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这个真正是忧国忧民】
《人物》问崔永元
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
文／张捷 张悦
图／苏里 清澈泉
谈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这个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个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最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龘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接受大员，又被国龘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的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1978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个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300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非常少这个钱，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人物》：启蒙的一部分。
崔永元：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
把那个时代好坏
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人物》：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问了。不管你是重走长征路，还是做这么多老电影的节目，看得出来你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是有眷恋的。但是同样那个年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甚至更早，可以从打AB团或者王实味开始追溯。有人可能觉得你分裂，把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分开。你想把好的东西摘出来，这个东西太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东西咱们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你有那个倾向。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跟恶是并存的，同样在那张皮上，分不开的。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只是直接用这个事实来侮辱我。我觉得可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既然已经开始投身历史洪流，我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时代没有好坏，我不认为唐太宗比慈禧太后高明多少，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它的好的程度和烂的程度都差不多。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说最近厕所的苍蝇，北京说不能超过俩，南京是仨，还有哪个地方是一个。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除四害。我想这次你用什么手段呢？你会不会又把它搞成一个运动？我现在烦运动烦到什么程度？我连运动会都不爱听。就是在我的接受概念里，最多就是活动，不能运动。运动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无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我老用那个时代说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发言权，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以为我不想说明朝呢？我不想说清朝呢？我没赶上。
　　我问过邵燕祥，好多人说50年代好，说你坐班车那个时候都让座，你更喜欢那个年代还是更喜欢这个年代？他说我更喜欢这个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是真不让座，谁抢到算谁的。那个年代是，他给你让了座，反过头来就揭发你，你还不知道是他揭发的。现在无非是坐不着个座位，那个时候是妻离子散。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随便去歌颂一个时代，或者随便去诅咒一个时代，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可能是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干的事。历史学者永远应该冷静，永远对社会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永远和它保持距离。
《人物》：邵燕祥的回答很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个时代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比那个时代好。
崔永元：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他没说那个时代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了。得把逻辑分清楚了。这是两回事。
　　邵燕祥说这个时代再烂，他也不喜欢那个时代。注意这话的第一层意思，他说到了这个时代的烂，那么，你觉得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出这个时代的好吗？当然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微博多好，过去就两报一刊，分分钟就把你管死了。现在微博你花多大成本也管不了，就得有这种异样的声音能发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地方。很多官员微博就让他纷纷下马，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好，我坚信这一点。
