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我们的教育场所，叫做school，教育形式，叫做education，老师叫做teacher，学生叫做student。老师不是古代的“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在的老师不传道。学生不是古代的“生”。生者，所以学道修身安民也。现在的学生就为找份好工作。所以school也不是学校，学校不是老师站着学生坐着，而是大家都坐着，也不是一个老师面对一群学生，而是一对一的教学。当然education也不是教育。翻译误事，已逾百年。英语的所有词汇，都不能够完全对应汉语的，心不是heart，父亲也不是father。我们的文化复兴，好像要从重编字典开始。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了，这才全而不偏，不是吗？
一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从一百年前上溯到三千年前，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的人才，都是私塾官学系统教育出来的。如今，最后一代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还有一些尚在人间。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到处拜访这样的老先生，询问当年的教育情况，采录当年的读书方法。昨天有人问起，那些老先生都是怎样的人？我郑重回答：不是现实中的人。和他们面对面坐，恍若隔世。他们吟诵的时候，会哭。他们和你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不顾年迈体衰，总是倾囊而授，或又拄杖带我们寻访他人，从未提报酬、版权，也从不怀疑我们是骗子，也从不担忧我们是文盲。他们都会随口作诗，儒经道藏，更是信手拈来。吃饭的时候，能为你解说每一道菜的来龙去脉。走路的时候，能为你指点每一处地方的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他们历尽苦难，死里逃生，却都达观开朗，笑对人生。他们是“士”，周坚老师谓横平竖直立于大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气节不是一个架势，恰恰是亲切，是温柔，是可爱。
我们也认识一些会吟诵，但没有读过私塾的先生。这些先生或从家传，或从学堂、大学，或像我一样从采录习得吟诵。这些先生，就感觉是现实人物。这其中的差异，也难以说清，但就是感觉不同。所以不是吟诵使人不同，而是传统教育使人不同。
您教语文，教文学，教历史，教文化，只要是中国的，是不是就该了解一下古代是怎样教的。您是家长，是学生，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以为知道，以为没有价值，以为古人就是落后。章太炎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对历史的认识从亲眼见到变成了道听途说。我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身边寻访一下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亲身感受一下你以为知道的那种陌生。
在成都讲课，前面一位先生下台前说：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民族是犹太人，中国人太落后了，我们要多向犹太人学习。我接着上台，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迟疑了一会，只好说：恐怕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不知道了。

综合这些情况，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总有个印象，觉得旧社会文盲率高。这是因为1950年的调查数据是80%以上的文盲率，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但是，1860年代，外国传教士曾在湖南一带做过调查，结果是文盲率只有60%，而且还是一般的县镇山区。在城市，文盲率会低于50%。一百年间，文盲率的飙升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战争，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百年。另一个更重要，是教育体制的急速更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旋即废止读经，政府只承认新学堂的学历。私塾大批消失，而新学堂却一时寻不到教师。今天全国都难觅国学教师，情况不是一样吗？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当年教育转型太急，以致于广大县镇农村，包括许多城市，新学堂一时难以建立，建立起来质量也没有保障，而私塾已经大量消失，结果是两代中国人，大批失去了受教育机会，文盲率一下子上升了近一倍。以前，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识字的，所以这个国家，叫做文明古国，这个地方，叫做天朝上邦。
不仅如此。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教育并不是以识字为必须的。教育的目标，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族群有用的人，一个人生幸福的人。苟能如此，何必识字？慧能大师就是明证。
以前不识字的人，也受教育。我们采录到了很多不识字但是会大篇背诵《三字经》等蒙学，或者评书曲艺、戏曲民谣等等的人。北京老天桥的相声，有《歪说三字经》、《歪说百家姓》、《歪说四书》等段子。那时候相声可是撂地说的，围观的多贩夫走卒，十秒钟不让人发笑，场子就散了，可是要发笑，就得先背得过这些书。这就证明一般观众都是背得过这些经典的。《歪批三字经》我也听过，几乎把《三字经》的内容说了一多半，你没读过，真是一句也笑不起来。以前听评书说《三国》、《英烈》，那不是教育吗？看戏演《包公》、《梁祝》，那不是教育吗？农民也不是只有祈福求利习俗的。闻刘备败则悲，听徐达胜则喜，知耻而勇，知义而信，这就是人格的养成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家教门风了呢？一个原因是，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糊口甚至发财的职业，不是教师的人，或者教师在八小时之外，都很少再从事教育工作。家庭、社会的教育经常跟学校教育唱反调。这也说明，学校教育的理念没有贯彻到每个家庭。不过这也不是说学校的理念就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个深入的思考。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教育子女。自己就没有素养、没有人格，如何激励孩子？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庸俗猥琐、无知无畏、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对孩子持续的反面教育。有几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敢说气节、人格？门风已堕，谈何传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文化复兴，往往从零开始。