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淫完欧洲,开始意淫亚洲。新儒家们先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称之为“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这样一来,使人马上觉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达的工业文明与儒学分不开;同时,还让人觉得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好像经历过汉唐、宋明几代,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会有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现在进入了第三期儒家文化期。给人的另外一个感觉是,中国经历了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后,今天突然进入了一种不知名的文化期,这种文化上的断裂是由别的一些国家来弥补的,即“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来替中国继承文化的。那么,中国是不是今至还没有走出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至今是不是还徘徊在中世纪儒家文化的阴影里?
实际情况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所以它们今天也谈不上是什么“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历史上它们受汉儒文化的影响较深,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它们那里找到一些汉儒文化的影子,仅此而已。新儒家们之所以称它们是“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是针对它们的工业文明而言的,旨在夸大儒学的“先进”与“合理”。他们说“日本的一些大企业用儒家思想来协调人际关系,用《论语》中的经验之谈来调节人事矛盾。在日本,《论语》至今还很畅销,在国内却倍受冷落……”
何止如此!日本人还在潜心研究《史记》,总结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便在现实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人在攻打伊拉克之前还在认真研究《孙子兵法》,以便百战不殆呢。同是火药和罗盘针,“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论语》在国内为何“倍受冷落”?因为在中国,儒学主要不在书本上而在社会乃至空气中,中国人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市井小民,也不管他才富五斗或目不识丁,人人心中自有一部高深或朴素的《论语》,寻常百姓的口头语中我们常常都能听到《论语》中的精言妙句(当然不是原话),那实际上是孔夫子在的咳嗽。“学也,禄在其中。”——今人不会用这句原话教育孩子,但还是用这个意思教育孩子的。中国人“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儒的基因它早在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渗进了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新儒家们反复谈到日本文化和高度发达的经济,以此想说明儒教的合理和永恒价值。不错,日本在历史上的确“汉化”得很厉害,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从整体上说日本的文化模式已不再是汉儒文化了。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中国的国家观念,提出了“与中国诀别”。不要忘了,近代,日本也是西方列强中的一员。二战后,由于受美国的“接管”,日本几乎全盘“西化”了。今天它的文化是多元的,欧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民主”早已代替了中国的国家观念、宗族等级观念。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正好说明了儒学没落。
新儒家们还把新加坡现代工业文明说成是“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一旦和“儒家伦理”结合,就会像生物学上的杂交一样产生一种新奇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儒”和“资”根本不可能结合,就像水族根本不可能爬上陆地和肺呼吸动物结合一样。“儒”只能和钟爱它的“封”结合,今天它很难再找到它的结合对象了。因此,权贵者急,因为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儒家伦理得以维持的;想做权贵者而不得的新儒家们更急,于是,就有了种种的献辞。
新加坡只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进行过一些矫正,这是事实。新儒家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结合什么矫正什么,他们只是在提倡一种现代儒教罢了。他们把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斥为“民族虚无主义”,不服气地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越是发达越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我们呢?”
实际情况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所以它们今天也谈不上是什么“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历史上它们受汉儒文化的影响较深,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它们那里找到一些汉儒文化的影子,仅此而已。新儒家们之所以称它们是“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是针对它们的工业文明而言的,旨在夸大儒学的“先进”与“合理”。他们说“日本的一些大企业用儒家思想来协调人际关系,用《论语》中的经验之谈来调节人事矛盾。在日本,《论语》至今还很畅销,在国内却倍受冷落……”
何止如此!日本人还在潜心研究《史记》,总结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便在现实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人在攻打伊拉克之前还在认真研究《孙子兵法》,以便百战不殆呢。同是火药和罗盘针,“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论语》在国内为何“倍受冷落”?因为在中国,儒学主要不在书本上而在社会乃至空气中,中国人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市井小民,也不管他才富五斗或目不识丁,人人心中自有一部高深或朴素的《论语》,寻常百姓的口头语中我们常常都能听到《论语》中的精言妙句(当然不是原话),那实际上是孔夫子在的咳嗽。“学也,禄在其中。”——今人不会用这句原话教育孩子,但还是用这个意思教育孩子的。中国人“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儒的基因它早在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渗进了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新儒家们反复谈到日本文化和高度发达的经济,以此想说明儒教的合理和永恒价值。不错,日本在历史上的确“汉化”得很厉害,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从整体上说日本的文化模式已不再是汉儒文化了。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中国的国家观念,提出了“与中国诀别”。不要忘了,近代,日本也是西方列强中的一员。二战后,由于受美国的“接管”,日本几乎全盘“西化”了。今天它的文化是多元的,欧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民主”早已代替了中国的国家观念、宗族等级观念。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正好说明了儒学没落。
新儒家们还把新加坡现代工业文明说成是“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一旦和“儒家伦理”结合,就会像生物学上的杂交一样产生一种新奇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儒”和“资”根本不可能结合,就像水族根本不可能爬上陆地和肺呼吸动物结合一样。“儒”只能和钟爱它的“封”结合,今天它很难再找到它的结合对象了。因此,权贵者急,因为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儒家伦理得以维持的;想做权贵者而不得的新儒家们更急,于是,就有了种种的献辞。
新加坡只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进行过一些矫正,这是事实。新儒家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结合什么矫正什么,他们只是在提倡一种现代儒教罢了。他们把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斥为“民族虚无主义”,不服气地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越是发达越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