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世纪策策斯的说法（这标题是译者所加）
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创建，古代并无记载，仅有一些简短粗略的引述。最接近于该图书馆简史的一段文字，出现在十二世纪拜占庭博物学家约翰·策策斯对阿里斯托芬作出评论的一篇文章的前言部分。对于策策斯这人，稍为宽厚的评论者说他“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学和文化历史资料，但他的记录肯定不是一贯正确。”不那么宽厚的评论者则说他“啰嗦、粗心、好争吵”和“极不准确......相应地，他那些未经核实的证据被以非常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或“他相当无理地展示出自负。”
像通常的古代传闻一样，策策斯说托勒密二世创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他讲述了Alexandros of Aetolia、Lykophron of Chalkis、Zenodotos of Ephesos这三人与托勒密二世一起收集图书。
大家可能会就此以为托勒密二世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者的说法是可靠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其他资料所说一样，策策斯也提到托勒密二世“通过”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协助收集图书。
德米特里（约前350年-约前280年），是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1年-约前287年）的学生，更早前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约前384年-约前322年）。德米特里受马其顿国王卡山德（约前350年-前297年）委任管治雅典为期十年（前317年-前307年），在国王卡山德死后，他逃到埃及，成为托勒密一世（前367年-前283年）的大臣，为把亚历山卓提升成为与雅典相衬的竞争对手，他自然贡献良多。但德米特里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站错位，他支持了托勒密二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托勒密二世（前309年-前246年）登上王位后，六十岁的德米特里被投闲置散，不久就死了。
简而言之，德米特里与托勒密二世不大可能有合作机会。

◆ 汇总各种说法（这标题是译者所加）
如今大多数的文献学者，在面对德米特里与托勒密二世之间充斥着误传而完全矛盾的文字时，自然会满腹疑虑，甚至将德米特里的贡献断定为虚构。但这样不行，记录下来的任何资料都应该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一点。因此，学者们几乎一致推断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真正创建者，他得到了德米特里的协助，而Zenodotos可能是德米特里的下属也可能是在托勒密二世就位后成为主管。
除了尽力不放弃利用资料的最后一点希望以外，这个观点的唯一可靠基础，是斯特拉波（西元前64/63年-西元23年）说亚里士多德曾教托勒密一世如何建造一座图书馆。这个说法，是几乎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死于约西元前322年，而托勒密一世在西元前305年才就位称王），所以这说法被改认为其含义是这个庞大而有序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构思来源于逍遥派，通过德米特里而传给了托勒密一世，这观点并非不合理，但几乎显示不出托勒密一世在建馆的事上有任何主动。还有，策策斯所提到的三人组Alexander、Lycophron、Zenodotos，确实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表现活跃。
就只有这些了，我们始终缺乏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及其早期发展的准确信息。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同样几乎无法获得关于著名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资料，关于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关系也仅能猜测。
还是有赖于伪阿里斯提亚斯，我们才看到最早描述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的相关数字。伪阿里斯提亚斯写道，德米特里告诉托勒密二世说图书馆已经有了超过200,000部书，希望不久能提高到500,000部。
策策斯则说，主图书馆存放了400,000部“多部共卷(symmigeis)”书和90,000部“单部（amigeis）”书，还有一个外部图书馆存放了42,800部书。虽然争议颇多，但看起来“多部共卷”是指一卷内含多部作品（可能分属不同作者），“单部”是指单一作品的书卷（通常是多卷）。
后来的作家记载了不同的数字：
格利乌斯（约125年-180年以后）说是700,000卷（但格利乌斯的书有些残破抄本手稿上写的是70,000）。
塞内卡（约西元前4年-西元65年）责备李维对40,000卷书（塞内卡认为这数量已是极端奢侈的）在战争中被毁表示出伤感，现代学者有好大之僻，他们怀疑这数字应该是400,000。
上面所说的现代学者的怀疑依据，是奥洛西乌斯（约375年-418年以后）也有400,000卷书的说法，但奥洛西乌斯的书有个别抄本写的是40,000。
马尔切利努斯（325/330年-391年以后）在记述塞拉比尤姆神庙时，说那里有一个图书馆，“古代记录一致证实说，700,000卷书是托勒密国王坚持不懈收集得来，被焚毁于战争中。”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受到现代学者的批评，因为他混淆了主馆和塞拉比尤姆分馆。（注：在后面未翻译部分，作者提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塞拉比尤姆有分馆的说法也不靠谱。）
古人认为图书馆规模庞大，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只是缺乏准确数字来证实。任何情况下，古书上的数字在传抄中很容易被写错，经常变成多种说法。
我们已经看到，伪阿里斯提亚斯的讲法是最没有说服力的，除非有更好的旁证，否则不应被采信。其他人关于图书馆规模的讲法，也好不到哪里去。

