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灵感发生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创作的众多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但这部小说绝对是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迄今为止，人们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是代之以“《红高粱家族》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的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莫言曾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28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莫言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们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莫言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以下引用与上同）
2. 创作准备
莫言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莫言狂妄无知，“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莫言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即下定决心一定得写一部战争小说。他通过大量阅读“文革”前的的小说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其情节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那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什么创新的价值与意义。莫言说：“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对莫言这一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有很大启发作用的是前苏联的一部电影《第四十一》。这部电影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上。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文学研究者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莫言这么总结道：“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封闭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的。
3.构思创作
莫言在有了充分的理念和实例的准备情况下，开始着手构思。他想到的首先是自己小时候的家乡，气候比较特别，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儿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儿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年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儿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在这样一种纯真的儿时美好记忆的内在推动和渲染下，莫言终于决定了把高粱地作为创作的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在这里上演。极具创作激情的莫言确定了这个框架后，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作品。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莫言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某个村庄对他们的攻击，准备对这个村庄进行报复。在路上，因为一个人指错了方向，使得另一个村庄的一百多个百姓惨遭杀害。”《红高粱》诞生之后，许多评论家认为，在莫言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4.独创性及其影响
《红高粱》塑造了“我奶奶”这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并造就了电影《红高粱》中的扮演者巩俐。其实莫言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他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红高粱》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是很少很少的，“我奶奶”很有可能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莫言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也必须要有独创性。《红高粱》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独创性。二十多年过去了，广大的读者现在对《红高粱》仍然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以往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作者叙述起来就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为什么《红高粱》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在当时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根据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本质，我们也不难推测出，莫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广大的读者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谁再写一篇《红高粱》，哪怕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是有什么反响的。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样的小说没有读过呢？由此看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是有自己的命运的！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创作的众多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但这部小说绝对是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迄今为止，人们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是代之以“《红高粱家族》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的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莫言曾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28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莫言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们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莫言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以下引用与上同）
2. 创作准备
莫言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莫言狂妄无知，“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莫言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即下定决心一定得写一部战争小说。他通过大量阅读“文革”前的的小说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其情节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那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什么创新的价值与意义。莫言说：“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对莫言这一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有很大启发作用的是前苏联的一部电影《第四十一》。这部电影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上。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文学研究者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莫言这么总结道：“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封闭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的。
3.构思创作
莫言在有了充分的理念和实例的准备情况下，开始着手构思。他想到的首先是自己小时候的家乡，气候比较特别，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儿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儿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年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儿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在这样一种纯真的儿时美好记忆的内在推动和渲染下，莫言终于决定了把高粱地作为创作的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在这里上演。极具创作激情的莫言确定了这个框架后，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作品。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莫言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某个村庄对他们的攻击，准备对这个村庄进行报复。在路上，因为一个人指错了方向，使得另一个村庄的一百多个百姓惨遭杀害。”《红高粱》诞生之后，许多评论家认为，在莫言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4.独创性及其影响
《红高粱》塑造了“我奶奶”这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并造就了电影《红高粱》中的扮演者巩俐。其实莫言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他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红高粱》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是很少很少的，“我奶奶”很有可能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莫言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也必须要有独创性。《红高粱》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独创性。二十多年过去了，广大的读者现在对《红高粱》仍然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以往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作者叙述起来就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为什么《红高粱》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在当时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根据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本质，我们也不难推测出，莫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广大的读者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谁再写一篇《红高粱》，哪怕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是有什么反响的。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样的小说没有读过呢？由此看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是有自己的命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