一穷二白，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有人说，是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整体呈现无信仰、无品格、无作为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会有反右、文革？积极进行反右、文革的不也是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伟大领袖一个人想做就能做的事情。得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什么？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蔑视，对传统品格的集体抛弃。结果是学习西方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独立人格。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其实反右、文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尽管是割裂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的信仰。改革开放再次延续西化未完的进程，到九十年代教育产业化，知识分子才真的彻底失去了信仰。教育产业化，老师上了台，还有什么脸面对学生？学生说：你不过就是来赚我钱的！我给了你钱，我就是上帝，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师道不存，学生的需求被摆在了第一位，上学是为了找工作，职业规划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教育不再以人格教育为首要，是教育的堕落。这与全面否定古代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现在可以专门说说古代的学校教育了。
前面说，古代的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零岁到三四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是中国词儿，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三、四岁到六、八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三岁、四岁开蒙，进蒙馆。六岁至八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下文再详细说。
六、八岁到十二、十五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十二、十五岁到二十、二十五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二十、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十五岁，有时甚至到四十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以前往往被我们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古人也有专业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学习专业要拜专业的老师，但也是文人，不是工匠。专业看自己的兴趣了，有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都是可以学的。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去交游。交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为出仕做官做准备。在做官之前，必须先了解官场，也要了解国计民生，还要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声誉名望。杜甫玩到了三十六岁，才去考科举。古人也有很早去考科举的，那是为了练手，历历场，如果真是为了考取，那就走偏了。古人对于年少中举者，不贺。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去做官了，非家族之幸也。将来为祸国家，连累宗族的，就是你。以前常有人跟着西方学者指责科举，说不考政治经济学，不考行政管理学，不考金融贸易学，只考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官员都是啥也不懂的书呆子。果真如此吗？那中国早就垮于两千年前了。看看史书，中国的官员真是什么都不懂吗？实际上好像每个人都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你可以说那都是师爷干的，可是师爷也是文人哪。况且老爷啥都不懂，师爷也无法可施。他们什么时候学的这些知识？就是这十年交游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三十、三十五岁到七十岁，是出仕做官时期。当然，做不了官，就做老师，都是行道布道。不做老师，也可以做隐士，修身齐家，一样起作用。
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下面主要说蒙馆、学馆、官学三个时期，尤其是蒙馆时期的情况。

老有人指责我们古代的教育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性、压抑感性，一说到学习传统教育，就质问：那创新能力怎么办？我们培养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现在到处都在说“创新”，弄个城市精神也有“创新”。要知道当喊出一个口号的时候，一定是缺那样东西的时候。到处喊“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到处缺“创新”。喊“国学”，就是缺“国学”。喊“环保”，就是缺“环保”。同样的道理，西方教育喊“个性”、“差异性”、“创造性”、“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缺这些个。华德福也好，蒙台梭利也好，现在也都不是西方教育的主流。我们古代的教育，一直喊“规矩”、“道理”、“次第”，因为我们缺这些个。我们的教育，太个性了，都一对一了，还要怎么个性？所以我们从不谈教育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太富有创新性了，所以也从不谈创新。——这是真的吗？我想有人又会这么问。是真的，往下看后文会明白。——子曰：温故而知新。学吟诵的都知道，“而”是虚字连词，当长读，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它表示三层涵义：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先温故后知新、温故了就一定要去知新。创新从哪里来？从温故来。你觉得这是谬论吗？可是伽达默尔也这么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所以我们的古代教育，重经典，重基础，重传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缺创新能力？答案一目了然。是古代文人的创造能力强，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创造能力强？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作为天天面对当代大学生的老师，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我都快让他们愁死了你知道吗！