　　我觉得那些这么看我的人陷入了误区。第一，当我说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菜没有农药那时候（其实因为买不起农药），你就会说我肯定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推理莫名其妙。当一个人表述说那个时代有可欣赏之处，你就认为这个人想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太莫名奇妙了。第二，我说那个时代有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就说我否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特爱听京剧，你就说我贬低书法艺术。
　　我觉得那个时代骨子里不好的东西，你肯定不如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做了4000个人的口述，我知道得最清楚。像我们这儿的小孩，入门课就是先看《100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的，让他们先看看。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
《人物》：现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崔永元：对，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环境污染，我才不认呢，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做，你有毛病吗？我们宁可让经济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污染。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
《人物》：那么当你聚焦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又会看到这个时代特别让你失望的地方。
崔永元：现在也不满意。我现在没有过去表现得那么愤怒。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关照谁跟谁又掐起来了，哪个事表个态，有时间上微博看见了，就说两句风凉话，没时间就算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那个去了。而且我也躲了，你比如说走红毯，能不去就不去了。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间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不是一回事，我就特别不高兴。报道出来以后我一看，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确实也是自己说的，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仓促之中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一定特别准确，也不一定能表达的是自己准确的想法。我更喜欢微博，我不会打字，微博都是一个指头摁出来的，我每天微博一指禅都深思熟虑，我对那个负责，那就是我说的，有据可查，跑不了，你们宁可相信微博，也不要相信媒体对我的采访。因为像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天，发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会特别气愤，或者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你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现在就尽量地拒绝。
《人物》：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崔永元：这是我做《谢天谢地》以后第一次接受采访，三十多家媒体想访问我，我都不接受。像口述历史都懒得说，这根别人也没关系。这东西又没钱，又没有利，什么都没有，你跟人说什么呀？说是你的理想，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干什么，等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干成这个样了。以后谁再想采访我，我就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人物》就行了，我这些年干的这些事。

《人物》：现在，你觉得哪个好人又回来了吗？
崔永元：回来了。我主持了那么多慈善项目，真是特别值得。你看我摔伤了，2号还要出发，连续参加两个慈善活动。然后我跟张朝阳提出把这个搜狐的微博做成一个慈善微博，让所有做慈善的人都跑到这儿做来，因为这儿的平台好。所以现在这儿有很多做公益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买双鞋，给孩子换课桌椅，请农民工吃顿饭，随手公益，都在这儿做呢。都做得有声有色的。帮助农民工、矽肺病人、流浪儿童，全都在这儿做，每个活动都做得有声有色特别好。
《人物》：那你好人回来之后平常怎么过日子？
崔永元：就成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来习以为常了。当你过这种正常生活方式的时候，自己也会很舒服，我觉得被人架起来那种挺难受的。
　　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不要你钱了，拉你一次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要给人钱，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为生的，我说你别穷大方，你大方啥呀，你有好多钱啊？你有好多钱还开出租干什么？
　　比如我开车跟人撞车，只有一次，因为对方态度太蛮横了，由他来负责任，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其他的所有的撞车都是我负责任。
《人物》：你车技太差了？
崔永元：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得回报。这个事最好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开车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也许他很窘迫，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你何必势大力粗地跟他说个究竟呢。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人家剐了我的车，我都摇下来玻璃问有事吗？没事，好，走。你不用管，都是这样。
　　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两个人打架，拿着铁棍子要动手，我就马上拦在中间不让打。怎么回事儿？就是一个追了一个，拿手电照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要走保险，那个人要赔现钱，这个人说我非要走保险，那我跟你去你们家吧，你凭什么去我们家，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就拿铁棍子要打。然后我就拦住了，说先别打，听我说两句话，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了，这两个家可都得担着，不就500块钱吗？我出。咱们别打了。然后我把这500块钱除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很高兴就走了，他走了，我也走，然后那个人追上我说对不起，崔先生，还能让你出，我把钱给你，我说不要，你留着吧，给你吧，你留着记住这个教训。你看你能出这500块钱，但是你干吗要拧着，酿成一次事故呢？刚才我要不出手，可能脑袋就裂了，何必呢？然后就走了。
