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取散体而代之，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诗词蜕化，何独不然。诗至于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诗说》耶。亦未闻王渔洋、朱竹 、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 ③
接下来，钱先生又从创作主体才各有偏、各种文体皆有抒情功能及文学史上不乏兼擅诸体的作家等几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焦循、王国维等人提法上的偏颇:
若论其心，则文亦往往绰有诗情，岂惟词曲。若论其迹，则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并行不悖。《文中子·关朗》篇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轩《与赵子直书》以为孟子复出，必从斯言。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靳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兼擅诸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诗史者，于宋元以来，祗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己先发此说也。 ④
就这样，钱先生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辩和说理，阐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体兴衰演变的真正规律，树起了自己的文体发展观，并将宋词放到了诗歌史和宋代文学史的一个恰当位置。我为什么说钱先生给了宋词一个恰当的诗歌史与文学史的定位呢?试看上引钱先生的几段话，虽然所论远不止词，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具体到对宋词和一部词体文学发展史的看法，钱先生的意思是:一、纵观整个诗歌史和文学史，说词至宋代达到其鼎盛阶段，宋代是词这一文体的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词的发展仅限于宋代，宋代之后词就居然“亡”了，被新兴的诗体——散曲所取代了，则完全不合文学史的实际。文体递变并不像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新的生长起来，旧的就必然灭亡，事实上就像诗在经历了唐代的辉煌之后还继续延长其生命一样，词在宋代之后也并没有消亡，还继续发展。宋词仅仅是词体文学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它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环）。焦循等人“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二、在宋代文学的范围内来看，那些独尊宋词的研究者（亦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盲目崇奉者），无视宋代文坛多种文体争奇斗艳，宋诗、宋文及宋代白话小说等部门皆各自取得辉煌的创作成就的事实，独推宋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一代文学之冠冕”，甚至认为宋词是宋代文化的代表。事实上宋代文化人普遍卑视词体，目之为“小道”、“馀事”，一直拒之于主流文学与文化的圈子之外。宋词本身也由于文小体卑、题材不广、思想内容贫弱、艺术境界狭小等原因，未能较多地反映宋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代思潮，未曾担任过宋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凡此种种，决定了宋词虽然颇有时代特色，但尚不足以成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因此钱先生对这种拔高和放大宋词历史地位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是对宋诗、宋文及宋代文化有专门和精深研究的学者，他要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要为宋诗、宋文和整个宋代文学与文化说公道话。于是这里他发出诘难道:“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这实际上是将宋词放回宋代文学与文化的大环境中，通过与其他文体的比较，摆正了它只是作为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学与文化之一 支、之一个部门的位置。

三
除了以上词学基本理论问题外，钱先生还对古代某些著名的词话、词论和著名词人作过评点和褒贬。这些零金碎玉式的文字虽然未能构成一个系统，但也在在反映出钱先生观照词学问题时独特的理论眼光。比如他在《宋诗选注》里对柳永、贺铸、姜夔等几位兼善诗词的作家的介绍:
柳永……是词的大作家，只留下来两三首诗，散在宋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里。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的《花衢实录》、《清平山堂话本》里的《 江楼记》、关汉卿的《谢天香》等都以他为题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但是这里选的一首诗（按指《煮海歌》——引者）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⑦
贺铸……是个词家，有一部分受唐人李商隐、温庭筠等影响的诗常教人想起晏殊的诗来，跟他自己的词境也相近;但是他另有些诗绝然不是这种细腻柔软的风调，用了许多“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又像“打油”体，又像理学家邵雍的《击壤集》体。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开朗干净，没有“头巾气”，也没有“脂粉气”的。⑧
姜夔……是一位词家，也很负诗名，在当时差不多赶得上尤、杨、范、陆的声望。……词家常常不会作诗，陆游曾经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 ⑨
此外他在《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中对好几位宋词名家作了极为概括的评论，如说柳永“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苏轼“使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大大的发展，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黄庭坚作词“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尚故实’的，但是他也用俗语、俚语写了些风格相反的词”;周邦彦的词“雅炼”、吴文英的词“艰深”、欧阳修的词“浅易”，等等。上引这些宋词作家论，不但对相关作家的艺术风格、审美个性及历史贡献有准确的把握，值得我们汲取，而且还为我们深入研究宋词作家指示了如下路径和方法:一、跳出就词论词的狭小圈子，综合考察作家的全部作品。过去我们研究宋词作家的时候，常常把他们作为单纯的“词人”看待，实际上宋代文人往往兼作诗词文，词仅仅反映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内容和心灵侧面，如果单论其词，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导致许多片面的甚至虚假的结论。钱先生将柳永的诗与词来进行对比，就对柳永作出了与传统看法大不相同的结论;对贺铸、姜夔诗词之异同进行比较，就让我们加深了对此二人的艺术个性和创作成就的认识。凡此种种，都对词人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二、不要满足于对作家的静态的分析和孤立的解剖，而需将他们置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作动态的考察，以便看清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例如对柳永、苏轼、周邦彦等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钱先生就把他们放到宋词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来论述，联系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作家的创作情况，指出柳永的作用和贡献主要在于“摆脱了《花间集》的束缚”，在词的体制、风格和反应面上大有创新与开拓;苏轼则使“宋词在内容上逐渐丰富，反映了许多唐、五代词所没有写过的东西，好些事物变成诗和词的公共题材”，凡此种种还“为后来的辛弃疾开辟了道路”;至于周邦彦，则指出他在形式上“受了苏、黄以来诗歌的熏染，也讲究格律，修饰字句，运用典故成语”，形成了“雅炼”的风格，其影响及于南宋后期，“发达至于吴文英的艰深”（均见《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这些，都是对宋代词家进行动态的、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的范例。
钱先生对古今中外文艺理论都极感兴趣，并作过广泛的探讨和评论，其中就有对词话、词论的评论。他评论词话、词论的重点在南宋、清及近代。南宋他涉及了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和刘辰翁等人的词论;清及近代他则主要评论了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和况周颐、王国维等人的词论。在这些评论文字中，钱先生处处坚持他关于词是古典诗歌之一体的基本观点，时时把词论与诗论相比较，在诗学的大背景下来谈词学与词论。比如 在《谈艺录》（补订本）中谈到刘辰翁（字会孟）的词论时就这样评介说:
刘会孟论词，与其论诗一揆，若一反《后山诗话》评韩“以文为诗”、苏“以诗为词”之“非本色”者。《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轩横竖烂漫。乃知禅家棒喝，头头皆是。”
表面看来，这里对刘辰翁的词论只作客观介绍，而未有主观褒贬态度。但这一则是作为全书第四篇《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之《附说五》的“补订”而出现的。该篇说:刘辰翁论诗虽“寻章摘句，小道恐泥”，但其评韩愈、苏轼等文人之诗却“颇能眼光出牛背上，与金之赵闲闲，一南一北，议论相同”。由此看来，既言刘辰翁论词与论诗“一揆”，则“眼光出牛背上”云云，正可移用作对其词论的评语。但钱先生在评论到一些他明显地不赞同的词学观点时，其态度却十分鲜明，有时口气甚至十分激烈和尖锐。比如在评论况周颐《蕙风词话》“诗馀之馀，作盈馀之馀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一段话时，就抨击道:“倚声家自张门面，善于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