◆ 探讨（这标题是译者所加）
让我们转从另一个方向来探讨一下这些数字内在的合理性。我们应该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在西元前三世纪初可能存在多少书？后继的托勒密王朝的人以及罗马人持续大规模收集图书是可能发生的事吗？这些数字与我们所知的其他古代图书馆资料相比较究竟是否合理？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是古希腊文献的电子数据库，收录了至少有一些话被他人引述并且据说出生在西元前四世纪晚期以前的约450位作家。无疑，有些作家在希腊化早期尚存，到今天其作品已经完全佚失了，但是我们无法估计其数量。这450位作家中的大部分，只剩下几句文字留存下来。另外还收录了已知是生活或出生在西元前三世纪的175位作家。这总共625位作家中的大部分可能写过作品的数量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是很少的——最多就几卷书。就算他们之中最多产的作家，例如雅典的剧作家，其作品可能也不过一百卷左右。如果按每位作家平均写了五十卷计算，我们所知的西元前三世纪末以前的作家，也就能写出31,250卷书。按照古人所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数字，我们可以就此假设，或许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古典作家因未被现存手稿引述而不为我们所知，或许托勒密时代的人把每部书都收集了许多抄本，或许这两种不大可能的假设情况都有。如果我们把每位作者所写书的平均数量估计得少一些，假设中的情形相应地就变得更怪了。
我们换另一种方法，已知的西元前四世纪或更早期的所有作家全部现存作品合计有2,871,000个希腊词，如果加上西元前三世纪和前二世纪的作家作品就增加到3,773,000个词（或者是每页300个词总共约有12,600页）。按每卷平均15,000个词计算，这文集只需要251卷就可以写完。即使按每卷平均10,000个词计算，也只需377卷。古代史名家Hermann Strasburger估计过古希腊原作留存至今的抄本数量达到原本的约四十倍，按此推算，我们可以估计全部原作有10,000到15,000卷，这数量也许太少了，三十或四十倍的乘数是否太低？每1,500或2,000个词中仅有一个词能留存至今？我们还必须相信前面不大靠谱的假设：绝大多数古代作家不为我们所知，或者亚历山大图书馆不单只对荷马而是对每一位作家都收藏了他们作品的三十或四十份抄本。
我们不能认为藏书数量在西元前三世纪以后有多大增加，即使在西元前二世纪以后也不行。
一方面，我们所知关于收集图书的记载晚于西元前三世纪，多是涉及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托勒密三世在收集图书一事上颇为出名但不大可信，盖伦（129年-约200年，就是那个出名的医生）写过一些轶事，说从过往船只上抢掠书籍，抢掠雅典悲剧作家的原著。不管怎样，在西元前145年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大多数学者们被驱逐之后，绝不可能延续这么激进的措施。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古人所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数量有一定可信度，为什么我们不在每种说法上都坚持同样的轻信态度比如伪阿里斯提亚斯所说的德米特里在西元前三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已经积累了200,000卷书？