　　我会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开着车回家，一看路边有个人，过去，摇下玻璃来，上哪儿，顺路我拉你。他们有的不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开黑车的，我说黑车哪有这么好的车啊。然后很舒服心里。其实你也能体会到幸福感。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就得敢说，别人害怕你不要怕，就要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
我又愤怒了
《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你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群体做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崔永元：我是2006年走长征，去了一些学校，去了236个学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乡村教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会宁，我去一个乡村教师家，他家里有一个彩电，还挺大的，但是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两间房子，非常穷。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彩电，他说这个彩电是别人捐过来的。我说为什么不放在学校，放在你家。他说放在我们家是我们家出电费。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你看我们城里人验收标准多肮脏，当我们看到乡村教师家里有一个彩电，首先想到他给贪污了，没想到他心存善良。我问他们年工资，他一年两百块钱，其他是这一家给点粮食，那一家给点粮食。他们家春种秋收的时候，学生家长帮帮忙。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老师非常让人尊敬，但是听他们讲课的时候不敢恭维，他们知道得太少，有的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想办这个乡村教师培训。一开始我总想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想帮助不过来，太多了，但是你要帮乡村教师。明白一个人，就能管好几百个人。今年做到第六届，今年做第六届就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叫全民慈善。我希望你们跟踪一下非常有意思。组委主任是我们长征一个队员，两个副主任，是中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完全是参观者，由他们三个人来组织实施。

PART 3 谈价值立场与几个人
喜欢周立波，观察司马南，欣赏柴静
周立波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动员社会资源来做这个事情，两亿的资金大家就给了你。你觉得你个人有什么特质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呢？
崔永元：特质就是不追求商业价值，如果他们都知道我天天私下里挣钱，改善自己生活什么的，肯定不支持我，你们家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拿出来，非逼我们拿出来。但他们知道我是赶在前面，我把拿出来的钱都扔到口述历史，全都扔在这里。
　　所以周立波跟我说，哥哥你不能这样，这个不对，还有一个家，你得维系。他说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从你认识我开始，你再不许把自己钱往公司里扔，我给你解决公司的问题，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让我很感动。
《人物》：很多人觉得你和周立波不搭调，现在听来你们俩的关系非常融洽。
崔永元：非常好。我也没想到我们关系会那么融洽，我们俩是好朋友。你要是跟他近距离地一起生活三天你就把他看个底儿掉，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他的优点、缺点圈在桌面上，所以不用提防他。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非常可爱。特别可爱。
　　我们俩一谈都谈到凌晨四五点钟，就是谈世界观，谈人生谈什么的。他那个思路有时候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弄了好几千万做慈善基金，我们那肯定是帮助困难的人。但是他想培养精神贵族，他说我要在各个学校挑这种气质本来就挺好的，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一到暑假就去巴黎，就去伦敦，看世界上最好的演出，看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从精神气质上去培养他们。
《人物》：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崔永元：我当时说的话跟你差不多，我就说慈善基金应该帮一些弱势群体。他说帮弱势群体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培养精神贵族，培养一个贵族得三代，所以我得为国家培养一些贵族，不能都是邋遢的一些人。
《人物》：他觉得他是一个精神贵族吗？
崔永元：他觉得是。后来他去了一次云南，到一个小学校，给那个小学校换桌椅板凳、送猪肉什么的，他拍了录像，拍完录像就给我看。他那一段时间人都瘦成这样了，他看了孩子的漏雨的教室，看破桌椅板凳，看孩子吃的东西，还说什么世界第二，世界第二还这样，还老号称世界第二。他受刺激了。他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影像里也哭，跟我看的时候也哭，然后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哭？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哭，我看过将近300个这样的学校，《长征》的时候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看，所以我做了基金专门帮这些人，你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你当然受不了了，以后看得多了你就受得了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尤其是对媒体缺乏信任，老是反应过激。比如说他给我打电话说哥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知道么这今天成头号新闻了。我说肯定不是头号新闻，要头号新闻我肯定知道了。比如微博里有个人攻击他了，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今天最大的事了。我就告诉他这个不是多大的事，明天这个事就过去了，你把今天晚上忍过去，他就忍过去，第二天那事就过去了，没有那么严重。