哪怕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头一天一起入学，第二天，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性急，就读《中庸》吧。一个人性慢，就读《孟子》吧。学习的内容不同、教法不同、进度不同、考试的标准也不同。这就是一对一教学。现在连博士生也没有这个待遇，就算这位博导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了，他心里还不平衡呢，而教法恐怕也和教别的学生一样，是名为一对一，实为一对众啊。而我们古代的学童，是从三岁开蒙就是一对一待遇的。怎能相比！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所有的私塾先生都做到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有混混。但是我们要学那好的，不是吗？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

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老师们会讨论一个班的教学，到底是以好学生的需求为标准，还是坏学生的，还是中等学生的。这本身就是对因材施教的背弃。
现在的很多教育辅导班，打出了一对一辅导的招牌。可见一对一教学是多么有魅力。可是以前的一对一教学，比现在的辅导班、家教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现在有标准答案，那时候没有。一对一冲着标准答案去，最终还是一刀切。没有标准答案，才是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有人说，古代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吗？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是，所以八股文有问题，为主流教育所诟病。但是，八股文正名是制义，是王安石发明的。王安石发明时，原意正是要打破标准答案。看看他做的八股文，个人之见横溢喷涌。所以八股文的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圣贤不在了，你要出来代替他们说话。你要说的跟他们一样，要你何用？明代以朱注为标准答案，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流弊深远。而另一方面，你看见大家都在骂八股文，不是证明核心的教育并没有被八股文带走吗？八股文只考四书五经，都是先秦的作品，所以徐灵胎骂道：“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真的只背四书五经和注疏的，其他不读的人，是被人笑话的。文人哪个不会诗词文赋？哪个不会琴棋书画？哪个没读过诸子百家、史记通鉴？哪个不知道天文地理、农业水利、政治经济、中医武术？若这些个不会，这个文人没脸出去见人啊，怎么跟人交往啊！所以说，尽管科举不考，但是文人的教育，还是很丰富、很深厚的。因为儒家的教育，从来不以国家考试为目的，也不承认国家考试是指挥棒。中国的教育，向来是私人教育为主流。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岂是有限的考试所能指挥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我看过不少学校和私塾，学校就不说了，现在私塾也难见一对一教学的。大家都是一本课本在手，一群孩子一起教。我想是很多人还不了解古代私塾教育的缘故。但是，也有人知道了一对一教学，还是不能去做的。我也听到很多老师的反映：这个太难了！不适合现状了。现在教一个班都课时不够用，再一对一，怎么教啊？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课时，甚至没有合适的教室。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古代的私塾，一般只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书院，一般有几位先生，分别教学，也是一位先生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教的？您要说，我是面对五六十个学生啊，那么您就是三四倍的学生而已嘛，可是私塾先生是包班制，他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书法绘画全教啊。您把其他课的老师都算上，现在我们学校的师生比例也是一比十几到二十的样子。完全做得到啊。关键是怎么做。

首先，一个老师要能承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品德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对于小学来说，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是完全有可能的，特殊的课程的确不能上的，可以独立出来，比如体育。有的老师会说，我教一门就那么多学问，怎么能教好几门？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的确即使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也是门学问啊，往深里说也是深不可测，但是，教得差不多是不需要太多精力的，而且不同的课互相之间还有辅助功能。古人做得到，现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也应该有此决心。
即使西方科学不适合一对一教，那么至少语文等中国文化课可以尝试改。如果不适合全部一对一教，那么至少尝试某些时候一对一教，但是一对一要形成主体才好，这样才能形成学生的一对一学习习惯。而且，一切都是尝试，也未必西方科学不能一对一的，至少某些时候。
这样的结果，就是班级变小，但是每位教师的授课时数增加。这里有个教师的劳动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上不上课，老师们都是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授课时数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量一定增加，只要您会教。
现在我们即使面对20名学生，也还是不会一对一。除非真的只面对一名学生。这就是教学方法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

五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学校的班级设置，是纵向混合班。现在我们都是横向混合班，是跟西方学的。纵向混合班，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学，蒙馆学馆从3岁到18岁都在一个班上，县学府学从15岁到50岁都在一个班上。
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横向混合班？是为了学生有伙伴吗？伙伴不一定是同龄的，况且下了课还可以找同龄人玩。是为了学习时互相帮助吗？这个好像是纵向混合班的优势哩。所以说到底，横向混合班，是为了统一的教学。还是西方世界观的问题。