◆ 相关趣闻（这标题是译者所加）
关于上述话题，还有一则花边趣闻，提供趣闻的是一块花岗石，它的上部被挖出了一块长宽19.5X23厘米、深8厘米的空间。这花岗石被发现于1847年，现藏于维也纳，上面刻有“Dioskourides，3卷”几个铭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三卷莎草书的贮藏容器（注：在后面未翻译部分，作者提到，空气潮湿的亚力山卓不适合保存莎草书，当地至今不曾发掘出一件莎草书。），又因为这件东西是在传说中亚历山大图书馆址的附近之处被发现的，所以很快被认为是图书馆用品，虽然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看法，但绝大多数人都赞同这确实是一个书籍贮藏容器。
一座藏书五十万卷的图书馆，将需要166,667个这种器具。很难想象这样一些花岗石器具存在于一座建筑的书架系统中，而且它们没有盖子。难怪一名学者Diana Delia急忙对大家保证说，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仅有罕见手稿才需要这种特制石头容器来贮藏”。
实际上，毫无理由可以相信这件器具是用于贮藏莎草书的。以前人们看到的只是这器具上部挖空部分的绘图（见图1），肯定容易产生错觉，但只要冷静地观察完整的实物（见图2），就可以看出上部挖空部分只是石块的很小一部分，这件器具实际上肯定是用于安放雕像或半身像的基座。

图1

图2

◆ 结论（这标题是译者所加）
总而言之，古人记录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规模或战争中被毁书卷的数字，都不值得相信。这些数字没有任何良好的古代权威佐证，只是由一位作家传播给另一位作家，而当这些数字所导致的后果受到检验时，只显出不可能与荒谬。真实的数字，可能要比几十万的数字低一个数量级。不管亚历山大图书馆在那时有多大，也不可能与二十世纪大型研究图书馆在同一级别上相比。
。。。。。。不列癫博物馆在1830年只有大约200,000卷书，再过三十多年后才达到一百万卷。
（注：在后面未翻译部分，作者提到，书籍的载体不断变化，图书馆一般会采用新载体重抄旧书才能有效保存图书，但对于传说中非常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从托勒密时期到罗马时期，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罗马时期也没有任何该图书馆收集图书的费用预算政府文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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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罗马图书馆的一些谎言的出处。。。。。。
下文所说的《奥古斯都史（Augustan History，拉丁文书名为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罗马传记合集，该书收录了六位作家（合称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作品。
◆ Lorne D. Bruce, A Reappraisal of Roman Libraries in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e", Source: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74-1987), Vol. 16, No. 4 (Fall, 1981), pp. 551-573
现有的关于二世纪至四世纪罗马图书馆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几位被称为“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文集（即《奥古斯都史》）作者。
自从1603年Isaac Casaubon在巴黎最先出书作出批评以后，这部文集在真实性方面声誉不佳，一向不受现代学者欣赏。......但《奥古斯都史》中的多数内容并未被图书馆史学家严肃地评价过......（注：作者的意思是，学者们都知道《奥古斯都史》不靠谱，但图书馆史学家却一直引用其中的数据。）
本文目的就是对该书关于图书馆的记载作出再评估，对有关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新的解释。我在开头这里预早承认，文章总结论是修正主义的，因为从历史目的来考量《奥古斯都史》，许多部分不可再被视为有价值的历史或传记资料来源。
......
《奥古斯都史》......记述了戈尔迪安二世（约192-238年，在非洲做了很短期的罗马皇帝）受过良好教育，他的老师是Serenus Sammonicus的儿子。在Serenus Sammonicus的儿子死后，原属于父亲Serenus Sammonicus的62,000卷书被儿子遗赠给了学生戈尔迪安二世......这件事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料记载，令人起疑，但在图书馆研究领域却被广泛接受。
有两位学者认为，Sammonicus的私人图书可能流入了帕拉蒂尼、帕台农或乌尔比安的图书馆，或者在三世纪的乱世中逐渐散失了。不过，没必要引申这些猜测了。
更大的问题是Serenus Sammonicus的儿子是否真正存在！这位儿子很可能是《奥古斯都史》的作者发明出来的众多人物之一，以使故事更加生动，煽情之余却不可能有其他资料证实。这个私人图书馆是否存在也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它那巨大的规模，它比其他记载的古代私人藏书规模大得太多了。这个私人图书馆现在应被视为是捏造的。
......
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对《奥古斯都史》的分析有助于修正对于罗马图书馆的观念。现在可以说，该书大多数内容，作为图书馆历史记录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长期以来把《奥古斯都史》当作图书馆历史资料的态度一旦被修正，对于罗马的许多公共图书馆因何衰落的看法反而更清晰了。近来，学者们已经把罗马的公共图书馆对于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看得很小，因为这些图书馆不是为了研究而设，而是服务于有限的读者，藏书很少且经常遭焚毁。实际上，依现代观念看来，“公共”这称号不很准确，因为不存在大量的读者群体，阅读主要是当时社会受过教育的中层和上层阶级人士的消遣。