《人物》：你在他婚礼上调侃他的那段视频传播甚广，很多人觉得你有意去砸场子。
崔永元：他之前说一个媒体都没有，我一进去就发现有摇臂，我说哥们儿，摇臂都在这儿。他说咱家录下来当资料用的。然后我就说得很过分。很多熟悉的朋友都说不过他，老被他欺负，都指望我来给他们报仇。后来这个视频传到网上我挺不高兴的，我不知道谁传的，就像我们内部晚会在网上曝光似的。最让我感动的是周立波给我打电话，他说哥哥，上海东方卫视要播出这个，你同意吗？我说天啊，应该问你，你同意不同意。他说我没问题。到今天为止他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说一个不字，没有说我过分不好什么的，所以觉得他的肚量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你换一个人试试，当场就急了。
《人物》：前两天在网上他和王小帅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
崔永元：我说他了，这个玩意不好。他说我跟王小帅很熟。我说熟也不能这样，因为你们俩谈的是艺术评论，这个不能做人身攻击。两回事。
　　他一年捐3000万。我一直觉得他骨子里是挺好的一个人，挺善良，我愿意跟这样人打交道，也不愿意跟两面三刀的人打交道。
　　他的特点很好玩，就是他从来不会认错，但是她要觉得你说得对，他会悄悄地改，但是他也不认错，是这么一个人。

反人性，反人伦，
这就不可以
《人物》：你短信里说上期我们杂志上司马南怪怪的。
崔永元：上期《人物》杂志我看了。司马南，我觉得他怪怪的，挺不可理解的，他让人理解不了。
《人物》：是他的政治立场不可理解还是他的行为方式呢？
崔永元：我老是有那种好的念头，比如有时候一个人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坏，他就把它说得特别过头，这是一个智慧。我总是那样想他。后来发现不是，比如说他对朝鲜这个事的态度，就已经过头到了无立场的态度。那天忍无可忍我就在微博上反击他了，他甚至觉得朝鲜军人绑架中国渔民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什么道理都没有了。
《人物》：你真觉得他无立场？他立场鲜明，司马南现在是一个鲜明的标签。
崔永元：我觉得当我们到这个年龄再谈立场的时候，肯定就是非常稳定了，比如说有人喜欢朝鲜模式，或者别的什么模式，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不反感。这个社会越开明，越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但是我觉得它有基础，比如反人性，反人伦，这就不可以。就像你喜欢什么人你也不能喜欢纳粹一样，对吧？我这里以前有一个墨索里尼的烟斗摆着展览，后来西方人来看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反感，然后我就给撤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上面有纳粹的标志。在西方纳粹是违法的，你把头发剔成了一个纳粹的标志，那就抓你，没什么可商量的。我前一段在腾讯上转发了一个微博，“其实纳粹两字并不是贴在脸上的，而是在被洗过的大脑沟回里”。结果有差不多60%的网友说纳粹有什么不好？这个看得我毛骨悚然，我觉得这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人物》：你现在再次遇到司马南，还是会有原来那样的一个紧密无间的、很铁的、兄弟般的感情吗？
崔永元：我估计会的，我想我会那样做的。
《人物》：你不是以观念和立场来区分朋友？
崔永元：第一是当我做了10年《口述历史》以后，我发现政治立场这个说法很微妙，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你总能有办法让对方信服或者认同，如果你的道理永远没法让对方信服或认同，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的道理不大站得住，第二是他真疯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把他当做一个朋友，我会不断地做这个尝试，尝试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物》：能不能这样理解，第一，你这个做法是基于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第二你觉得最后真相、真理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崔永元：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了。你看我们采访的这4000多人，平均年龄85岁以上，最大106岁。然后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观点上存在两头真的现象，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是一辈子都过完了终于想明白了。但是我们真的遇到了到90岁还没想明白的，也就是说到90岁跟我们观念还不一样的，受尽了那些沧桑，那些痛苦，比我们大无数倍，观点依然没有变。见得多了以后你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有时候政治观点也是斗争的手段，就是说我不一定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知道我坚持这个观点你难受，所以我就坚持。
　　你可以看看司马南的那些微博，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里面是自相矛盾的，有时候他同意的也是他反对的，他反对的也是他同意的。就从这点上来判断，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想象得那么清楚。有时候也有那种孩子气，他不一定真是政治观点，就是想让你不高兴，所以他就那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

每年我都去朝鲜，
我每年都去
《人物》：看你微博，跟你聊天，发现你很关心朝鲜。
崔永元：因为每年我都去朝鲜，我每年都去。
《人物》：为什么？
崔永元：做采访，专门去做采访，而且我是固定老采访一批人，我想采访10年。
《人物》：就是朝鲜的功勋演员？
