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 明来看，太炎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该做的。不 过，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 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 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 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 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 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 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 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 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 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 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 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 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 **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 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 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 学问。尽管他们常常被迫(而非主动)回归学术，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其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 不稍减。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
太炎参政愿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他有一次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 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几乎是毛遂自荐了。但黎元洪等或与张謇看法相类，并未认真考虑太炎 的愿望。太炎直接参政的机会不多，然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

章氏的政治主张，多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义后，太炎首先提出“**军起，**党消”的主张，继而先主张建都武汉、 复主张建都北京，更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皆实行其自定位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的宗旨，而有背于他所在的同盟会一党的利益，故颇 为**党人所侧目。
民元时中国军政势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尚有黄兴任留守的南京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的武汉。太炎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 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这是广为引用的名 句，但引者多受国民党(同盟会)观念影响，以此诟太炎以**党人身份而助袁。其实章太炎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大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 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

若就其策略具体言之，则不仅不是什么书生迂论，反处处是切实可行的要着。但当时的**党人与袁世凯，皆顾及自己派系私利，而不以太炎所论为然，致民 元时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坏。充满希望后的失望，远甚于无望。民国乱象的肇因之一，即是许多人的极度失望。后之研究者多从**党观念看问题，独归咎于袁世凯 (甚者复又归咎于中国文化)。且袁氏固然自私，党人也多乏公心，恐怕双方都有相当的责任。
进而言之，袁世凯不能用章太炎所献方策，自有其特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说太炎的谋略不高明。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也曾对袁世凯献计，欲逐步 化解废除各地军政势力，其计大致即由前引太炎一段话化出。惟陈之所虑皆以巩固袁个人地位为先，而不以全国的真正统一为重；结果在增强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 也强化了南北的畛域之见，为后来的南北对立伏下隐患。
据说章太炎在民元进北京，见了当时的参谋次长陈宦就视为“中国第一等人物”，但同时也指出，“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盖陈知章所献 方略之功用，而章知陈识其策，惟其心不全在“国”，反多顾及一方之私利。后来太炎去世，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氏明确指出：章氏一语，足 定天下安危。

两位老**党所关注所思虑的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这正是老同盟会人章太炎后来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换言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 已认识到其统一中国的努力势必与列强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故他们原则上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在策略上却以为不妨在获取全国统一的斗争中利用 外力，待取得国家统治权后再向列强挑战。但熟悉史事的太炎则认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他强 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并根本视之为“叛国”。
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 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当时段祺瑞任命黄郛为外交委员，黄辞谢之。太炎 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当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 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

北伐前后，章氏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军政势力之间。太炎在北伐前夕本来支持黎元洪联合奉系打击吴佩孚，后来见奉军的 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到世传冯玉祥接受苏俄援助后，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 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
北伐军兴，章太炎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站在北方一边，并支持他几年前曾经反对过的孙传芳讨赤。时北洋军 阀方自内斗不息，而太炎则早见到北伐军的厉害，故力劝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志在为 国，不为权利；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他并预言，若不能团结一心，则“巨憝不除，虽有金汤，危如朝露；猝被俘虏，要领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 复哉”！
若从国民党立场看，章太炎此计是不折不扣的“***”。惟太炎既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决心支持北方。假如跳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 更“正确”的南北之见，纯粹从军事战略角度言之，则太炎的战略眼光，实较北洋号称能战的吴佩孚为高，安能以书生陋见视之。倘吴能听章之言，则北伐的进程决 不可能那么顺利。但吴未将南方力量放在眼里，仍全力打击北方的冯玉祥。结果北伐军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醒悟，为时已晚。

民国的隆中对
然而，到***之后，严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 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太炎最恨**不抵抗，但他一开始尚处沉默，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除了沉 默，别无他法。1932年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开表示“搁置”其“反对****”的主张，支持中央政府，将其爱国落实到*** “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
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的私利看，若**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的交战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