《奥古斯都史》甚至算不上什么野史，纯属编造出来的小说。
但是，“著名”的英国shi学家爱德华·吉本却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引用了《奥古斯都史》提供的“shi料”，说戈尔迪安二世有22名妃子、62,000部书，而且都不是炫耀的摆设。（注：22名妃子，也是《奥古斯都史》提供的独家“shi料”。）
西方的shi学，就是这样子。。。。。。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第144页：


古典时代多数人是文盲。。。。。。
◆ William Vernon Harris, Ancient literacy, 1991
（作者：William Vernon Harri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William R. Shepherd教授，专长于希腊罗马史，曾获得梅隆基金会2008年度“杰出成就奖”。）
在希腊和罗马的世界中，无疑曾经有过读写能力的大传播，我们可以找到其背景条件和进步原因的线索。但是，大规模具备读写能力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我称之为“工匠级别文化程度（作者定义为多数或接近多数有技能的工匠有读写能力，而女人和无技能劳动者和农民都几乎没有读写能力，相当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的教育较先进大部分地区的普遍情况。）”，也只在相当局限的环境下才能达到。
古典世界（指西元前5世纪-前4世纪），即使在最发达之时也缺乏产生大规模读写能力的特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认为多数人一直是文盲。
在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地区，掌控资源分配者缺乏普及大规模读写能力的动力。因此，任何达至大规模读写能力的努力都受到制度空白的阻碍，这种制度空白——最主要是受资助学校的缺乏——几乎完全被忽视。
◆ 参考：
维基“Literacy”词条中的附图：
法国的各代人口中没有读写能力的人员比例。
最左端是1720-1724年，没有读写能力的人员所占比例是66%。


