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朝信吧 关注:11贴子:210
  • 4回复贴,共1
德川家康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后,为控制地方诸侯和统治,广大民众,在全国建立了以幕府为核心,以诸藩为支柱的封建统治体制——幕藩体制。 “幕”即幕府, “藩”指幕府分封给地方浴侯的领地及该领地上的统治机构。幕藩体制的特点是,各藩具有地方分权的自治性,但又必须受到幕府的强有力的统治。
德川家康将全国1/4的土地分封给260多个藩主,将1/4较为富庶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德川家康还控制了江户、 大阪、京都、长崎等全国主要城市和佐渡,生野,伊豆等主要矿山,垄断了全国货币铸造权。这样,德川家康及其后嗣就成为全国经济实力的最强者。
德川家康还直接控制着全国军事指挥大权。他有自己的直属:武士,给这些武士以封地或俸禄世袭。这些人构成了幕府常备军的核心。17世纪中叶,幕府常备军人数有2万余人。这些人战时是冲锋陷阵的先锋,平时担任幕府和江户城的守护。
德川幕府颁布的《军役令》规定,发生战事,藩主应按其封邑大小,率领兵卒从军。1649年《庆安军役令》规定,封邑1000石的藩主出军役21人、火铳一支,弓一张、矛2支, 1万石的藩主出235人,骑兵10骑、火铳20支、弓10张、矛30支,10万石的出2155人、骑兵170骑、火铳350支、弓60张、矛150支。按照这一比例,大约可征集兵力6.7万人,加上常备军,总数可达8万—余人。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德川家康继承和发展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他把人的身份分为四等: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即士,农、工、商,而且一般世袭不变。其中武士居四民之首,其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享有免纳租税和其它各种特权,可任意欺压人民。武士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幕府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武士必须遵守的各种规则,主要有: “武士要专心致志,修练文武艺能”,“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不可停止和放松,武士必须守法,禁止武士结党、叛逆,凶杀,对“野心之徒”决不姑息容忍,禁止武家之间私结婚姻,禁止各藩之间私自交往,禁止各藩构筑、修缮城垣, “城过百雉,国家之害,深沟高垒,大乱之本”,要节俭,制止群饮佚游,各藩必须以法治国,选拔良才等等。1635年,又补充规定各藩藩主实行“参觐交代制度”,每隔一年到江户参觐一次。
德川家康及其后嗣,一方面制定各种制度,实行以法治国,另一方面则实行以儒学思想为指针的文教政策;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中国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由于其宣传的“尊卑不可逾越,,的理论与幕府推行的严格身份制度相吻合,适应了幕府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受到幕府的赏识和推崇,成为幕府的官学。儒学思想被幕府运用到对武士的教育上,对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巩固幕藩封建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武士是幕府封建统治的基础;武士教育受到幕府的特殊重视。自大阪之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战乱基本结束,和平得到恢复,政局趋于稳定。武士们不必转战于战场,可以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同时,逝去不久的战国时代留下的丰富的军事与战争实践经验需要总结。这些,为武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素材。
武士教育的需要,促进了兵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一大批兵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研究日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总结前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治国安民之策,治军和指挥作战经验,战略和战术,发衷了大量军事论述,提出各种主张,并且招收门生,加以传播。这导致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兵学界各种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日本军事思想呈现繁荣、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众多的兵学流派中,影响深远、传播较广的要算是甲州,北条,山鹿、越后,长沼,风山、合传七大流派。
在这七大派之外,还有义经派、楠木派,上泉派、小笠原派,织田派、太子派、源家古法等60余家传播范围较小、存在时间不长的小流派。如果再加上派中之派,日本江户时代前期涌现的兵学流派:降近百家。这真可谓兵学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1楼2012-10-07 07:40回复
    景宪所说的“军法”,实际是用兵和治军之法。 《甲阳军鉴》中有专论“军法”的内容,景宪加以抄录,汇集成《军法之卷》,并向弟子传授。景宪的“军法”思想源于《甲阳军鉴》。
    《甲阳军鉴》中有关于《能军法》的论述。景宪对《能军法》加以发挥,使之成为其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 《能军法》,具体是指大将统帅之法,训练士卒之法和维持军纪之法。大:降统帅之法由武略、智略和计策构成。武略,在善于攻城,陷阵和布阵,智略,在善于训练和使役将士,计策,在善于安抚敌国民众。景宪认为,这三者是“制胜的首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三点,必须以“法度”作为保障。景宪所提出的“法度”包括“识人,无私、施恩、慈悲、严格”五条。景宪认为,这五条是大将的“心鉴”,实行得如何,会对部下将士产生重大影响。
    与兵阴阳思想不同,关于“军法”特别是“能军法”的论述,是景宪的兵学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那么,在对待兵阴阳与“军法’二者关系上,景宪更重视哪一个,视哪一个为用兵和治军的主要手段呢?景宪在其著述中虽未正面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弟子的言论却告诉人们景宪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景宪妁嫡传弟子松山公宪在其所著《军鉴举要》中指出; “占侯乃军法之助。军法正,则占侯立。”松山将兵阴阳视为“军法”的辅助,显然是将“军法”置于高于兵阴阳的地位上。松山是景宪的最亲近、最得意的弟子。松山的思想应该是反映他师长的思想,曲景宪的教导而来。假若景宪关于“军法”的论述体现的是重视“人”的思想,而关于兵阴阳的论述体现的则是重视“天”的思想,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景宪重视“人”优于重视“天"呢?


    3楼2012-10-07 07:46
    回复
      强大


      5楼2012-10-07 07:55
      回复
        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影响军事与战争的例证不胜枚举。从大处着眼,比如中原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长城为什么要沿阴山、燕山等山脉而筑7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时,双方为什么常常会守秦岭、淮河为界?明以前历代实现统一都是自北往南用兵,为什么明朝取代元朝却是自南而北?为什么山西高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江南一带、福建区域、岭南地区经常出现军事割据?再从小处看,为什么山海关、嘉峪关、蒲津渡、采石矶、剑阁道、六盘山等得失,总是关系到战争的大局?为什么南京、徐州、洛阳、西安、寿县、太原、合肥、襄樊、南阳、成都等地区发生的战争特别多?


        10楼2013-05-10 14:13
        回复
          面对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


          11楼2016-12-26 21:39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