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元代法律确实存在民族歧视政策，但学者们加以引用的上述两组法律，却都存在着《元典章》与《元史》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可能由于史学者非法学出生，引用上述法律本身还存在一定误区。鄙人不才，好歹大学混了四年法科，故将上述两组法律矛盾之处予以指明，以供后人讨论：
先看第一组，即：蒙古人殴杀汉人与汉人殴杀蒙古人之同案不同刑，
此条款即使学者，也常认为可作为元代蒙古人杀人可不偿命的实证，更不要说各种黄ER将其变形为“蒙古人杀汉人赔头驴”就行——流毒至今的黑元著名谎言之一
但事实上，学者引用此条款时非但未能详细甄别《元典章》与《元史》之间的矛盾，甚至连《元典章》本身都存在以偏概全的理解错误。这一组条款其一来自《元典章》诸杀表，由于A4纸限制，原本为一页的诸杀表人为分割成了两页，完整如下：

赎刑，《元典章》规定如下：
【老疾赎罪钞数】元贞元年六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陕西汉中道廉访司申：“犯罪官吏，并诸人有罪，年老或笃废疾病，妨碍科决，不任杖责之人，赎罪钱多寡不一，终无通例。呈乞照详。”送刑部议得：“诸犯罪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残疾，不任杖责，理宜哀矜。每杖笞一下，拟罚赎罪中统钞壹贯，相应。”都省准呈，除外，咨请依上施行。
【民官公罪许罚赎】至大三年十月十八日钦奉诏书内一欵：诸牧民官犯公罪之轻者，许罚赎。
【罚赎，每下至元钞二钱】至大四年三月，江西廉访司奉行台札付：近拠各道廉访司申：“为诸人犯罪，不任杖责，罚赎事例。”移准御史台咨呈，奉尚书省札付：送拠刑部呈，照得：“先奉省判，亦为此事，该：‘准蒙古文字译该：宝哥为头，大宗正府也可札鲁花赤言语：‘在先，中书省俺根底与文书来：“有罪过的人每，七十之上，十五之下，及笃废残疾的，不打有；杖子根底，罚赎中统钞一两”么道，拟定了文书与将来有。至大二年九月内，钦奉诏书圣旨：“至大银钞一两，折至元钞伍两。中统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外，休使者。”么道圣旨有来。今后，七十岁之上，十五以下，及笃废残疾的，这般人每做罪过呵，罚赎的体例未曾拟定有。如今怎生般定夺的，省官人每识者。’’得此。送本部议得：‘诸犯罪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残疾，不任杖责者，前例每杖赎中统钞一贯文。今钦奉圣旨，改造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拟合每笞杖一下，罚赎至元钞二钱；若纳至大银钞或铜钱者，依例准折。如蒙准呈，遍行照会，相应。’”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
从上大致可以看出，赎刑虽然形式上是以财产折抵肉刑，但本质上可视为财产刑（罚金刑），将折抵杖刑的罚金交与被害人亲属（苦主）以为惩罚，罚金数额早期肉刑一下折中统钞1贯，元武宗货币变动后则为至元钞二钱（元典章未能涉及元后期条例，故暂不考据）

戏杀、误杀情节区分较多，主要以肉刑（笞杖）+征烧埋银为主，误杀中存在免罪与死刑，但同样无民族区别待遇，当然，“误杀”那个死刑是否判刑过重，值得讨论，但那是元代刑法局限性问题，而非元代刑法民族歧视性问题，请不要混淆概念

由上述规定可知，《元典章》诸杀情节中，过失导致死亡的情形，依据传统“死流徒杖笞”五刑规律，基本属于轻罪，以肉刑为主（误杀款存在一个死刑），同时，元代因存在烧埋银制度，烧埋银作为附加刑法一并予以规定，但无民族区别对待
再看故意类

我们暂不讨论法律本身规定的是否合情合理，上述条款在现代刑法不会做出如此规定——一律以故意杀人定处，但中国古代，由于存在亲属与奴籍，这样的规定并不罕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项规定着重点在于亲属近疏和奴籍对于主人的侵犯，同样没有民族限制

同时，也请注意一下诸杀表规定的情形：斗杀，不要无限制扩充到其他条款中去，斑马长着马路横道线的条纹，但不等于其他马（家马，野马等）也长，更不等于长得有点像斑马的童鞋（驴子，骡子等）都长横道线——这个不需要贴图说明了吧，否则我真怀疑某些人的智商！

