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怎么继续在她面前扮演那个“三个代表”的表姐呢我？
之后是我妈。那天我在北京，走在大街上，突然接到我妈的一个电话。
“鱼儿，我的同事说，在XX杂志上看到你的访谈，上面说你写了一本小说！是真的吗？……啊，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个女儿啊，你怎么写了书都不跟我说，你也给一本给爸爸妈妈看看嘛……”

我站在地安门大街上，听着我妈的哀叹，急得都快哭了。完了，连他们都知道了。老妈啊老妈，不是我不想给你们看，而是我在你们面前，花了30年时间，苦心经营了一个傻呵呵、乖兮兮、甜蜜蜜的“女儿”形象，我实在不想毁了她。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形象上拉开一条口子，窥视里面那个惶恐焦虑敏感纤细的陌生人呢？
何况里面还有一些“儿童不宜”的情节呢，我实在无法想象我的父母读到我写的某些情节时作何感想。
然后接着是我堂妹，我妈的一个朋友……我真怕有一天连我的小脚奶奶都要打电话给**着家乡方言跟我说，那个王徽啊，真是作孽啊……
对于我的大部分网友读者来说，DP从一开始就是DP，所以对于向他们展示自己灰暗的一面，我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但是对我父母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单纯”的女儿。对我的表妹堂妹来说，我的角色首先是一个“学习标兵”姐姐。现在，半路突然冒出了一个DP，那么文艺，不害臊地把自己的病痛摊在别人面前，并且号称就是他们的女儿或者姐姐，这叫他们如何是好呢？而我，象一个行骗几十年的骗子，突然被拆穿，人证物证俱在，又叫我如何是好呢？
写小说是多么流氓的一件事啊。再纯洁的小说，都是一种自我暴露。

每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的衣服，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而我现在，因为写小说，被扒光了衣服，赤身**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我在生活中基本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人――对于我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姐姐、妹妹、姑姑、侄女、学生、助教、网络写手、网友、学者……分得丁是丁，卯是卯，一般都能扮演得恰如其分。倒不是我喜欢带面具，而是我尊重社会秩序嘛。一个社会的秩序，无非就是一个角色的序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师生生，婆婆妈妈……你可以和自己的哥们姐们一起看黄片，但永远不可能和自己的父母。你可以嗲声嗲气地和男朋友说话，但永远不可能嗲声嗲气地做论文报告。一旦一个角色串入另一个角色当中，尤其这两个角色的跨度很大时，结局只能是整个世界的错愕。
我长期大跨度的精神分裂终于遭到了报应。
昨天在一个书店做一个小的talk，讲到一半，突然有个人悄悄地潜入观众席。我当时脑子就“轰”地炸开了――这不是，这不是我以前在清华某院的院领导XX吗？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所以也不能完全肯定，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逃避那个人射过来的眼光。如果是他，这该是多么荒诞的景象啊――以前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可只是“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方案”啊，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前同事，那个看上去那么乖巧的小女生，竟然用这么老成的语气，说着这样厌世的话：“爱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跟大街上拣钱包似的，它可能发生，但它很少发生……”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No.No.No.No。No。No。No。
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是不是他，因为会后我还没跑过去相认，他就消失了。估计不是吧，不然他应该也会跑来认我。又或者，人家都替我害臊。
我想我对码字这事真是够哥们的，为了它，我让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的角色们纷纷破产，血本无归。
崔建的新歌“蓝色骨头”里，有一句唱道：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春天里，而我能唱的只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伪花朵正好长在伪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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