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和欧阳修名声都非常好，两个都是非常正直的人，事实上欧阳修对包拯同样是非常敬佩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在包拯死后，自告奋勇地提出要给包拯写墓志。
在《论包拯不当代宋祁为三司使》中，也说到了包拯的正直和才能，但欧阳修认为，大臣要首重名节。宋祁是被包拯拿下来的，再顶他的位置，有“蹊田夺牛”之嫌，怕后来的人不一定个个都出于公心，为了往上爬，仿效此例，不择手段搞人，造成不良风气，从中，我也可以看出，古人还是非常注重名节，也会相互指正同僚之间的不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味无原则的官官相护。
而包拯因欧阳修的这封奏折，推辞这项任命，“家居避命，久之乃出”，也证明包拯是认同了欧阳修要求避嫌的看法。
在奏折里欧阳修所说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的说法，恰恰说明了包拯的铁面无私，对自已亲戚不循情枉法，据说包拯侄子包勉犯了法，抚养包拯长大的长嫂求情无用，最后还是被包拯斩了，被他嫂子骂他禽兽不如，这样铁面无私的人在家乡人的口中，当然会被人说不孝了。
其实从欧阳修奏折这件事上，并无损包拯一生的名声，这反应了当时比较开明的风气，不仅仅只有包拯一个正直的人，同样也有许多其他正直的大臣，正是在当时这种风气下，才能有包拯这种人生存的环境，否则的话，包拯也不可能做到正二品大员，早早地就会被人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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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夫人董氏一生勤俭,是包拯的贤内助,然而自南宋之后,她便被包氏家族所遗忘,在后世流传下来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都未有记载。
董氏之子包繶，包繶之妻催氏，婚后第二年过世，包繶过世，有一子包文辅，但包文辅也在五岁时夭折了。
董氏在包氏家谱中未有记载，这容易理解，毕竟其子包繶未留下后人，现在包拯后代是其妾孙氏之子包绶的后代，包拯之妾孙氏在包拯59岁那年被打发回了娘家，后来应该也未接回过包家，而当时孙氏已经怀了包拯的孩子，包拯及董氏当时应该是不知孙氏已怀有身孕，后孙氏在娘家生下一子，名綖。
在孙氏被送回娘家后，催氏一直关注孙氏，在得知孙氏生下一子后，背着包拯和董氏，偷偷将这个男孩抱回家抚养。在包拯60岁大寿时，包拯感叹无后之际，催氏将包綖抱了出来，告诉包拯，这是他的儿子，包拯高兴之际，将包綖的名字改为包绶。
包拯后代在家谱中不记载董氏，也许和这段恩怨有关。

包拯儿媳,包繶之妻崔氏,宋史有传：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枢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儿。拯夫妇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尝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见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妇得齿贱获，执瀚涤之事幸矣，况敢污家乎！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无它也。”
宋哲宗为“表异其所居”，在包公的家门口为崔氏筑“节妇台”，加封崔氏为永嘉郡君。宋哲宗嘉奖崔氏为永嘉郡君诏书为苏东坡所撰写：“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汝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佑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苦已世子已死，其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所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

"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綖。

包公墓志铭:
宋故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实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谥孝肃包公墓志铭并序。
　　枢密副使、朝散大夫、左谏议大夫、骑都尉、濮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吴奎纂。
　　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兼篆石经、同判登闻鼓院，上骑都尉、赐绯鱼袋杨南仲书。
　　甥将仕郎、守温州瑞安县令文勋篆盖。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始以孝闻於州闾，及仕，从州县累迁至於二府，卓立於时，无所屈。

提举有明效，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公之薨也，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

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若相属也。
公讳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
天圣五年进士甲科，初命大理评事，知建昌县。时皇考刑部侍郎家居，皇妣亦高年，乐处乡里，不欲远去，公恳辞为邑，得监和州税。和邻合肥，皇考妣犹不乐行，遣公之官。公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遂解官终养。积数年，皇考妣继以耆终，公居丧毁瘠甚，庐墓终制。
丧服除，又二年，方调知扬州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公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人来告私杀牛者，公曰：“何为盗割牛舌？”盗即款伏。

进丞大理代，还知端州。州岁贡砚，前守率数十倍取之，以其余以遗权贵。公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迁殿中丞，还为权贵支判官、勾当东排岸司。才数月，御史中丞王公拱辰援唐制，乞增置御史里行。遂拜公监察御史中里行。未几，改监察御史。建言：国家取士用人不得实；岁赂戎狄非御戎之策，当选将练兵；国任宰相，系时安危，当取天下公议，凡十数事。时边郡有警，乃一例调发禁军。公言：善马精兵，悉出於外，扈卫骁锐为之一空，朝廷忧患恐深。然河朔之民禀气劲悍可用，今河北、河东所籍民兵，以户上下，故多隐匿。如约李抱真之法，以丁力众寡，登降其数而籍之，不及数者即舍之，取其中富贵者，出钱谷给籍丁之贫家，则内外治平矣。

选使契丹国。虏中神水馆之驿舍，传有凶怪，人莫敢居，前此数日有三驺入其间，如有物击之仆地，公径入居之，戒从者：“虽有凶怪，毋得言。”至旦，亦无所恐。
为三司户部判官，赐五品服，出为京东路转运使。未几，改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陕府西路转运使。诏许朝觐，既辞。会他路监司，有对自求改章服者，上不悦，因传宣曰：“包拯任陕西，当得金紫。”亟令赍赐，行次华阴受服焉。
徙河北路，未行。擢为户部副使。尝奏事。上询及本朝并唐编户多少之数，公退而遍考诸史，具陈历代本末。因言：“持政之仁暴，惟在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慎行三者，则衣食滋殖，黎庶蕃息矣。”上深然之。

以丧子，丐便郡，得知扬州。旋改庐州。公性严毅，有从舅犯法，公挞之，自是亲旧莫不畏服。迁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保任非其人，降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明年，还旧官，徙知江宁府。

尝有二人饮酒，一能，一不能饮，能饮者袖有金数两，恐其醉而遗也，纳诸不能饮者，能饮者醒而索之，不能饮者拒之曰：“无之。”金主讼之。诘问，不服。公密遣吏持牒为匿者自通取诸其家。家人谓事觉，即付金于吏。俄而，吏持金至，匿金者大惊，乃伏。
嘉佑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公之总风宪，法冠白豸角立，峨然有不可凌之势。其所排击，曲中理实，坏阴邪之机者，莫敢妄发。至于时事，多所建言：请立皇嗣；条责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以职事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之人，待制以上，得至执政私第；损休假之日，皆自公发之。理检例为空名，及公领事，有称冤滥沉屈者，咸为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