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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 。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

概况介绍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据考证，在现代中国，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源于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
乡土文学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

进一步发展
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文学特点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乡土文学的表象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开放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乡土文学流派 概述　　1936年，茅盾在鲁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韩少功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所开创的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韩少功对
马桥词典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 　　《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文学的正名　　1977年4～5月间，《仙人掌》、《中国论坛》等杂志先后刊出若干讨论乡土文学的文章和尉天骢主编的《当前的社会与当前的文学》专栏。银正雄在《坟地里哪来的钟声》一文中针对黄春明、王拓等的小说，指称1971年后的乡土文学有“逐渐变质的倾向”一一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从中再也找不到原来朴拙纯真、温熙甜美的“乡土”精神，而是看到这些人的脸上赫然有仇恨、愤怒的皱纹。而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等文却明确提出文学要“正确地反映社会内部矛盾，和民众心中的悲喜”、“文学运动必须能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或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改良功能。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形成了乡土文学论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此后报刊杂志和一些大学纷纷举办座谈会和发表相关文章，文坛气氛渐趋热烈。可以看到，这阶段乡土文学阵营所受的外来压力还不是很大，它同时也进行着对乡土文学本身的检省和讨论。

台湾社会性质的厘辨　　从1977年8月间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等在《联合报》上发表开始，论战进入第二阶段。这时的论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急剧扩大。据侯立朝统计，至该年11月24日止，《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战士报》、《联合报》等9家报刊发表的抨击乡土文学的文章近60多篇之多（11）。另一方面，《夏潮》、《中华文艺》等也发表了大量反击的文章。二是情势更加复杂化。由于与官方有深厚渊源的一批作家、文人的介入，使原有的现代VS乡土的文坛格局发生变化并进行新的组合。

乡土文学论战的平息　　“乡土文学论战”延续至翌年已渐趋平息。从有关声明中可以看出当时舆论。1978年元月举行的所谓“国军文艺大会”上，“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在大会上发出“团结”的呼吁：”纯正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基本上应该'团结乡土’爱乡土是人类的自然感情，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是高贵的感情，不应该反对的。就算是有些年轻的乡土作家们偶或偏激了点，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过去流传下来的某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反对社会上某些黑暗与不公平，这也可能出自年轻人的一种天赋的正义感，只要是动机纯正的，我们就应该听，应该谅解，应该善意的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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