所以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答案很少，破坏性的东西很多，建设性的东西很少。 

 南都周刊：有人指出，文学越来越不受社会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文学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韩少功：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当人家不关心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人家关心你，你就得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但话说回来，如果人家都不关心你，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存在？所以这也是文学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西方，文学的道德负担稍微轻点，它的道德被宗教管了，不需要文学来管道德，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宗教信仰，很多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促使文人有时候成了半个牧师，从整个中国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给文学形成了一种要求，一种压力，无形中也给了文学很多的道德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