竖版看起来不方便，现将各种情况分段如下：
1、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
2、诸部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
3、诸杀人还自杀不死者，仍处死。
4、诸杀人从而加功，无故杀之情者，会赦仍释之。
5、诸斗殴杀人，先误后故者，即以故杀论。
6、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
7、诸因争以刃伤人，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
8、诸持刃方杀人，人觉而逃，却移怒杀所解劝者，与故杀同。
9、诸有司征科急，民弗堪，致杀其征科者，仍以故杀论。
10、诸醉中欲杀其妻不得，移怒杀死其解纷之人者，处死。
11、诸欲诱倡女逃，不从辄杀之者，与杀常人同。
12、诸斗殴杀人者，结案待报。
13、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
14、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15、诸因閧争，一人误蹂死小儿，一人殴人致死，殴者结案，蹂者杖一百七，并征烧埋银。
16、诸有人戏调其妻，夫遇而殴之，因伤而死者，减死一等论罪，仍征烧埋银。
17、诸殴死应捕杀恶逆之人者，免罪，不征烧埋银。
18、诸以他物伤人，伤毒流注而死，虽在辜限之外，仍减杀人罪三等坐之。

19、诸因争，以头触人，与人俱仆，肘抵其心，邂逅致死者，杖一百七，全征烧埋银。
20、诸出使从人，殴死馆夫者，以殴杀论。
21、诸因戏言相殴，致伤人命者，杖一百七。
22、诸父亡，母复纳他人为夫，即为义父。若逐其子出居于外，即同凡人，其有所斗殴杀伤，即以凡人斗殴杀伤论。诸彼此有罪之人，相格致死者，与杀常人同。 ……
（还有一些无关者略）
23、诸醉中误认他人为仇人，故杀致命者，虽误同故。
24、诸奴受本主命，执仇杀人者，减死流远。
25、诸挟仇杀人会赦，为首下手者不赦，为从不曾下手者免死，徒一年，诸以老病杀人者，不以老病免。
26、诸谋故杀人年七十以上，并枷禁归勘结案。
27、诸两家之子，昏暮奔还，中路相迎，撞仆于地，因伤致死者，不坐，仍征钞五十两给苦主。
28、诸十五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诸十五以下小儿，因争毁伤人致死者，听赎，征烧埋银给苦主。
29、诸瞽者殴人，因伤致死，杖一百七，征烧埋银给苦主。
30、诸病风狂，殴伤人致死，免罪，征烧埋银。
31、诸庸医以针药杀人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
32、诸飏砖石剥邻之果，误伤人致死者，杖八十七，征烧埋银。

48、诸故杀无罪子孙，以诬赖仇人者，以故杀常人论。
49、诸杀人无苦主者，免征烧埋银，犯人财产人口并付其妻子，仍为民当差。
50、诸杀有罪之人，免征烧埋银。
51、诸图财谋故杀人多者，皆凌迟处死，验各贼所杀人数，于家属均征烧埋银。
52、诸同居相殴而死，及杀人罪未结正而死者，并不征烧埋银。
53、诸杀人者，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
54、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
55、诸致伤人命，应征烧埋银者，止征银价中统钞一十锭。
56、诸因争同殴死人，会赦应倍征烧埋银者，为首致命征中统钞一十锭，为从均征一十锭。 57、诸殴死人，虽不见尸，招证明白者，仍征烧埋银。
58、诸僧道杀人，烧埋银于常住追征。
59、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家。
60、诸奴殴人致死，犯在主家，于本主征烧埋银；不犯在主家，烧埋银无可征者，不征于其主。 （……）

终元一世，由于始终没有统一的《大元律》，故而导致《元史》引用了一大堆现在看上去有些哭笑不得的举例子条款，这确实是元代司法一个缺陷（甚至导致很多法制史学者对元代法律不感兴趣）。在撇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条款之后，与《元典章》斗杀相关的大致有这些条款：
5、诸斗殴杀人，先误后故者，即以故杀论。
6、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
7、诸因争以刃伤人，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
14、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15、诸因閧争，一人误蹂死小儿，一人殴人致死，殴者结案，蹂者杖一百七，并征烧埋银。 19、诸因争，以头触人，与人俱仆，肘抵其心，邂逅致死者，杖一百七，全征烧埋银。
21、诸因戏言相殴，致伤人命者，杖一百七。

