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者们
漫长的睡眠
　　如果说很难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的突然出现和兴起，则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压倒它的心理学冬眠就几乎是同样困难了，那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像在希腊文化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一样，激发和刺激了一些思想者的兴趣。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些误导性的词，它们暗含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在里面，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整个希腊典盛时期的光芒中，在罗曼娜女神、在基督教对社会的转变中，在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封建制度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出现，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更新，心理学既不是垂死的，也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和社会的变形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答案。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站在学术评论人的立场来做的，在已经做过的工作上再次劳动，而不是作为探索者和发明人来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过使心理学知识产生重大进步的、新的重要思想。
　　也许，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晚期，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辩和深思能够到达的最远边际。他的时代以后，那些对心理学理解感兴趣的人继续依赖这个方法，可这门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它实证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进步。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种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希腊式的社会，罗马式的社会和基督教促使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人仅仅做一些考察先辈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以修改用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东西。
　　然而，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任何科学史上，都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是其实施者在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上做一些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很难控制的事实。在这样的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以期使其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有形变的动物出现时要产生较小的戏剧影响，可对知识的进步却也不见得无关紧要。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了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当中一直流传至今。看看这些假设是怎样以及何时发展的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可以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思维当中（比如在体外的经验或者死后复生的经历之中的一些思维中），或者它是否就是发生在活体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连结。
评述者：泰奥弗拉斯托斯
　　当亚里士多德于前323年因为政治动乱而离开雅典时，他任命自己长期的朋友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学园的园长，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图书和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很清楚，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老师和学者。他主持学园成功地运行许多年，是位非常流利的演讲人，一次竟有2000人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有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和其它一些学科的著作，包括心理学。
　　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判断准确，可他没有预料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记住或者读过泰奥弗拉斯托斯除其中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外的任何作品。这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谗媚者，饶舌者和傻子——这是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的最初样品。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是，对我们了解性格特征或者模式的起源或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其它作品早已恰如其分地为人们所遗忘。他在这些作品中重述，编辑，评论他以前的人已经说过的事情，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进去。特别是在他的心理学论著《感觉论》中尤其如此。他说了很多有见地的话，可这些不过是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或者吹毛求疵。下面这些是很典型的：
　　（德谟克利特）把感觉、快感和思想归结为呼吸和空气与血液的混合。可是，有许多动物要么就是没有血液，要么完全不呼吸。如果呼吸必须穿透身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一些特殊的部分——（这个概念）……他是为了其理论的一部分的需要而介绍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来进行回忆和思想活动。可是，理智并非在我们所有的器官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比如我们的双腿和双脚——而只是在一些特殊的部位，通过这些特殊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年龄锻练自己的记忆和思想（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别的地方说过，思想在大脑里面产生）。

希腊学者
　　泰奥弗拉斯托斯有关心理学的作品，是我们在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去世并由他的三位将军瓜分了帝国之后的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些评说没有开辟任何新领域，但却开始收辑希腊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瑕疵，2000年以后，它引起一些追根究底的人设计新的假说并且第一次开始用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工作。
　　希腊时代的心理学中发生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也是其它智力活动真实的图景。对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思想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普陀勒米一世在那里建立了最大的古代图书馆。只在几个科学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几何，欧几里得极大地发展了它；流体静力学，阿基米德在这门学问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即一个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这个物体所排出的液体的重量相等；还有天文学家，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他的计算结果几乎与实际的数据一样。（他先在正午时间当太阳直射进阿斯旺的一口深井时测量亚历山大城一座方尖石塔的阴影，然后，通过几何方法确定使阴影产生不一致现象的地球曲率。）