崔永元：对，想看看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变化）非常强烈，几乎不可阻挡。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能看明白，它叫“国际市场”，那个地方不允许拍照，不允许摄像。其实就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每个人大概就这么大（两手比划出两个肩膀的宽度）的那么一条。
《人物》：个体户。
崔永元：对。平壤人很多人的生计就是在这儿解决，因为那一个摊位一天能挣10块钱人民币，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到15元人民币，他一天就可以挣一月的钱。你看那些人的眼神，跟中国农贸市场没有区别，跟你在街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朝鲜最好的啤酒叫大同江，然后我们一块去的朋友就说那个大同江啤酒谁有，我们要20瓶。20瓶他一个摊位没有那么多，忽然就有一大推人拿着那啤酒跟着你，都说我这有，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人物》：那些功勋演员可以说是朝鲜社会的记得利益者，你10年不停地去采访他们，能发现他们身上也有变化吗？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也会有变化，你比如说我第一次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要给提纲，给提供以后他们回答的问题要写在一张纸上，都写在纸上。
《人物》：照着念？
崔永元：不是，背下来。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在那儿给他改稿子，改完了以后他要按照这个背。他这个改稿子和他背的过程他都允许我们拍，他为什么允许我们拍，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的。那么我又想问一些个人化的问题，但不可以，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提纲一个一个来。第一次采访甚至都不是我们采的，等于是我们把机器什么的全调试好我们离开，朝鲜的同行帮我们采的。
《人物》：你都不能在现场？
崔永元：对，我都不能在现场，我去朝鲜的电影博物馆参观去了，就在旁边。但是后来有一次我把他们请到北京来演出，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特别好，我们确实也真心地对他们好，我们也从那时代过来的。
《人物》：对《卖花姑娘》等朝鲜老电影也是有感情的。
崔永元：对，然后我就提出说在北京我们还要采访，他们说那我们得请示一下，请示了一下就通过了。那么这次采访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没要提纲，救你随便问他随便答。
《人物》：他真的能做到随便答吗？
崔永元：我们也没问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个进步，这当然就是个进步对么。
柴静在拼命地坚持
《人物》：回到你的老行当来。新一代的主持人里头有你欣赏的吗？
崔永元：柴静，那是非常好的。不管她现在主持有什么问题，你能看到她坚持的那种努力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欣赏的，而且我们认为是对的。她也在拼命地坚持。所以我们就特别欣赏她。
《人物》：每个人对柴静的定义可能不同，你对柴静的定义是什么？
崔永元：我接触的柴静，她特别在乎事件的真相，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你看她做的选题，很多选题是尘埃落定的，前面大家已经轰了两拨了，都不感兴趣了，她去重新调查。然后非常理智地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让你把这个事件看得更全面，或者听到另一种声音。这个非常了不起。她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你看她采访的新闻事件基本上都是滞后的，都不是第一轮的。她要整理自己的思想，要理性下来才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事特别好的。但是做媒体的人都知道，第二轮不值钱，第一轮最值钱了。
《人物》：柴静现在节目也不多。
崔永元：很少，怎么会多呢？不可能多。

【PART 4 谢天谢地 崔氏娱乐来啦】
谢天谢地
崔氏娱乐来啦
我不是老嚷嚷么，说娱乐节目可以高雅，
人们没看到过是什么样，
我们做一个，做一个让大家看看。
文／张捷　张悦
　　“怎么演？没有剧本，没有台词，不知道对手，推开一扇门，马上进戏，非常难，靠的是他们的勇气，靠的是他们的智慧，靠的是你们的热情。”5月19日播出的《谢天谢地你来啦》，崔永元上台了，说完开头就和点评嘉宾梁宏达现场斗智，王雪纯说这是“最血腥的开场”，崔永元问，梁宏达答，只能YES不能NO，游戏就这规则。
崔：梁先生我听说您是12岁上学。
梁：是12岁上学，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我先是砍柴砍了五六年，后来赶上了解放我才上的学。
崔：您好像上学直接上的五年级。
梁：是啊，因为前边4年那时候有完全小学和不完全小学，我上的是不完全小学。
崔：第六年，你直接考上了大学。
梁：是啊，因为前边4年那时候有完全小学和不完全小学，我上的是不完全小学。
崔：第六年，您直接考上了大学。
梁：那是赶上政策好，因为我家成分好，后来等于半保送就给我弄上去了。
崔：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您休学了，原因是您要回去上小学了。
梁：因为我当时考虑到，如果基础打得不牢的话，我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学校再回一次炉。
笑声。掌声。叫好声。
《谢天谢地你来啦》4月14日在央视正式开播。
我就是烦那种大家谁都跟谁过不去似的。
还有无论是现场观众，
还是电视机前观众，一律当傻子对待。
还有逼迫别人做什么。
还有造假，我最烦的是造假。
不能，不能，不能，还得
　　其实我这辈子就没有打算做娱乐节目，尤其是做了《口述历史》以后我慢慢地觉得自己都不是媒体中的人了，正在向一个历史学者、历史研究者这个身份过渡，也挺自豪的，觉得这个不轻浮。
　　但是娱乐节目我历史坚持那个观点，因为我亲眼见到过，高雅的娱乐节目非常多，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有，就在中国电视台上没有，中国的电视台只要一娱乐就恶心，就肮脏。所以我前些年一直是批判的姿态在面对他们，永远是批判的姿态，用最难听的语言来诅咒他们。
　　去年某月，过彤（制片人）和王雪纯他俩一块来找我，带了澳大利亚的原版，我觉得挺好玩，很有意思，这就是最干净的娱乐节目，在国外非常多。他们说你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兴趣。我不是老嚷嚷么，说娱乐节目可以高雅，人们没看到过是什么样，我们做一个，做一个让大家看看。
　　我说有两点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点是原版的内容基本上是政治笑话和性笑话，这两点我们不能碰。第二点它问的问题不可笑，演员回答得可笑。我们要改成问的问题就可笑，因为中国的演员好面子，让观众高兴的这个事情全交给他，他可能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如果我们问问题就笑，他的压力就减轻了一半。把这两点改变掉就行了。
