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期门、羽林是汉代中央军的重要构成之一。以往，史家对此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疑窦亦多。本文拟就几个主要问题做些初步考索和阐述，就教于方家。

　　“期门”创设于汉武帝初年的说法当属可信，亦符合史实，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可征，例如《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汉书·百官公卿表》：“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门；平帝元始元年(1年)，更名虎贲郎。”期门在“建元三年初置”，当是实录。
　　诸多史实表明，有汉一代，在文帝之时未设“期门”，禁军也不称“虎贲”。西汉只是自武帝建元三年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之间才称期门。如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封告霍氏反谋者……期门董忠(为列侯)。”[1]
　　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2]但从平帝元始元年开始，在史籍中便少见“期门”字样，而多用“虎贲”的称谓。东汉之初，虽然一度恢复了“期门”之号，事见《后汉书》之《姚期传》、《马成传》、《阴兴传》，然而不久，却又改用了“虎贲”之名，它和羽林并存，一直沿袭到东汉后期。

　　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意图是什么?
　　《史记》、《汉书》未作明确的交待。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由于当时北军扩建了“八校尉”，故南军也就设置了“期门、羽林军”[3]。
　　这种意见揭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有可取之处，但其结论仍可商榷。因为：
　　(一)从它们的设置时间看，并非先有北军“八校尉”，而后为了平衡与南军的力量，才再扩建“期门”。史称：“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4]。“及至南粤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5]。由此说明，八校尉之设，应是在元狩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而不是在建元三年始置期门之前。这里涉及时间的先后序列及因果关系问题，不容含混。
　　(二)武帝之初，汉廷已经拥有一支较强的北军，如果要平衡力量，则南军不当减省，但事实上，汉武帝却将已有的两万卫士(南军)裁掉了一半。所以仅从南北军的力量对比上寻求答案，显然是不全面的。
　　(三)将郎卫系统的期门、羽林统统列入南军，既模糊了中央直辖军的三大构成部分，也忽略了宫廷禁军的独立地位，显然与史不合(后详)。所以，总的来讲，那种认为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的说法，尚难令人赞同。

　　考诸史实，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真实意图，主要是为了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确立中央军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长期对外用兵，内部防务空虚等因素，因此武帝在军制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措施强化贴身禁卫。众所周知，从秦至汉初，皇帝的贴身禁卫即郎中令及其属官(包括郎、谒者、大夫等)，基本上还属文官性质，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警卫部队。由于郎卫的实力较弱，故当时对皇宫及京师的保卫主要靠南、北军。
　　到武帝时，随着太尉的罢省，特别是加强皇权的需要，郎卫力量与南、北军相比就更加显得单薄。为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将“郎中令”更名为“光禄勋”，扩充郎卫员额，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军。这样，一方面可使郎卫与南、北军形成三分鼎峙之势，并以之牵制南、北军；另一面，也有利于互为表里，加强贴身禁卫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钱文子《补汉兵志》说：“汉用六郡良家补羽林、期门，盖三辅园陵赖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备宿卫。”其说甚是。

　　《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南，天军也。”《晋书·天文志》云：“武(虎)贲一星，在大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当时取虎贲、羽林这种星名来象征天子的亲军，既反映了武帝求助于众星、天威保佑，以增加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期门、羽林军的精锐与可靠。所谓“如羽之疾”，“为王者羽翼”[6]。由此说明，汉武帝强化宫廷禁军的力量，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军制改革的一大举措。

