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鹤庆商帮中，有一批由白族商人经营的商号非常有名。如日心德商号，由白族李鸿康创办，拥有资银10万余两，人称“李百万”。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日心德商号在鹤庆、下关、昆明、重庆、康定、拉萨、巴塘、沙市、汉口、上海、仰光、瓦城、香港等地开设分号，从事上海、香港与滇川藏缅之间的贸易。另有恒盛公商号，由白族张相如、张相诚、张相时三兄弟开办。该商号经营时间较长，从清光绪末年设号，到抗日战争前已有几万元（半开）资本，是鹤庆商帮中较大的白族商号之一。其总号设在昆明，在鹤庆、丽江、下关、拉萨、励海、汉口、上海、仰光、葛伦堡、加尔各答等地均设有分号，主要经营滇藏缅印之间的贸易。此外，还有南裕商号，由白族李越柏创办，在鹤庆、下关、昆明、重庆、上海、腊戍等地设有商号，主要经营洋纱、洋市、金、银、百货、川烟、茶叶等。
喜洲帮晚于鹤庆帮，主要形成于光绪末年。但却后来居上，成为滇西实力很雄厚的一大商帮，并且主要是以严宝成、董澄农、杨炽东、尹辅成的白族“四大家族”为主。其中又以永昌祥为第一大商号。锡庆样是另一大商号，由董澄农创办，主要从事药材、靛精、棉纱、大烟及丽江沙金等的销售业务，并代理上海江浙烟草公司在滇销售产品，总号设在昆明，仅在下关一地设有分号。鸿兴源商号，由杨炽东、杨丽东、杨亚东三兄弟创办，是喜洲白族商帮中的第三大商号。主要经营茶叶、药材、棉纱、布匹、金银等。复春和是由尹辅成、尹业成、尹嘉成、尹良成四兄弟创办，在下关、昆明、云县三地设有商号，主要经营茶叶、大烟等。
（三）纳西族商帮
除了上述的回族商帮和白族商帮是近代以来云南地区中规模大、实力雄厚的商人集团外，纳西族商人亦不断成长、壮大，成为近代云南地区的商人群体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纳西族从事商业贸易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与吐着、南诏、大理等地的贸易已相当频繁，这在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便有记录。纳西族主要的聚居地丽江地区，是云南西北地区与四川、西藏、印度的交通孔道，滇藏贸易的中心和枢纽。加之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云南良马“丽江马”的出产地。这些优势为丽江纳西族商帮尤其是马帮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纳西族商人最初是在下关购买庄茶（边茶）、布匹、百货等运销拉萨、中甸、昌都一带，然后从藏族地区购买鹿茸、后香、虫草、红花、羊皮、牛皮、酥油、宝石、海贝等运往丽江、大理、鹤庆、下关、昆明出售，每年进藏一次，获利数倍。后来由于丽江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县城大研镇逐渐成为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各地商帮，均在此设立商号。在这些商帮商号的影响和带动下，纳西族商人不满足于仅从事远途贩运贸易，也加人到就地从事商业经营的行列中来。他们先是到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的商号中提货，开店零售，后又以“人伙分红”的形式投资到鹤庆、喜洲、腾冲商帮中，成为股东。在投资、经营获利后，因资本日趋增多，便脱离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商号，自主经营，成为独资经营的行商。纳西族商帮由此逐渐形成。
纳西族商帮同回族商帮一样，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许多商号大多拥有自己的马帮。马帮从事的远程贸易，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和壮大，使其对藏、印的贸易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丽江纳西族从清末以来到藏族地区贸易的商号有30多家，往来马帮已达上千匹驮马。大研镇北阿迎昌村因之成为专门接待马帮的村落，有不少纳西族“马锅头”和小伙计以穿藏装和说藏话为荣。（8）此外，还有一种称为“藏客”的纳西族商人，自养马帮，并雇“驮脚”一年进藏一次。去的时候运茶叶、糖及各种日用品，返程时则带回西藏毛毯、皮货、山货、药材等，获利甚丰。春天则赴思茅运茶，一路放马一路走，回到丽江时人壮马肥，到了5月又前往西藏贸易。”（9）

当时在丽江较有名的纳西族商人有：1．李悦，清初到拉萨进行贸易，从事马帮运输，是一个著名的富商，人称“匆本李悦”（“匆”意为生意，“本”意为官）；2．李鸿耀，开设有锡顺鸿商号；3．赖耀彩，开设有仁和昌商号；4．杨子祥，开设有恒足祥商号；5届嘉泽，主要在康定、拉萨等地经营山货、药材等；6和幼臣，自养驮马20多匹，走西藏做“藏客”生意，同时到印度加尔各答从事进出口业务。（10）
丽江的纳西族商帮，主要是从事滇藏印线的贸易往来，商帮的各个商号也多设在这一商道沿线，如丽江、下关、昆明、维西、德钦、帕利、木里、永宁、昌都、雅安、康定、拉萨、成都、重庆和印度的葛伦堡等地。商业经营的范围，随着地域的扩大而逐渐增加，除茶叶、山货、药材等外，也经营粉丝、腊肉、火腿、水银、金、银等。
