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状况，选题会也由此变得热闹起来，大家开始纷纷讨论“组团忽悠”的问题，有的说把胡玫叫来，多谈《乔家大院》的合作；有的说把李亚鹏、王学兵请到，干脆弄一次94中戏新疆班的大聚会。然而，时间紧、任务急，这些短时间内“不靠谱”的特别建议最终都在一片善意的想象中迅速升华、自生自灭了。
　　最终打动我们的其实还是陈建斌自己。在和他的几次接触过程中，成功和掌声并没有给他的出场带来一点桀骜和烦躁，他的真诚和朴素一如他的眼神坚定而透明。甚至，你还会看到深藏在他“自信”背后的一点羞涩、一点“自卑”，一点不知所措。正是这样的“矛盾”性格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也最终成就了我们邀请陈建斌做客《艺术人生》的决定。
　　《无愧于我的青春》，这期节目的名字是陈建斌自己取的。那天我们聊到了理想，建斌说，关于理想大凡有四种人：
　　第一种人已经丧失了理想；第二种人他们有理想，但没有付诸行动去实现它；第三种人他们努力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但一直没有实现；最后一种人他们坚持了，并且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种人无疑是幸福的，就好像他自己。

　17岁时陈建斌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演员，18年来他一直在坚持，直到今天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好演员，于是理想可以说也实现了。
火了之后的陈建斌，网络上自然多了许多评论，不会上网的他在朋友的怂恿下，终于上网看到了这些正面和反面的争论。在欣慰自己的戏引起了争论的同时，建斌难免觉得自己也有一点委屈，“我对这个角色的付出是非常大的，就是我生命中的半年，就是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就什么都没有干，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塑造了一个人物，我认为付出的努力特别大，有人不喜欢，当然我支持他不喜欢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委屈，有一点点委屈。”
对于有评论说陈建斌演乔致庸这个角色显得过了的说法，他自己并不认可，“我认为我演的就是一个儒商，儒商里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人物他如此独特，以至于他不能跟其他的人物所比，他就是他。我认为我这次演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可能有些人他会不习惯，他觉得儒商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没有什么规矩是不可以打破的，我觉得我想演的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一个不会上网的陈建斌，甚至不会用EMAIL传照片。不会使电脑，并不是对电脑有恶意，而是他拒绝“太多”，“你不要给我太多的信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能接受的东西是有限的，我能接触的有限的这个人、一本书、一首诗，我想让有限的这些东西比较长久地占据我的生命，跟我有一段深情，而不是说我打开这个电脑之后，所有的信息自动向我涌来，乱七八糟，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每天把生命消耗在这些东西上我拒绝这样，我不想要这个，如果说电脑代表了这个的话，那我不想要电脑，我想要的是简单的。”
小时候的陈建斌就是一个影迷，特别喜欢看电影，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也要做个演员。直到87年看了《红高粱》这部电影，看到了姜文的出现，一个长相普通、表演方式也非常生活的演员。那时的姜文让陈建斌觉得电影里的人原来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同时姜文的表演方式也给了他一个新的启迪，萌芽了他的埋藏于心间的“演员梦”。

18岁以前，陈建斌从没有离开过乌鲁木齐市。18岁那年，当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那么地大，当站在北京人艺的话剧院门口时他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该有多好。”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陈建斌为了圆梦，开始学习唱歌和表演，甚至开始自己写剧本、筹拍电视剧，“但是拍电视剧它得有资金，我们没钱，我们几个朋友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先开一个饭馆，通过这个饭馆挣的钱去拍这个电视剧，但是开饭馆我们也没钱，要怎么挣到开饭馆的钱呢？要不就先卖烤红薯吧。”
用靠烤红薯来成就艺术梦自然是要破灭的，荒唐不羁的想法遭到了现实沉重的打击后，梦一下就碎了，然而陈建斌也由此明确了一点，“要想去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就必须得学习。”当中央戏剧学院来乌鲁木齐招生时，一个机会也就这么来了。

