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文学上的大家很多，然父子三人皆为文学大家的仅“三曹”、“三苏”而已。“三曹”即文中曹操、曹丕、曹植三人，“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三苏”皆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辙之文淡雅澹泊，最出名的是苏轼，气度恢宏，才气纵横，汪洋恣肆，诗、文、词、赋、书、画皆擅，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文坛领袖。而“三曹”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身体力行，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曹操之诗慷慨悲凉、曹丕之诗纤巧雅丽、曹植之诗则骨气充盈，各擅胜场。尤其曹植，才气冠绝天下，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成为引领是建安文坛标志性人物，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植一生，以曹丕即位为界，明显形成前后两个时期。但无论前期后期，他平生所志，都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是“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然而最终，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他一生勤于著述,曾自述“余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前录自序》)，“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魏志·陈思王传》)，他在短短四十年的人生中创作了90多首诗,60篇赋,还有120余篇章表书信等散文,大都感情充沛,文采斐然，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亦是遭谴黜，才“愤而成篇” ，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他胸怀理想抱负，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愤激之情，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曹植不仅在身为贵公子时就有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激情澎湃，更可贵的是在历经八年的迫害和磨难后，依旧豪情不改，写出 “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求自试表》）这样慷慨悲壮的文字。纵经千难万苦而壮志不改，明知当时魏明帝曹睿不会给他机会让他施展才华，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了《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谏伐辽东表》等，反复向魏明帝表达他为国尽忠的雄心和谨守臣节的忠心，至死不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曹植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放弃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逐，这种高昂精神付诸文字，形成了其“骨气奇高”的特点，达到子桓所谓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出自曹丕《典论》）的高度，被后世公认为建安风骨的最强音。
　　世人给予曹植很高的评价，推许其为建安文坛最杰出的领军人。钟嵘在《诗品》中赞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成书倬于《多岁堂诗话》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黄节于《曹子建诗注》曰：“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后来清人黄子云更是认为古今天下才气，子建、子山、子美各占三斗，认为曹植与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唐代诗圣杜甫一同是古今最具才气与灵性的大文豪。其它赞赏曹植及其诗歌的评语，比比皆是，俯首可拾。而最有意思的当属谢灵运对曹植的评价，他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