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圣人岂容毫发置私意于其间哉？亦曰与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嫡，三王不易之常经也；然为天下得人，则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泰伯而立季历，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废，则一而已。汉有天下四百余年，桓灵不道，僭乱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拥益州之众，三顾孔明于草庐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与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尽力，死而不已者，皆为兴复刘氏也。昭烈岂为身谋？孔明盖社稷之臣也，今刘禅昏愚暗弱，纵使伊尹阿衡、周公辅相，亦必危亡而後已，虽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说。既曰兴复刘氏，则凡高帝之子孙，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于子禅嗣位，而後为汉祀不绝哉？为昭烈之顾命，宜曰：“朕与丞相所以经营天下者，凡为兴复刘氏也。今天夺我志，病不能兴。嗣子可辅，辅之；如不可辅，则择刘氏之贤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处此，而刘氏之社稷复兴矣。惜乎昭烈之识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辅，卿可自取。”，置孔明于嫌疑之地。欲用权而择贤，则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守经而不变，则苦刘禅之昏愚而不可有为。终于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刘禅卒就擒缚。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略无愧耻。岂惟刘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憾无穷。古人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终大事，实由昭烈顾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国，悲夫。(《师山先生遗文》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