古代的私塾官学，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桌子，没听说两人一桌的，还划线分桌。这些桌椅的摆放、形式，都是与教学目的相关的。有时桌子也各各不同，因为是从各家自己搬来的。桌子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您知道鲁迅在他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吧。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很重要。
上课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声，但又不能大声，免得影响别人。这个度的把握，就是以先生听得到为尺度。先生坐在前面，可能正在给一名学生授课，也可能自己看书，但是他的耳朵听着你呢，每个学生，谁念谁不念，谁在念什么，他都听着。谁念错了，他就知道，就可以出声纠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这样描述过啊。我们也采录过很多老先生，证实的确如此。
每个学生都在出声读，但又不影响别人，这种小声读的情况，古代有个词形容，叫做“书声琅琅”。现在好多人都写错字，写成朗诵的“朗”。什么叫“书声朗朗”呢？就是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大声读书。但是，是玉旁的“琅”啊，美玉的意思。两块美玉相碰，还大声，那不碎了。“书声琅琅”，是形容读书的声音像两块美玉轻碰，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声音不大，而且各各不同，但是汇聚在一起又很好听，因为它是吟诵的，是唱的！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各自读书，旋律优美动听，声音不大但是汇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叫做“书声琅琅”。
好了，每个学生都在小声读，先生听得见，当然学生也听得见。但是声音的音量不大，可以使你在不想听时，在自己读书时屏蔽掉别人的声音，可以专心读自己的书。你会说，这个音量控制太难啦，当然啦，不训练当然难啦。你觉得笔直坐好手背后容易吗？还不是可以做到？就是个训练而已，很快就可以学会的。还有人说，别人在边上读书，我一定看不进去自己的书。那也是训练问题。从3岁开始练，不信你不行。

以上说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第一步，授书（上书）。那么一天授多少次书？一次授多少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古代蒙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2到4小时。学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4到8小时。古代有很多“儿童十二时辰图”之类的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儿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嬉戏。学习上课的时间很少，作业也很少，或者没有。在这几小时的时间里，授多少书，由儿童自己决定。因为他上完了书，要回去背。背会了，要给老师检查。什么时候背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背会了，就举手告知先生，于是再次上去。所以是学生掌握着学习进度。当然老师也会适当干预，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私塾是共识。学生进入这个集体，很快就会适应由自己来决定学习进度。
一次授书的内容并不多，像开蒙的时候，一般就是十个字左右，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一次授书的内容。到大一点，就到二三十个字。到学馆，一次一般也不会超过一百字。一天上多少次书？我们采录到的，最多的一位先生，是一天十次。他说，我小时候是神童啊，一天可以上到十回书啊。那么别人呢？他说，一般也就三四次，也有甚至一天就一次的。可见，大概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或者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一天的学习内容，在几十字到一两百字之间。这个进度，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慢，可是您算算，这是每天新学的内容，就按一天一百字，一年就是三万字，十二到十五年的私塾学习，就至少积累了三五十万字。关键这些都是熟背的！此外还有泛读，泛读是私塾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学习新课，还要复习旧课。复习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事情，这样循环不已，才能没齿不忘。
古代文人能背过多少字？一般在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之间。大家都听说过茅盾能背《红楼梦》吧？随便打开一页，他都能背下去。能背《红楼梦》的不止他一个。《红楼梦》一百万字。这还是当玩的。真正要背过的，首推十三经。科举要考的。八股文是从十三经中随意抽取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就以此为题作文。所以十三经都是要背过的。十三经多少字？据南宋郑畊老统计，周易24207字，尚书25800字(近人黄侃除去伪古文，则17925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仪礼56115字，礼记99020字，左传196845字(孔子春秋本文18000字)，公羊传(清阎若琚统计)44075字，谷梁传(清阎若琚统计)41512字，论语13700字，孝经1903字，尔雅13113字，孟子34685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共计641326字。

为什么歌词好记？因为它是唱的。以前我们的诗文都是唱着背的，这就是吟诵。吟诵比现在的唱歌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你自己的调子！所有的经典、诗文，都是你在作曲，是你自己的流行歌。你自己创作的歌会记不住吗？
