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区和县份也相继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和民族医院。第二步，是办报纸。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说：“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黄汉儒懂得，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对医药知识的渴求，医药报刊风行一时，但这些报刊的民族医药特色并不突出。为了让使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医药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必须高高举起民族医药的旗帜，而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宣传媒介，就是报纸和电视。为此，黄汉儒和他同事们创办了《民族医药报》，从1988年正式向全国发行至今，已经创办了20年，每期发行量都达到七八万份。这份八开小报由于文章短小精悍，内容通俗易懂，既有严肃的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品位高雅，格调不俗，而且价格低廉，一般农民都能接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可谓“一纸风行”，至今不衰。1998年，他们还和广西电视台合作，拍摄制作了《壮医壮药》的电视专题纪录片。此片入围意大利第39届波波里电视节，顺利地飘洋过海，神奇而古老的壮医药插上电视的翅膀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欧洲上映，飞出国门，飞向世界。第三步，开展壮医壮药普查。按照黄汉儒的设想，整理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献的整理，从中医的经典著作以及历来的医史医话医案等，钩沉有关壮医药的记载。二是广泛收集民间的手抄本、印刷品，收集医史文物，进行研究、梳理。三是推行实地调查。这些都不是凭某些个人或一两个团体所能够完成的。不过，这些困难，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都迎刃而解了。从1986年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动员社会力量参加，一个以壮医壮药为重点的全区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在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各地、市、县、区卫生部门设立专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1986年至1991年底，用了六年时间分四批进行。四十五个县市抽调近三百名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十多个普查小组分赴壮乡，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调查。这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深入调查工作。此次总共普查了51个县，登记壮医3900多人，收集验方、秘方、各种单方逾11000条，壮医古籍手抄本197本，医案医话113篇，医史文物60多件，药物标本2781份，其他有关资料一大批。经过初步整理，基本摸清了壮族医药的概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壮医药专著，诸如《壮医针挑疗法》、《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常见病民间传统外治法》、《广西民族药简编》、《壮族民间药简编》、《观甲诊病》、《广西少数民族常见病便方选》、《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治验录》等。第四步，在整理壮医药的过程中，黄汉儒对壮医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三十多篇论文先后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华医史杂志》等国内权威杂志上发表，他与别人合作整理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目前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同行中推广应用，获得自治区1984—1987年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他撰写的《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是他近年来系统地研究壮医史的一篇比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荣获自治区科协优秀科技论文奖。另一篇《壮药源流初探》，则是关于壮药研究的力作，文章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述了作为我国民族药之一的壮药是壮族人民（包括壮族先民）长期同疫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总结和有力武器，发掘壮药遗产和开发壮药资源，对于防病治病，增强民族体质，振兴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论文获得自治区科协优秀科学论文二等奖。在担任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带领所里的科研人员，对流传民间的包括草药内服、外洗、药罐、熏蒸、敷贴、角疗、目疗、药刮、骨疗、药刮、灯花灸、药线灸、艾灸、挑针、陶针、金针、火针以及目诊、脉诊、甲诊、腹诊等壮医20余种传统诊疗技术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整理研究，壮医药线点灸，壮医药罐疗法、壮医目诊等一批课题被列入广西重点医药科研项目，《广西壮药调查及资源开发利用》等课题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科研课题，部分课题已取得了阶段性的科研成果。黄汉儒参加了国家卫生部主编的大型医学图书《中国医学通史》的编写工作，担任该书的现代史分卷编委委员，负责撰写、主编“壮医药史”；他还担任《中华本草》南方民族药分卷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的奋战，我国最大的古医专业《续名医类案》点校整理研究完成，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参加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壮医部分”的编写工作。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引人注目。第五步，培养壮医人才，这不仅是当前发展壮医药功能，帮助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传承和传授壮医传统医术使民族医后继有人，更是使壮医药学术化、理论化、科学化、规范化，并且进一步提高壮医水平和疗效的必由之路。1985年，广西中医学院开始收第一批壮医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