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派领导的反清民主**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 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

　　预备立宪的工作也相当艰巨，非一朝一夕，清末的“预备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总终没有成功，但是他的意义仍然重大，他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向“宪制”的过渡，是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和平过渡。他的重要意义其主要有：

　　首先，他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一次“和平过渡。中国二千年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农民暴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王朝”，从来都是一个专制代替另一个专制，一个“农民帝王”代替另一个“农民帝王”，都是”专制”，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制”，虽然清末的“预备立宪”准备在中国实行的是“君主宪制”，但是“君主宪制”也是一种“宪制制度”，表面上他似乎还没有“共和宪制”那样完全，还有一个“君主”，但实际上他是一种按不同国家的历史而产的“宪制制度”，他是不同的国家按实际历史条件的产物。

　　晚清预备立宪这项政治活动有着保守性和欺骗性，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另外，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中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是清末“新政”的内容。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比如，设立谘议局和筹建资政院。谘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的代表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