还有人说：有必要背那么多吗？你看人家美国学生就背的很少。是，当然，那是西方文化嘛。前面说了，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掌握道可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敬。”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比如子游看来是能养不能敬父母，子夏看来是对父母态度不好，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孝？你要是这么去问孔子，他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做一个回答。你要是说：“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吧！”孔子就会像达摩那样回答：“把你们带来我看！”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但是，又不是说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看到太极图了吗？那就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没有核心，只有不断变化着的不同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这么表述其实还是不准确的。真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是错。就像吟诵也是一样。我一直在强调吟诵的规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太不守规矩了，可是，我若生在宋元明清，我定要强调突破规则。规则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只不过，每一次突破要有理由，不能没道理。好了，一个人，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恰好针对那个人的情况的，这个人当然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这就是得了“道”的人。得道之人和得公式之人，差距有多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背和不背是不一样的。背全文和背选本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西学可能差不多，对于中国学问，却差距很大。《论语》492章，如果只看过选本100章，那392章都没看过，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如瞎子摸象，只得其道的几个侧面。比如只读了孟懿子问孝，那就以为孝是无违于礼。其实这只是孝的一种表现。而要命的是，如果固执于这道的侧面，排斥其他的孝的表现，结果还不如不知道什么是孝呢，有害无益。所以，要读就读整本。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章太炎先生反对教育改革“目学变耳学”了吧。教材、课本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化来说，常是弊大于利，甚或流弊无穷。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教育没有课本，都是读原著，整本读。都要整本读吗？那也不是。如此固执，就又是有违大道了。不是所有的都整本读，都要背过，而是重要的要整本读，典范的要背过。哪些是重要的、典范的？大家有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十三经。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至于其他的，哪个更重要，更是因人而异。十三经内部也不同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孟子》，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左传》。如此丰富多变，可是跟今天还是有质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基本不读原典，读也只读极少量的选本，而且还是配着教材做着西方式的解说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大家从中看到了什么？就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实老师授课的时间不长，每个人一次授书也就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一天下来，老师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您没看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吗？他的先生寿镜吾每天都有很多时间在自己看书。他的授课时间，每天能有四小时就很不错了。有的私塾先生还要自己备考，还要去考科举的。怎么这么清闲？因为学生是自学为主的，老师只引导、点拨。这没有什么，只要从小形成习惯就好了。现在我们的教学，老师就是学生的学习保姆。不厌其烦地讲啊讲啊，学生都理解的，还在讲，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精力。学习的效果怎样？反正寿先生培养出了鲁迅。
除了授课，还有复习，还有会讲，还有考试。这些都是读书的内容。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学习内容，像习字、作文、唱歌、弹琴、跳舞、游戏、武术、农耕、下棋、学医等等。
复习，是每天都做的事情。不断地滚动，不断地重复。
会讲，是讨论课。出一个题，大家讨论，检验学习成果，发表个人高见。当然是水平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古人是非常重视辩论的。切磋和讨论，也是学习得真知，尤其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就是会讲。会讲最后，老师点评。
这是一位老师主持的会讲。在官学和私学书院，常有两三位老师共同主持的会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因为老师们之间，意见并不一定统一。看老师们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又参与讨论，这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它所达到的学习效果，也是巨大的。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会讲，都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事。史载，随着会讲的热烈进行，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台上台下的辩论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学子们的马喝光了。这个传统一直为儒学所继承。

六
现在说说读书以外的教学。
先说识字。
古代的教育，是在蒙馆解决识字问题的。进了学馆，先生不管识字，就是没有识字课的专门内容。先生会教怎么查字典，学生有了难字也可以请教，但是，没有专门教识字的时间。识字，是要在六岁以前通过自由阅读关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采录的，采录了六七百位私塾出来的先生，而且有大量的文献为证。这个事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编有《不二字》这样的书，就是识字课本，把蒙学中重复出现的字去掉，剩下的就是生字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共是2250个不二字，其中2000个左右都是常用字。蒙学不是只学三百千的，还会学点别的，声律启蒙啊，千家诗啊，于是识字量就过三千了，经常能达到四千字以上。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关辛秋教授，她的父亲老关先生，是安徽人。我们采录过他。关先生四岁开蒙，六岁父母双亡，家庭出了变故，他一下子成了流浪儿童。就是两年的蒙学学习，很明确。他流浪流浪着，就流浪到了新四军那里。新四军收留了他。收留的那天，新四军的首长看着他问：“小鬼，认字吗？”他回答：“认得。”“认得多少？”“不知道！”首长就笑了，指着里屋说：“去，到里屋去，自己数数，认得多少字！”他就去了里屋，很认真地数自己认得多少字，半天，出来跟首长说：“三千多字。”首长很惊讶，这么个六岁的孩子认得三千多字，太好了！于是，他就做了新四军的情报员。因为他小，鬼子不注意，他可以这边看了书信，到那边背给别人听。老关先生是位老**，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这个材料很纯粹，两年的蒙学学习，就是三四千字的识字量。