从上述纳西族商帮的情况看，在近代他们已基本垄断了滇、康、藏的山货药材、皮毛皮革的贩运，并成为丽江这个滇藏贸易重要中转站的主要经营者，他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横跨滇、康、川、藏数省区间并曾远涉印度、尼泊尔等国，成为近代云南地区较活跃的商人群体。当然，与回族商帮和白族商帮相比，纳西族商帮由于形成时间晚、存在时间短，因而规模较小，影响相对较弱。尽管如此，近代纳西族商帮在滇藏贸易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却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地来的商人因安全条件、语言、风俗习惯等不相适应，所以到丽江即止。同时康、藏商人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前进，其原因是对内地相当陌生。而丽江则是与两地区接壤，边界相连，气候、语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基本融会贯通，起到藏地与内地经济交往的中介作用。纳西族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纳西族的马帮起了极大的作用。”（11）
马 帮
在近代云南地区的商人群体中，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商人群体，这就是长久以来由云南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情况所形成的马帮商人。
马帮商人可以说是云南地区特有的商人群体。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云南境内的广大地区和边境贸易中，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专业性马帮逐渐增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也随之扩大。而19世纪中后期则是马帮运输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进人云南，适应于其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需要，云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急剧增加。蒙自、腾越、思茅相继开关后，大量外国机制品从三关涌人，云南的矿产和各种土特产也随之源源输出，传统的、封闭的地方市场，开始被纳人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开放性市场体系。但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既仍然以人畜驮运的马帮运输为主，便只能通过增加驮畜数量、扩大马帮规模、加强马帮运输来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云南地区古老的马帮运输业，在外力拉动和刺激下，在近代获得了迅猛发展，达到鼎盛。
在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强烈冲击下，云南各地商人纷纷出资组建马帮，从事对外贸易，如滇中河西、玉溪、峨山一带的回族马帮，大多开始于光绪初年。到清末民初时，云南各地的大马帮有凤仪帮、蒙化帮、丽江帮、中甸帮、保山帮、永平帮、云龙帮、顺宁帮、景东帮、思茅帮、磨黑帮、临安帮、道西帮、石屏帮、沙甸帮、广南帮、开化帮（文山）、竹园帮、阿迷帮（开远）、寻甸帮、玉溪帮、通海帮、峨山帮、曲靖帮、宣威帮、鲁甸帮、昭通帮、会泽帮等20多个，中小马帮则数以百计，成为承担云南各地及对外交通贸易的一支主要运输力量。（12）云南马帮还有了自己的行帮组织，在清末仅有的59个商业行帮中已占据一席。

（13）
这一时期马帮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含云南全省和相邻省份以及东南亚各国。当时马帮运输的线路主要可分为以下四条：
1．东路干线：这条线路又包括三条路线，即昆明一曲靖一平奕（今富源）一贵州普安一安顺一贵阳，行程704公里，约需20天；昆明一曲靖一宣威一贵州毕节一四川叙水一沪县，行程929公里，约需25天；昆明一会泽一昭通一盐津一宜宾，行程976公里，约需24天。这条线路原为滇铜外运线，后来则是将沦茶、棉纱、匹头、百货经昭通转运盐津至横江下船，回程时运川丝、条丝、纺丝、川烟、丝绸等至昆明。
2．西路干线：这条线以下关为中心，经禄丰、楚雄、下关、永平、保山、腾冲至缅甸八莫、瓦城，全程共计1173公里，约需33天时间。走该线的马帮多为楚雄帮、大姚帮及大理地区的白族马帮，运输的货物主要有川丝、纺丝、条丝、山货、药材、铁具、火腿、纸张、粉丝、石磺、茶叶等。
