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东进
【内容提要】一个远离中国现实和传统的西方人,摘取中国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就显得粗浅、可笑。渴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于是只好意淫;但如果面对现实的话,这样的意淫也太离谱;那么,只好逃离现实——双脚离开大地,在真空里意淫。不管是老儒、新儒,他们都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一点看来永远不会改变。
近来,看一些新儒家的言论,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这些新儒家从遥远的国度而来,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以及思维方式与他们毫无相干;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在过去的传统里,它们跟现实也没一点联系。(假如传统文化与现实没一点联系, 那么一切传统文化的探讨都是多余的。)
他们说话、行文的方式无疑是中国人特有的,非常符合传统;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象一个西方二三流“汉学家”的。比如,他们只知道摘取先秦儒家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说明我们文化的特性,因此得出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
死死抓住古人说过的一两句话来说明问题,这是新儒家们一惯的做法。分析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个人有点相似,一个懦弱的人并不一生都说懦弱的话,但懦弱者就是懦弱者,并不因为他曾说过的一两句豪言壮语而断定他是个壮士。分析一个民族的文化,看这个民族性格就足够了;而现实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般,直接跟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说穿了跟文化有关(参考文章《文化与现实》)。如果古人说过的只言片语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和新儒家完全相反的结论。
一个远离中国现实和传统的西方人,摘取中国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就显得粗浅、可笑。渴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于是只好意淫;但如果面对现实的话,这样的意淫也太离谱;那么,只好逃离现实——双脚离开大地,在真空里意淫。不管是老儒、新儒,他们都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一点看来永远不会改变。
为了说明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先进性”,新儒家们从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一直扯到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又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绕到亚洲一些所谓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谁也没有否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合理性,它曾经(宋代的第二次“儒学革命”之前)的确是合理的。新儒家们抛开中国历史而直接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入手,显然是为了儒家思想显得更合理——永恒的合理;更先进——超前的先进。他们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启发了欧洲文化启蒙思想家的头脑,儒学中的‘人文思想’充实了他们理论上的不足;‘君轻民重’的思想则成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有力武器……”通过广证博引,试图想告诉人们,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乃至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启发而发生的。(可惜的是,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中国却一直没有发生这样的“运动”和“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不管是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还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躯,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极其有限(新儒家们何尝不是如此);再次,我们还要弄明白,自始至终,他们只是利用了儒学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主要是通过拼凑的儒家格言);他们并没有用儒家思想去启蒙什么进攻什么。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长期被一种偏执狭隘的宗教意识禁锢着。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除了一个“公教”(基督教),一种“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外,再也没有什么宗教和文化存在。当欧洲一些思想家看到中国这个非基督的世界后,首先感到的是震惊,震惊之后自然会产生兴趣。新儒家们用欧洲人的好奇来证明儒教的合理与先进。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引起欧洲人兴趣的事物就一定是合理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儒学中没有超自然的神秘信仰”,这看上去的确“要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新儒家们又一次把欧洲人对儒教的看法当作自己对儒教的看法了。由于儒教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所以,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就打出了儒学“理性”、“天人合一”的旗号,用它作为抨击欧洲传统偏见和基督创始说的武器。但是他们所要的“理性”,仍旧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理性——即针对神权而要伸张的人性,而儒学中的“理性”则是忍让与克制,目的是压制人;欧洲文化启蒙运动反对的正是神权统治下的等级秩序,而儒学中的“理”就是“天理”,就是等级秩序;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解放人,而儒学的目的就是要禁锢人。
【内容提要】一个远离中国现实和传统的西方人,摘取中国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就显得粗浅、可笑。渴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于是只好意淫;但如果面对现实的话,这样的意淫也太离谱;那么,只好逃离现实——双脚离开大地,在真空里意淫。不管是老儒、新儒,他们都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一点看来永远不会改变。
近来,看一些新儒家的言论,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这些新儒家从遥远的国度而来,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以及思维方式与他们毫无相干;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在过去的传统里,它们跟现实也没一点联系。(假如传统文化与现实没一点联系, 那么一切传统文化的探讨都是多余的。)
他们说话、行文的方式无疑是中国人特有的,非常符合传统;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象一个西方二三流“汉学家”的。比如,他们只知道摘取先秦儒家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说明我们文化的特性,因此得出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
死死抓住古人说过的一两句话来说明问题,这是新儒家们一惯的做法。分析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个人有点相似,一个懦弱的人并不一生都说懦弱的话,但懦弱者就是懦弱者,并不因为他曾说过的一两句豪言壮语而断定他是个壮士。分析一个民族的文化,看这个民族性格就足够了;而现实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般,直接跟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说穿了跟文化有关(参考文章《文化与现实》)。如果古人说过的只言片语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和新儒家完全相反的结论。
一个远离中国现实和传统的西方人,摘取中国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就显得粗浅、可笑。渴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于是只好意淫;但如果面对现实的话,这样的意淫也太离谱;那么,只好逃离现实——双脚离开大地,在真空里意淫。不管是老儒、新儒,他们都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一点看来永远不会改变。
为了说明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先进性”,新儒家们从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一直扯到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又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绕到亚洲一些所谓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谁也没有否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合理性,它曾经(宋代的第二次“儒学革命”之前)的确是合理的。新儒家们抛开中国历史而直接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入手,显然是为了儒家思想显得更合理——永恒的合理;更先进——超前的先进。他们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启发了欧洲文化启蒙思想家的头脑,儒学中的‘人文思想’充实了他们理论上的不足;‘君轻民重’的思想则成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有力武器……”通过广证博引,试图想告诉人们,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乃至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启发而发生的。(可惜的是,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中国却一直没有发生这样的“运动”和“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不管是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还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躯,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极其有限(新儒家们何尝不是如此);再次,我们还要弄明白,自始至终,他们只是利用了儒学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主要是通过拼凑的儒家格言);他们并没有用儒家思想去启蒙什么进攻什么。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长期被一种偏执狭隘的宗教意识禁锢着。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除了一个“公教”(基督教),一种“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外,再也没有什么宗教和文化存在。当欧洲一些思想家看到中国这个非基督的世界后,首先感到的是震惊,震惊之后自然会产生兴趣。新儒家们用欧洲人的好奇来证明儒教的合理与先进。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引起欧洲人兴趣的事物就一定是合理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儒学中没有超自然的神秘信仰”,这看上去的确“要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新儒家们又一次把欧洲人对儒教的看法当作自己对儒教的看法了。由于儒教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所以,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就打出了儒学“理性”、“天人合一”的旗号,用它作为抨击欧洲传统偏见和基督创始说的武器。但是他们所要的“理性”,仍旧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理性——即针对神权而要伸张的人性,而儒学中的“理性”则是忍让与克制,目的是压制人;欧洲文化启蒙运动反对的正是神权统治下的等级秩序,而儒学中的“理”就是“天理”,就是等级秩序;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解放人,而儒学的目的就是要禁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