这里同样有一个不公平的条款“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学者一般将其与《元典章》中的“蒙古人扎死汉人，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并列，并且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认为凭借这一条款蒙古人即使故意杀人也可免罪。但同样，根据《元史》排列，直接性质的故意杀人在前，而这一不公平条款夹杂在一堆各种斗杀情况里，鄙人认为，这一现象同样反应了这个条款属于《元典章》诸杀表中的斗杀部分，不能推而广之到全部刑法条款。但同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条款对蒙古人的从轻处理竟与《元典章》截然不同：
1，增加了适用范围含混不清的条件，《元典章》仅仅规定属于斗杀情况，没有对具体情节加以限制，这里限制了“因争及乘醉”，当然，“因争”可作为广义理解，认为包括在“斗杀”中，“乘醉”，《元典章》未对酒醉做出明确规定（甚至还有矛盾判决），此处“乘醉”是否扩大解释道可以局限在发生争斗的情况（比如扩大至故杀等）又相当不明确，比如蒙古人是否可凭借民族身份回避“诸醉中误认他人为仇人，故杀致命者，虽误同故。”“诸醉中欲杀其妻不得，移怒杀死其解纷之人者，处死。”等条款，同样属于不明确状态。而且还没有《元典章》予以参考，本身已具备了含糊不清与矛盾。
2，刑罚不同，《元典章》规定的是肉刑（杖57），此处规定为“断罚出征”（有点类似我国军职罪中的战时戴罪立功制度）。当然附加刑征烧埋银完全相同。
3，这个属于扣字眼问题了，元史表达为“殴死”，元典章表达为“扎死”，殴死可用器械可不用，扎死肯定要用到器械，但元史中又有“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规定，那么《元史》中有关蒙古人殴死汉人的歧视性规定，究竟是否可以回避“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这一规定？或者说，《元典章》中出现蒙古人“扎死”汉人这一情节，蒙古人是否可以因民族回避《元史》“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条款的死刑？
元典章与元史都是依据元代本身一些法律资料撰写，为何会出现这样两个究竟属于并列关系，交集关系，还是包容关系都无法明确判断的条款，究竟是法律前后期不同，还是收录错误，目前已经无法弄清。

其次，更为诡异的是，《元史》中竟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汉人殴死蒙古将受到如何惩罚的记载！而这些条款：
5、诸斗殴杀人，先误后故者，即以故杀论。
6、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
7、诸因争以刃伤人，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
15、诸因閧争，一人误蹂死小儿，一人殴人致死，殴者结案，蹂者杖一百七，并征烧埋银。
19、诸因争，以头触人，与人俱仆，肘抵其心，邂逅致死者，杖一百七，全征烧埋银。
21、诸因戏言相殴，致伤人命者，杖一百七。
完全以犯罪情节区分刑法，与民族无关，其中既有死刑，也有肉刑，与《元典章》规定的“汉人殴死蒙古人”一律处死再次发生矛盾。

同时，又有一点令人困惑，就是《元典章》作为收录元代实际案例的一部法律汇编，却丝毫没有符合诸杀表中蒙、汉因民族不同处罚的案例，更没有《元史》条款中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而免死出征的案例，导致无法获悉元代实务中如何审判。因此，元代这一组带有矛盾的刑律，在元代司法实践中是否真能蒙、汉之间单纯因民族（不考虑地位官职等）而出现同案不同判情况，目前真无法定论。
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或许就是，至少，即使是这一组矛盾条款，蒙古人打死汉人，也依然不是光赔点钱（或者一头驴一只羊）就真的没事了。
我们这里，暂时附录一个元代不同民族之间故意杀人的案例吧：
【挟仇故杀部民】大德七年七月十四日行台札付该：拠福建道廉访司申：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吓要部涂仲十钞五十锭，嗔恨本人告发到官，请到私宅，窥图性命，众证明白，本官闭气佯死，不肯招承。移准御史台咨：大德五年七月十一日奏过事内一件：‘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涂仲十小名的人，为交贼指着他的上头，五十定钞肚皮与了有。涂仲十廉访司里告着呵，忻都使见识，请唤到他家里打死有。行省再差人问去呵，明白了，推佯死，从实不招有。交行省、行台差好人，拿着硬问呵，怎生？’么道，奏呵，‘拿着硬问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差委监察御史牛从仕，与本道廉访副使张奉议，并行省所委官，一同钦依归问去后，回呈：取到忻都并一干人等招指词因。得此。施行间，大德六年三月初三日钦遇诏赦。除钦依外，议得：忻都系三品牧民之官，贪财谋杀部民涂仲十性命。差官钦依圣旨硬问，其本人巧生奸计，闭气佯死，推此奸恶，情理切害，无有过于此者。又系奸臣阿合马亲侄，当时幸免诛戮，侥幸是聀，又复受賍，谋杀良民，钦遇赦恩，罪经释免。拠本人聀役，理合弹劾，永不叙用，庶合公论。再咨御史台照详，呈奉中书省札：送刑部议得：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因事受賍，挟恨元告人涂仲十告发，请入私宅，亲手打死，即系挟仇故杀，幸遇诏恩，罪经释免。拟合除名不叙，倍追烧埋银两，相应。都省准拟施行。
当然，这个达鲁花赤（元一般以蒙古人担任，偶用色目、汉人，不过实际中相当混乱）此处因为回回籍色目人，因为赦免最终还是抱住了脑袋，但元代赦免确实泛滥，在法条极轻的情况下放纵犯罪，不过，这些都是别话了，毕竟，那家伙活命靠的是赦免，不是民族，否则早就放掉了，当然，乌纱帽（元代确切点是展脚幞头倒是永远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