3．南路干线：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前又分为两条，一是以昆明为起点，经宜良、盘溪、开远到蒙自、个旧，并以蒙自为中转站，分三条支线驮运商品，分别至河口进人越南；或向东至文山、富宁至广西；或由蒙自向西至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二是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景洪，进而到达老挝、缅甸等地。经南线输人的货物主要有棉纱、匹头、纸类、烟类，输出的货物为大锡、茶叶、药材等。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本线马帮运输主要转向玉溪、思茅线路和开远、富宁线路以及县际的运输业务。
4．西北路干线：又分为两段运输，一是由大理、洱源、鹤庆、丽江的白族、纳西族和汉族马帮在大理至中甸或阿墩子一带来回运输；二是由中甸或阿墩子进入西藏，由藏族马帮（俗称古宗帮）负责运输。
在当时的云南地区，除有专业性的马帮外，另有一些资力雄厚的商帮或商号，为解决大量进出口货物的运输问题，往往采取自办马帮或固定租用马帮的形式。如1908年董耀廷在下关开设洪盛祥商号，自己组织200多匹骡马，雇用专门的“马锅头”和几十个赶马人进行商品运输。鹤庆帮也主要靠自己的马帮进行运输，有时也雇用中甸、德钦藏族马帮进行长途运输。另有腾冲帮、喜洲帮的许多大商号均建有自己的马帮，运输、销售一体化，成为当时商帮发展中的一大特点。
此外，在马帮运输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经营马帮的大户。如凤仪的包有才，拥有100多匹骡马，专门雇用了“马锅头”和赶马人；玉溪后裕乡尹家，是名噪一时的大马帮。至民国年间，仅大理、凤仪一带就有马帮大户十七八家。还有不少“马锅头”和养马户，自己饲养四五匹、七八匹乃至十几匹不等的骡马，每到运输旺季，**全村要跑马运输的人家，往往可以形成四五百匹骡马的大马帮，专门承揽长途大宗运输业务。（14）
综上所述，近代云南地区大商号和商帮的崛起，是清代以来云南地方商人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情况与前期（清初至中叶）本省商人发展的迟滞形成强烈对比，尤其是在咸同以后，省内商人的发展壮大有了诸多现实的机遇：历经战乱后的云南地方，百业待兴，万物匾乏，转输往往能获重利；开埠通商后外贸的迅速扩大，洋货大量输人，矿产品、原料大量输出以及鸦片的大量外运等，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商人的经营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外省商人巨资的撤出，使云南商界的投资出现较大空隙，凡此种种，皆对官民中的资金持有者投资于商业形成刺激，不仅促成了省内商人群体的壮大，更造就了一批大商帮和大商号，显示出商人由个体小本经营走向大规模广地域的集团经营；商帮的增多，又使商人能以各自的族缘、地缘或业缘为中心，提携经商，互助互利，解决纠纷，联络感情，规范行为，商人们由此逐渐以区域性群体的形象出现于商界，一批大商号、大商人由此开始纵横排因于云南近世历史舞台。
商帮的增多。又使商人能以各自的族缘、地缘或业缘为中心，提携经商，互助互利，解决纠纷；联络感情，规范行为。商人们由此逐渐以区域性群体的形象出现于商界，一批大商号、大商人由此开始纵横摔闭于云南近世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同乡商帮、民族商帮的发展，仍然主要局限在一些交通孔道地带，如大理、丽江、腾冲等地区。这些地区有较高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除广泛存在家庭手工业外，还有一定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商品货币关系比较发达，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镇经济和初级市场，商人资本活跃且有相当积累。这种情况与云南其他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商品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加工能力微弱，交换不发达，商品率不高，仍然停留在低层次商品生产和流通基础上，商人在本地居民中尚处于艰难的游离过程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各地、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尽管如此，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正是通过来自各地、各民族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各民族经济体，通过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相互补充和依存的关系，从而使近代的云南地方经济成为一个联系已较前增强的社会经济体。

清代至民国，云南境内四大商帮:大理喜洲商帮、鹤庆商帮、腾冲商帮、四川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