　　去年“十一”正大综艺特别节目播出的第一批几乎所有的本子都是我写的。当时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挺满意的。我们也不能讽刺，也不能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还不能无聊，还不能恶心，还不能脏，还得让大家笑。
　　《谢天谢地》是即兴演出。如果我们不宣称说这是即兴演出，没有剧本、没有台词，一切都是即兴的。如果不宣称，我们可以造假，我们可以提前悄悄地告诉他你演什么，甚至把一些重要的环节都告诉他。都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宣称了，那就得对自己的名誉负责，那绝对不能造假。这个就是高雅，骗人就是低级。我觉得的这个标准是公共标准。
　　很多台跟我接洽过，我太知道这里的猫腻了。要跟我接洽做节目，除了谈价钱，你就要谈节目方案，对吧？所以我看过完整的一本本节目方案，那些个节目方案里真的有我说的这些东西（造假），就是制造多少个噱头、制造多少个突发事件、制造多少个绯闻，来做这个节目的营销。这是我看过的。我的判断，这个已经在行内约定俗成了，这才是可怕的地方。我都不相信，第一次看到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知道吗？我就说不做，这个节目可能做不了。他说这个钱还可以再商量。因为他们不觉得那是个事，他觉得所有的节目都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他说明白的，省得他们以后不给我看了。把我蒙在鼓里。真的，就是这个样，这个圈就是这个德性。

剧本不脏，收视率不管
　　这个节目其实最难的是前期的剧本创作，大概占到我们95%的时间，剩下5%是排练、录像。每次我们去录像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大家非常高兴。但是前面的创作真痛苦，我们开一下午的剧本创作会没有一个人笑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创作团队有五六个人，就是我年龄最大，其他都特年轻，连四人帮的名字都说不出来。难在这儿，需要生活的底蕴。比如知青这个题材，正剧都写不出来，怎么能成喜剧呢？这是目前创作最大的障碍。
　　写剧本的时候就不能写脏了。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道具里有手纸，嘉宾马上就说脏了。你想，卫生纸在哪儿，他怎么说干净，他肯定就说脏了，没有台词，他即兴的嘛，是吧？后来我说那以后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不许出现那样的东西，设计的问题不能是腰带以下。你在设计台本的时候就让它干净，就让他没法演脏。
　　我从来不在意收视率，无所谓。我们的收视率是第二天就能出来，就发我手机上。发了一次我就跟他们发短信，我说不要给我发这个了，我不爱看这个东西。后来他们就不发了。但是他们别人都有。收视非常好。以前这个时段是播电视剧的，现在我们比电视剧的收视率高多了。我们最好的时候能排到第二。以前连三十都进不了。但是我还是不看重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它排第二和排第二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东西粗俗了，它排第一我也不高兴。如果它一直是我想象的这种格调，它就是夭折了我都高兴。
我爱“主旋律”，我也要讽刺
　　现在我在《谢天谢地》做两个方向的努力。
　　一个是主旋律，因为我特别热爱主旋律，我老觉得主旋律被他们糟蹋了，他们把主旋律在中国给弄成贬义词了，这太可怕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主旋律，对吧？而且我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艺术家的主旋律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真善美，就这三个字。所以你看我们《谢天谢地》是主旋律，好人好事、真善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做成喜剧，观众看着也很高兴，也觉得社会挺美好。这是第一。
　　第二，讽刺，还要捡起来，那是一把利刃，不能对社会那么麻木。讽刺的力度，我觉得就是你拼争的空间，一步一步地去拓展这个空间。先打耗子，后打老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郑也夫跟我讲过，我们老说婆婆厉害，但是我经常看到的是，婆婆没说什么，媳妇儿就把自己枪毙了。现在做媒体的人也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意识太强了，太强。写一个什么、拍一个什么，首先想着审查能不能通过。如果你也不做呢，那就可能到10年以后都没人做。
　　其实现在我们《谢天谢地》就在做这个事。如果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尝试的话，那么很多我就对这个东西没兴趣了，又接着回来做口述历史了。我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过去没地儿可躲，过去做《实话实说》，你不做《实话实说》你就没事干了。现在你看我口述历史都忙不过来。

虽然很长，但还是很推荐。今天看这篇文章，看哭了好几次，问自己问什么哭点这么低了，我也不知道。只是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件生死与之的事情，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而不是平平凡凡浑浑噩噩安安逸逸的过完这一生。

【PART 2 这个真正是忧国忧民】
《人物》问崔永元
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
文／张捷　张悦
图／苏里　清澈泉
　　谈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这个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个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最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接受大员，又被国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的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1978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个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300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非常少这个钱，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