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海盗都是为官府所迫而逃亡海上（如方国珍），或杀人后入海（如朱清），但这种动机都不能转化为持久的动力，因而这种逃亡，要么以被捕告终，要么彻底流亡异国，要么就转化为海盗。西班牙在再征服运动胜利后，驱逐大批穆斯林出国，也导致他们流亡为海盗[36]。近代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殖民活动，也都离不开后两个原因。尤其在古代造船、航海、海洋气候学还未发展之时，如果没有极强烈的求生欲望、金钱欲望或宗教使命感，很难说服一个人去冒那么大风险（可以参照鉴真七次东渡）。
但避难和宗教使命一般在到达目的后就告终，惟有经济因素才会刺激人们不断地航行。所以在世界史上，海盗常常是各个海域最早的航海者。在西方历史上，地中海最早的航海者，经常既是水手也是海盗。实际上，海盗、水手、商人、航海家……常常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已，随时可以按要求而变化。
这在崇明海盗史上自然也不例外。朱清成为中国海运史的创制人，并参加对日本和越南的海上远征，并非偶然，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才是最熟悉海洋的人。海盗和陆地上的土匪不同，他们的“作案成本”更高，至少要配备船只——而且速度要快过一般渔船，否则无法进行抢劫；武器自然也必不可少。相比起土匪，海盗也更显得是一个“技术性工种”，对海道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流动范围更大，了解各地情况，必要的话甚至得懂外语（如郑芝龙就能讲流利的日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在不能抢劫的时候，还得做做生意。
在朱清之后，崇明本地很少再出现远洋海盗，多数仅仅满足于盘踞本岛或骚扰邻近海岸，作战半径很少超过100公里以上。崇明作为一个农业地区，渔民一向是边缘人群[37]，但自元初以来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沙船及航运著称，这很难说与海盗无关。
沙船作为一种适应浅水泥沙海岸的船舶，在中国海运史上曾有突出贡献，任何水运史都无法忽略[38]。因为当时海运大抵是沿海岸线在内洋航行，而自长江口到淮海、胶东一带，多沙洲浅滩，只有这种平底沙船可行。直到1880年西方轮船大量出现之前，沙船一直是长江口到北方航线上的主要船只。
崇明岛对外航运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完全以对北方航线为主，其原因很可能也与朱清运漕粮获巨富有关。运粮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航运事业之一。清末，崇明到北方的航运主要前往烟台、天津、牛庄（营口）等地，这些北方航线在此前已延续很久，如1774年（乾隆39年）崇明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
这一贸易中，崇明一般以输出粮食、土布为主，而到北方换取大豆等物品，一度使崇明的油车桥一带颇为繁华。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东北，东北的大豆和豆油不准运往上海，崇明土布也不能在东北畅销，加上以潘开道为首的海盗在东海抢劫船只，北方航路基本断绝。加上西式轮船逐渐取代沙船，如今大帆船只能到江南代客运货，以获微利，纱布庄则大多改行买卖洋布，其衰落也必不可免
但避难和宗教使命一般在到达目的后就告终，惟有经济因素才会刺激人们不断地航行。所以在世界史上，海盗常常是各个海域最早的航海者。在西方历史上，地中海最早的航海者，经常既是水手也是海盗。实际上，海盗、水手、商人、航海家……常常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已，随时可以按要求而变化。
这在崇明海盗史上自然也不例外。朱清成为中国海运史的创制人，并参加对日本和越南的海上远征，并非偶然，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才是最熟悉海洋的人。海盗和陆地上的土匪不同，他们的“作案成本”更高，至少要配备船只——而且速度要快过一般渔船，否则无法进行抢劫；武器自然也必不可少。相比起土匪，海盗也更显得是一个“技术性工种”，对海道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流动范围更大，了解各地情况，必要的话甚至得懂外语（如郑芝龙就能讲流利的日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在不能抢劫的时候，还得做做生意。
在朱清之后，崇明本地很少再出现远洋海盗，多数仅仅满足于盘踞本岛或骚扰邻近海岸，作战半径很少超过100公里以上。崇明作为一个农业地区，渔民一向是边缘人群[37]，但自元初以来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沙船及航运著称，这很难说与海盗无关。
沙船作为一种适应浅水泥沙海岸的船舶，在中国海运史上曾有突出贡献，任何水运史都无法忽略[38]。因为当时海运大抵是沿海岸线在内洋航行，而自长江口到淮海、胶东一带，多沙洲浅滩，只有这种平底沙船可行。直到1880年西方轮船大量出现之前，沙船一直是长江口到北方航线上的主要船只。
崇明岛对外航运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完全以对北方航线为主，其原因很可能也与朱清运漕粮获巨富有关。运粮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航运事业之一。清末，崇明到北方的航运主要前往烟台、天津、牛庄（营口）等地，这些北方航线在此前已延续很久，如1774年（乾隆39年）崇明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
这一贸易中，崇明一般以输出粮食、土布为主，而到北方换取大豆等物品，一度使崇明的油车桥一带颇为繁华。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东北，东北的大豆和豆油不准运往上海，崇明土布也不能在东北畅销，加上以潘开道为首的海盗在东海抢劫船只，北方航路基本断绝。加上西式轮船逐渐取代沙船，如今大帆船只能到江南代客运货，以获微利，纱布庄则大多改行买卖洋布，其衰落也必不可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