　　这些科学以及其它一些取得了进步的科学已经在一部分程度上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实施者不管形而上的一些问题，而只管寻求不通过哲学思辩而通过实证得来的知识。（数学不是实证的科学，但欧几里得从事数学研究的方法至少脱离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学者的神秘论。）同时，当时还没有想到任何实证方法的心理学仍然保持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可它处在衰落之中。遍布马其顿与近东的战争间歇肆虐，以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衰落，人们渐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是寻求最高真理，而是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和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的改造。他们还把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系统，这可以教他们如何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明哲保身。
　　在这样的情形中，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都只是在那里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当时新兴的三大学派，即伊壁鸠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上（即我们只知道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从感觉中通过推理的使用而抽出概念和意义的学说），他们修补他们注意到的任何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的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伊壁鸠鲁主义者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把他的生存伦理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教理上：“快乐是神圣生命的启始和终结。”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或者是个浪子，他是一个脆弱而且长期多病的人，他只寻求并提倡平静和适度的快乐，并在讲座时反对这样一些极度的快感，如暴饮暴食，在公共场所欢呼，玩弄权术和**。关于最后一种，他说过：“没有一个人因为沉溺于**而优人一等，他做得不算太差也行。”可是，他的确养了一个情妇，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堕入爱情的话，性快乐是相对无大碍的。
　　伦理学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对心理学注意极少，只不过就德谟克利特的知识学术诡辩一通而已，因为这适合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的哲学。然而，如果他追求过他自己的学说当中的心理学意义的话，他可能就成了心理学故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按照迪奥京斯·莱奥修士的说法，“（伊壁鸠鲁主义者）说，有两种激情，即快乐和痛苦，它们会影响任何活着的东西。一种是自然的，而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是我们判断所有需要选择或者抛弃的东西的基础”。这很明确地昭示了我们今天叫做再励原则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的部分，而没有展开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怀疑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是由西迪厄姆地方的艺诺（前335－前263年）创立的，它的伦理学系统是以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会得到完全的控制，使一个人感觉到尽量少的情绪，因而可以使他不受痛苦的折磨。哪怕欲望和快乐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说，这样的情绪控制需要对意志进行练习，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执行理智的指令而压抑欲望的冲动。可是，这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罗马借用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对一些恶人进行这样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候的心理学中随处可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他所采用的形式是攻击那些心理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另外一种形式是改造那些给予他们以支持的东西。比如，在《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让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说一个人的灵魂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理论的足够的理由：
　　当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我们把一种开端也归因于它。柏拉图不愿意把这个归因于它，他会使灵魂无法诞生，也无法创造。可是，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然这个事实出发，教导人们说，它既有出生也有创造——这位哲学家的观点被预言的权威所推翻。
　　可是，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可是，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这些哲学家们说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体的，而且与肉体功能有某些同盟：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一样感到痛苦。肉体还与灵魂一起受痛苦，并且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者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通过它自己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这个相互的感受性方面来说，灵魂证明是有形体的。
　　跟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把思维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想法，即灵魂和思维是同一个东西：
　　 思维，或者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者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起作用，会询求知识，并且能够产生自发的动作……锻炼感官就是使其从属于情绪，因为从属就是去感觉。在同样的方式下，取得知识就是锻炼感官，而且体会情绪也就是锻炼感官；这一切都是一种状态的从属。可是，我们知道，除非思维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可是，德谟克利特消弥了灵魂和思维之间所有的区别，然而，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团，或者消灭掉其中一个。可是，我们强调，思维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只是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理立场上，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能够把后者看作上帝的手工：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两重的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可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是从恶魔处得来的。然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的原则。
圣奥古斯丁
　　尼契教会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被缩减到正教能够接受的程度。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变成了异端邪说。（奥利金去逝后，他因为多种异端邪说而遭惩罚，其中就是柏拉图教导他的灵魂预先存在的信仰。）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是得益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之前教会的主要权威。
　　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体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可是，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前，有三位作者却是值得顺带着提一下的。
　　其中之一是不知名的一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名叫马鲁利奇，他好像是第一位在一份时间约为1520年的、不甚清楚的手稿中，使用了psychologia这个书面语。这个词一时还没有大量使用，尽管有一两位其他的作者也用过它。可是，1590年，一位日尔曼百科全书编者名叫管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曾在一本书的书名上使用过这个词：PsychologiaHoc Est， de Hominis Perfect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这个词慢慢成了这门科学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起来

好长〜标记，醒了再继续看。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