雅典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很小部分，属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但许多市民的读写能力看上去很糟糕，或许只有读写姓名的水平。。。。。。
◆ William A. Johnson and Holt N. Parker, Ancient Literacies: The Culture of Reading in Greece and Rome, 2009, pp.18-24
西元前五世纪，市民们唯一要写字从而发挥其基本参政作用的机会是“陶片放逐（Ostracism）”：在碎陶片上写上自己认为应被放逐的政客姓名。
......
这种陶片大量出土......学者菲利普强调了一点，陶片上文字刻写水平差异极大和许多刻写非常差，就是其自身的揭示。虽然在陶片上刻写不那么容易，部分人很明显会比其他人觉得更难，但这种材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已出版的陶片资料确实显示了刻写水平的显著不同，揭示了笔迹、拼写、字母缺漏、字形不端或字母反向的秘密。
（作者举出一些陶片上的字母缺漏、字母反向、拼写错误等的例子，也举出一个写得好的例子）......
这些极端例子似乎是相当不习惯书写最简单文字的人所为，实际上其语法经常是错误的......这个时期，标准正字法还未发展起来，更不用说正字法的教育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刻字只是各人聆听之后按照自己认为听懂的东西而写出来的。像学者Lang和Threatte的研究结论所说那样，相当多的“拼写错误”或差异可能是实际发音不同而导致的。而另外许多错误，可以被简单视为“图示错误（graphic error）”，这是Threatte的文雅说法。Threatte指出，与大型公众铭文情况相反，个人书写的文字通常在拼写上千差万别。还有一个关于字母缺漏的很有吸引力的观点是由学者Wachter提出的，他发现在某一个辅音后被遗漏的元音经常是该元音在该辅音的希腊语名称中在辅音后出现（例如希腊字母“epsilon”，经常在希腊字母“theta”之后被省略掉。注：“epsilon”是像“E”的那个希腊字母，“theta”是像“日”的那个希腊字母。），因此这是一种“缩写”......但上述例子中有许多不符合这个说法，它们仍然就是错漏。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写字人的粗心和半识字状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表明写字人确实对字母不熟悉。
这里的政治含义是有趣的：西元前五世纪早期（这些陶片大多数出于西元前480和470年代），相当多的行使参政权力的人对书写感到困难和不熟悉，他们几乎不会写字。
......
西元前330年......回忆起旧日（指约西元前400年-前340年）的听审员.....他们经常叫法庭职员重读法令......而今天（指约西元前330年）的听审员在听法庭职员诵读的时候，就像在听一些与己无关的咒语，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注：作者引用这段据说是某希腊人的回忆，是要说明听审员想理解法令文本时可以叫法庭职员重读出来，也就是说，听审员不需要有阅读能力。）
雅典的听审员，只需要最基本的读写能力例如认识姓名，就可以发挥听审员的功能。部分听审员有更好的文化程度，部分差些。在西元前五世纪晚期和前四世纪早期，他们是有着宝贵书写法令的一个政治系统的参与者，他们制造了向公众展示的大量铭文，他们聆听别人大声诵读写出来的文字。于是大家会认为，与西元前480年代的情况相比，活跃的市民群体中应该有更多人更多地运用这其他的一些书写做法，最起码他们至少通过聆听而参与了一个使用书写文字的政治系统。古代广场上的涂鸦似乎证实了这点，这意味着更多市民用相对简单方式在读和写。不过，对一位法庭上或大会中的雅典市民所要求的“参与政治的最低程度（democratic minimum）”，仍然很少需要超过读或写姓名的能力。

希腊人罗马人之所以看重演讲，很可能就是因为识字的人不多，所以需要着力于口头表达。
“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见下文，应该算是合乎逻辑的共识了。
“修昔底德说过...至少部分演说词是他自己杜撰的...修昔底德以后的历史学家，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入大量演说词，其中绝大部分是杜撰”见下文，应该算是众所周知的西方shi学传统了。
另外，Mogens Herman Hansen（他是雅典政治和城邦制度方面的重要学者之一）更进一步认为，战争前希腊将领向士兵发表演说的做法，是修昔底德的凭空捏造，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作者：晏绍祥，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京)2006年6期第151～166页
【内容提要】
......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正文】
......确实，修昔底德说过，他所记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是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些是他认为那些人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也就是说，至少部分演说词是他自己杜撰的。但无论这些演说词的真实性如何，修昔底德认为人们会相信，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借这些人之口说出，说明演说在当时确是普遍现象。在希腊人看来，历史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说了什么，其次是弄清人们所说所做的成败之因，“好的建议意味着成功的政策，读者可由此学习。因此，演说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流风所及，修昔底德以后的历史学家，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入大量演说词，其中绝大部分是杜撰。演说词的存在，成了希腊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余内容略。。。。。。）

阿Q当得真好，拿个被批得要死的错误译文当圣经，真替史学家丢脸，真替国人丢脸，真正的国人丢不起历史发明家的脸，你们要丢就别误导后来学史的新人，自己英文没本事拼过别人，就好比哈利波特几个翻译错误的本去拼译林出版社一样，别笑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