1990年，陈建斌和李亚鹏、王学兵成了同班同学，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大学四年的时光是短暂而又快乐的，但是毕业后要分回新疆话剧团，意味着要离开北京，“在这儿待了四年，环境什么都非常熟悉，你也学到了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专长，但是你要离开这个环境，我觉得非常非常地绝望，很痛苦。”
　　毕业时建斌把相交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亲自送到了机场，然而这个女朋友从此杳无音信，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一封信。觉得自己被生活抛弃的陈建斌感觉自己没有什么用了，“24岁的年轻小伙子，踌躇满志，学了一身的武艺，但是江湖上说不要你，就给你扔了，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这个爱情对我的打击倒不在于爱情本身，而是它代表了生活当时对我的态度。”至今为止，陈建斌一直觉得94年在新疆的这一年是没有音乐的、是黑色的。

　95年陈建斌考回中戏，从此过上了一个人的研究生生活，“每天生活是我一个人，我就自己看书、自己看片子、看碟，过了可能有三四年这样的生活，就一个人住一个屋。”虽然回到了自己向往的北京，但还是没能顺利登上他向往的戏剧舞台。直到97年，和孟京辉的合作，他演上了他热爱的话剧；98年，他分别和姜文、林兆华和孟京辉三人的合作，更是让他的表演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
　　“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话剧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有人投钱，因为话剧能够挣到钱，当时97年还没有多少人做话剧这个事，这个事仅仅是戏剧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他觉得这个戏不错，就拿出一两万块钱准备投拍它，那时候绝对就是苦干戏剧，大家在一块儿，仅仅为了做这件事情来排戏，为了爱好，大家喜欢过这种戏剧的集体生活，觉得快乐，你从中得不到任何的名和利。”
在话剧舞台上初崭头角的建斌被大家特别地看好，但迫于生存的压力当时小有名气的他突然间就放弃了话剧，拍电影去了，演电视剧去了。“其实也不是突然间放弃，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当时排话剧它挣不到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当时我毕业以后又租了一个筒子楼，住在筒子楼里需要每个月800块钱的房租，这个房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房租的话你就没地方住了。”建斌推掉了孟京辉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当时这个戏要拍的时候他发现下个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当时像赵传的歌里，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跟孟京辉说我说我得拍一个电视剧挣点钱，否则的话我就没地方住了，没饭吃了。当时他非常不理解，第一次我们都没谈成，第一次我刚跟他一说他腾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了，他跟他爱人就走了，说我不跟你谈，他接受不了这种，我也能理解他特别痛苦的那种，然后第二次又想了好多天，第二次又跟他谈，我们俩就特别开诚布公地说我必须去拍一个电视剧，他就接受了。”出来之后陈建斌走了这边，孟京辉走了那边。
　　如今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面对自己钟爱的话剧，建斌说：“如果当时有经济能力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拍电视剧了。”
　　 十八年等来的角色

　当同班同学李亚鹏、王学兵在电视剧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了，陈建斌也开始转战影视圈，拍电影、演电视剧虽然改变了他的生存状态。拍了七八部戏他也渐渐从配角演到了主角，但依然没有让更多的观众记住他。然而就是当初不想接拍的《结婚十年》让大家记住了他演的成长。“当时接《结婚十年》，我一看那个剧本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我都不愿意拍，是当时我的女朋友她建议我去拍的，她说那个剧本挺好的，才去拍的，我没有特别过人的头脑，就是说我应该瞅准哪个点怎么走，我会走一个捷径会怎么样，我缺乏这样的头脑，不是这样的人。”
　成长让他赢得了飞天奖最优秀男演员的殊荣，但观众记住的也只是成长，而不是陈建斌。“有一种演员就是明星，这种明星一出来很容易去记住他，有些人就是演员，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普通演员，就是我会很敬业、很认真地完成这个角色，但是就不是明星。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演员，到今天为止我都是这么认为。” ，

　2005年的《乔家大院》，陈建斌终于演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乔致庸——这个陈建斌投入了自己35岁所有人生的东西而塑造出的角色。“但乔致庸这一类型的角色，首先我不会再去演了，二是说如果我再演同一类型的角色我肯定不会超过他了，因为他就等于一个初恋把所有的激情，什么东西都搁在里头了，你第二次恋爱很美好，但永远不像初恋来得那么刻骨铭心，因为第一次你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一腔热血都放进去

大家对陈建斌有一个看法，就像大家对乔致庸有一个看法，但是乔致庸对自己有一个看法，就像陈建斌对他自己也有一个看法，“我就觉得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我真的希望我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名利所附属。我永远都像第一次那样，我觉得永远都像第一天学表演那样，永远都像第一次来演出那样，我觉得这样最好了，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是这个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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