　　二、期门，羽林的统属及其与卫士的异同
　　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汉代统治者对“兵”的重要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为了拱卫王朝的统治中心，组建起了一支多系列的、庞大的中央直辖军。
　　那么，作为中央直辖军的期门、羽林归谁统领，它是否辖属于南军?对此，过去不少论者曾经做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说：“期门、羽林皆置卫官，故属南军。”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中说：“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武帝时置期门、〔羽林〕。”
　　这些主张期门、羽林属于南军的论者，未曾说明他们的根据和理由，大概是由于期门、羽林的驻地在京师城南的原因吧。但是，考诸史实，郎卫、卫士和卫戍部队是汉代中央军的三大构成，除掉卫戍兵(北军)暂可不论，南军当只指卫尉所辖的卫士，并不包括郎卫即期门、羽林在内。也就是说，光禄勋所领的期门、羽林是自成系统的宫廷禁军，决非隶属于宿卫宫城的南军。
　　首先，光禄勋与卫尉都是位列九卿，官秩平级，皆为二千石，彼此之间不存在统属与被统属的关系。同时，光禄勋与卫尉各有自己的属官。如卫尉的属官有卫尉丞、公车司马令、卫士令、旅贲令、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等；而光禄勋的属官则有光禄丞、掾、大夫、议郎、中郎将等。从它们的组织系统看，也是各自独立的。
　　其次，汉武帝在光禄勋下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提高贴身禁卫的优势地位，使郎卫、南军和北军这三支禁卫力量互为表里、相互牵制，从而形成拱卫皇室的三级保卫圈制度，如前已述。在研究汉代中央直辖军的组成及力量对比时，如果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宫廷禁军，而只提南、北军，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其三，卫尉所辖的南军与光禄勋所领的宫廷禁军，在职掌上有明显区别。《汉旧仪》曰：“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光禄勋在秦和汉初叫“郎中令”。《通典》、《通考》释之为“主郎内诸官”，是宫内总管。它不仅身居禁中接近皇帝，而且地位也高。光禄勋所领的期门、羽林，是一种以侍卫为主要职责的天子亲军，它与宫城卫士的南军有内外亲疏之别，不完全相同。

　　三、期门、羽林的选拔标准和来源
　　期门、羽林的人数，史文记载残缺不全，未曾留下反映其全貌的精确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三年期门初建时为一千五百人。太初元年羽林郎二千人，这是西汉中期的情况。至于东汉时期，据《续汉书·百官志》，当时虎贲中郎将领虎贲郎一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将领羽林郎一百二十八人，羽林左、右监领羽林左、右骑。其中羽林左骑九百人，右骑未记人数多少。依此，则东汉光禄勋所辖，总计约二千五百人左右。然从期门(虎贲)、羽林大量出没于战场的情况看，估计这二千五百人是个不完全的数据，它们的实际拥有量应当更多。
　　汉代的期门、羽林是怎样选拔的？
　　以往，史界对此重视不够，或简言之为“募兵”。看来，只言“募兵”二字，稍嫌笼统。因为两汉的募兵有多种类型，有在“编户”及“刑徒”中募兵的事实，也有单从少数民族中募兵者。同时，募兵的条件、标准非一，或伉健、或奔命、或精勇、或锐士、或先登等，因需而异，各有侧重。再说，募兵的性质在各个场合和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或半强制的[1]。因此，严格依据史实考之，期门、羽林的选拔方式固然不是采用征兵制，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募兵制，而是实行一种特殊的“待诏”或“选募”。其选募的原则，主要是以“有材力”和“善骑射”为标准。

　　例如：〔建元三年〕，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2]。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3]。
　　赵充国，陇西上人，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4]。
　　甘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5]。
　　这些材料清楚说明：“有材力”、“善骑射”是期门、羽林选拔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乃为“良家子”。关于“良家子”的解释，自古以来各家不尽一致。《史记·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
　　《汉书·李广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又贺昌群在《汉唐间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6]一书中考说：“良家子又良民、良口，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的《秦汉帝国史研究》认为：良民，居闾右，是有爵者。出身良家，又需具备善骑射、材力过人的条件，才能入选为期门、羽林。这表明在要求上，他们比一般士兵的身份为高。
　　至于期门、羽林的来源，亦和卫士不同，它非来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补充：
　　(一)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这除见于前引《东方朔传》、《赵充国传》、《甘延寿传》、《汉书·地理志》外，《续汉书·百官志》也说：“〔羽林〕常选汉阳(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后汉书·董卓传》：“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汉旧仪》云：“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可见在两汉时期，期门、羽林主要来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而非一般的内郡之民。
　　(二)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武帝时，“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汉书·宣帝纪》引如淳注曰：“少壮令从军”。《汉旧仪》曰：“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自给鞍马，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置令一人，名曰羽林孤儿。”《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汉官仪》曰：“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所有这些都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期门、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
　　(三)选自征战有功者。如《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应劭《汉旧仪》曰：“光武中兴，以征战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后汉书·耿?传》说：耿恭在对匈奴战争中因有功，“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这是以战功补为羽林的力证，但此种情况多见于东汉。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期门、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7]的关系。他们地近羌胡，悉知戎俗，善于骑射，以尚武见称。为兵之后，战斗力强，较内郡之民更能克敌制胜。同时选募六郡之民对付匈奴、羌人，也符合汉代“量地远近”、就地用兵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