三四千字，对于汉语来说，就是自由阅读线。有了这些字的基础，就可以阅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古代的儿童，是六岁就可以读任何他想读的书。我问过很多先生，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督促他学习的，像叶嘉莹先生、钱绍武先生等很多先生都说，没怎么样啊，就是父亲的书房是开放的，我可以去看任何书。看任何书有个条件，就是识字过三千。关键是他从六岁就自由阅读，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爱读书。现在我们的学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识得1700字，据说还在减负，要减成1500字。到了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才有自由阅读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只能打游戏，看喜羊羊。所以现在的儿童不爱读书。有人说：他可以看儿童文学！是，我也支持儿童文学，但是，有一点需要了解：儿童文学不能只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成人用儿童的语言和较少的常用字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如果没有成人写呢？如果成人写得不好呢？就只能看不到了。就算是所有成人都来写，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因为每个儿童都是不一样的。况且，用少量常用字，很难传达出文化的深层。您说，等他长大了读！可他从小就看到的是这样的浅层的文化，未必长大有这个读书的兴致。又况且，儿童不是只能读儿童文学。儿童也需要直接阅读成人的作品，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很重要，对于他形成真实的社会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儿童有自由阅读能力是好事。

但现在教育界主流反对儿童早识字、多识字，这个理念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教育学认为，儿童的感性大于理性，而识字是理性的，所以过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举双手赞成这个理念的内涵，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西方的文字和汉字不同。西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现在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不是（还有东巴等极少数文字，但那只是巫师用的）。拼音文字是用理性记忆的，汉字不是。去年香港的温金海先生转给我香港大学脑神经专业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把这个成果的结论页作为免费资料提供给了所有吟诵学会会员。这项研究是汉语学习和学习英语的脑神经作用的对比，历时多年完成，结论说：学英语主要用左脑（逻辑），学中文主要用右脑（形象）。所以，如果要尊重儿童，那么西方儿童应在6岁后识字，而中国儿童应在6岁前完成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了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简单。象形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主要是音。一个儿童从一岁起就知道桌子念desk，长大后背过26字母，桌子怎么拼？desk。就这么简单。易学易记易用。象形文字就不同了，难学难记难用。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坚持象形文字？因为，我们的汉字跟一般的象形文字又不同。他们找到了一条象形文字也简单实用的发展之路。
汉字是声旁为核心的音形义一体文字。比如“辰”，这个字的甲骨文是
，字形像一个人手拿着东西打击一个贝壳或者石头。它的上古音大概是zhən，是一个浊齿音声母，加半闭元音，加鼻音。浊齿音是用力的意思，鼻音表示有过程有回味，半闭或半开元音表示有不大的动态。合起来，是震动、打开的意思。您读读这个音，是不是有震动的感觉？这就是语音的产生机制——象似，以口腔的发音过程模拟语义。好了，辰是震动，所以女人肚子里有震动为娠，虫子在洞穴里动为蜃，太阳震动着离开大地为晨，手震动为振，下雨的天空有震动为震（雷）。这就是汉字的诞生机制。
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不讲语音的意义，不能叫语文！一个汉字，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声母、这个韵母、这个声调？全是有道理、有来源的。
汉字的字形，与其他民族的古老象形文字也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很难再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字形与巫术太相关了，符号性太强。我们的汉字，甲骨文大部分都猜得出来，因为它主要使用生活意象，这些意象，到现在大部分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眼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汉字今天还可以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生动有趣。
再也不要说形声字就是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所以汉字是走在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半路上，落后了。不是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从象形开始，不断地抛弃含义以简化，最终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从指示到会意到形声，更加复杂化，是高度发展的象形文字。结果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拼音文字。我们的汉字，是有多美丽、多高雅、多深厚！我们的文明没有断，难道与此无关吗？再联想到中国的儿童因此可以早识字，在欧洲儿童还是文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书了，我们始终高度发达的文明难道与此无关吗？想到这里，不由得对我们的祖先要顶礼膜拜，还有无限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