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开始到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有媒体称，当时的住房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贷者相继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
　　被剥夺的青春，被改变的生活方式，被裹挟的年轻人，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个社会，又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试着从文化心理上解读首批房奴“幸福论”背后，这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
　　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的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
　　但升级换房，把自己再变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也是首批房奴即将到还贷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论”的原因。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黄益民“价值标准”的改变，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体现。资本的强大力量，让每个阶层的价值标准随着房子改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对抗。

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在济南市七里河附近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十多万，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1992年，杨延平从山东工艺美院毕业后，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者，画画谋生，但事业发展不顺，两口子为钱的事经常吵架。
　　2006年，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画面中，一身职业装的男子面色憔悴，挎着公文包的他与众人排队挤地铁，在CBD核心区行色匆匆。身上背负的巨大房屋模型，让这名男子始终佝偻前行。
　　“上面画的，不就是我吗？”《包袱》这件作品，让杨延平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40岁时，杨延平去杭州中国美院读硕士，想拿张文凭增加竞争力。西湖边的诗意生活很符合他这个画画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价已经达到3万了，毕业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