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看天下之超级高中】 TAT

那些神一样的中学
高考流水线与梦工厂
什么样的中学最啊最精彩？什么样的试卷最呀最变态？
在当下中国，中学最大的目的和价值在于高考——被称为改变命运唯一公平的途径。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中学也就有了高下，乡村中学考师专，普通中学想本科，重点中学拼重点，超级中学上清华，在超级中学之上的，是神一样的中学。
江湖上都流传着这些神级中学的传说，它们或是题山卷海的新晋苦修派，或是出身尊贵的传统豪门，或是前途宽广的留洋预科班，相同的是，在别人视为畏途的高考，被他们轻易玩转，或者不屑为??之。
对他们而言，重点大学是保底，北大清华是正常，常春藤学校是可达成的期望——对于近千万的其他芸芸考生而言，唯有一句：给跪了！
教育者言，公立超级中学、神级中学的奇迹，是以牺牲大多数学校的利益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为代价的，违反教育规律，有害无益。但他们的言论微弱无力，神们继续狂欢。
在一个白富美放弃高考被美国8名校录取的新闻后，一位普通学生的留言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我没有皇城根下的家，也没有留过洋的爸妈。我只能咬着牙拼命学习，在千军万马中挤破头，换来一个国内普通的大学，而我还要拼命努力，才能换来一个普通的人生。但这条新闻把千万个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却从没放弃努力的孩子，当成了傻瓜。”


上外附中：高考是什么？
不自习不复习不排名，上哈佛上港大上复旦
●徐臻 / 文
高考结束后，上外附中的校园彻底沉静了下来。
如果单说教学、生活环境，上外附中实在称不上现代。教室的果绿色墙壁早已斑驳，铁皮课桌椅也开始掉漆。学生寝室里，除了几张上下铺床位外，就不剩什么活动空间，几乎还是十几年前寄宿学校的样子。
上外附中并不会因为陈旧而影响它被称为“神一样的学校”，它的“神迹”在于这所中学的学生竟然不关心高考，而大都上了国内外知名大学。
上海媒体披露，上外附中今年有应届生约250人，分为“出国党”、“保送党”和“高考党”，“高考党”只有47名，其中“裸考”考生（无任何加分）仅为10人——即便是这些学生，高考也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他们把高考“踩”在脚??下。
要出人头地？先弃考
高三下半学期，王晓捷主要就忙三件事：准备毕业典礼、拍摄一部短片，还有去台湾旅游。
从进入上外附中起，他就没有考虑过参加高考的事，甚至觉得上外附中“根本就不是针对高考的学校”。在这里的七年，他始终“玩得很开心”，课业压力不大，还总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如模拟联合国、双语辩论赛、国际文化节等——而国外大学看重的也正是这些。
一进入高三，就有八十余名像王晓捷这样的学生与校方签署了“弃考声明”，专心忙自己的申请。
在上海全市，高考人数也连年下降，今年的考生人数约为5.5万人，但上海教育考试院方面表示，“人数还没有完全跌进谷底。”
另一方面，出国人数却在不断增长。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在上外附中，“出国党”一般从高二就开始准备国外大学的申请，参加托福、SAT、AP等各类出国考试。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透露，今年的高二年级出现过100多人同时请假参加校外考试的情况。“校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会尊重学生的想法。”这位老师说，但另一方面，学校其实也很无奈，“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干扰到了一门心思要参加高考的孩子”。
王晓捷共申请了22所美国大学，3月底，他收到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体而言，上外附中“出国党”实力非常不俗。据统计，有30多位学生收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初签下“弃考声明”的，基本都有了着落。
“以前觉得美国的常春藤，剑桥、牛津等名校离我们太遥远了。”高三学生金扬说，“后来才发现，同学里卧虎藏龙，去了名校的在外人看来了不起，但可能平时就是个沉闷的‘宅男’。”
他本人通过校长推荐的方式被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国际学部录取，成了“保送党”的一员。由于生源优质，部分国外高校及国内众多“985工程”、“211工程”高校都向上外附中提供保送名额，今年有八十余名应届生通过这种方式，提前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高校录取。
参加高考也不丢人
就算是对上外附中的“高考党”而言，高三没有早自习，也没有早操。张学勤的家住得离学校比较近，他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到校开始上课。
上午只有两节课，每节课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学校一般十二点开饭，如果老师提前下课，大家就补上“体育课”——其实就是自由活动，可以在教室自习，也可以去操场打球，但不会有老师加课。
中午的午休时间是一小时。下午的两节课分别为一个半小时，后一节通常是考试。有时候，下午也会安排大家看电影。张学勤记得看过《哈姆雷特》、《雷雨》等五六部，都是语文课本里的重点篇目。由于课文通常是节选的，“老师希望大家体会作品的整体语境，对答题有帮助。”张学勤说。
今年，上外附中的“高考党”共有47人。化学班和历史班各十几人；物理班人数多一些，有二十几人；政治班“是个位数”。所以，当提到考试排名时，张学勤突然笑了，“人太少了，实在没什么排名的必要。”


但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张“表”。上外附中的学生也参加虹口区每月举行的模拟考，但不参与全区排名。据张学勤说，“高考党”的成绩大都在区内的“第一集团军”，“我们学校的第一名比全区的第一名高三十多分！”
这群“高考党”的优越感还体现在，通过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他们早就握有来自港大、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高校的各种降分、预录取等“筹码”。比如，张学勤除拿到清华大学的30分外，同济大学也向他抛出了预录取的“橄榄枝”，后者意味着他的高考成绩只要超过今年上海的一本线，就可进入他心仪的土木工程系就读。
即便是十个“裸考”的学生，也不全是“屌丝”。据上述老师介绍，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即将前往德国和法国留学的小语种考生。这两个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申请者提供高考成绩做参考，但考多少分并不重要，“只是走个过场”。
6月7日，闷热了一段时间的上海，突然凉爽起来。早晨七点，“保送党”和“出国党”来到学校，大家站成了一个马蹄形，将“高考党”们围在中间，为他们送考。
这是上外附中每年高考前的“保留节目”，校长兼总支书记崔德明、年级组长等人轮番上台讲话。简短的仪式后，在昔日同窗的注视中，中巴车载着考生奔赴各个考场。有细心的送考学生，还提前在中巴车的车窗上，贴上了“独占鳌头”的字样——这似乎没有意义。
少壮不努力，长大读隔壁
从中预到高二，陆君已经在这里待了六年。6月20日的期末考试结束后，他就是一名“准高三”学生了。
陆君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50名，当被问及是否想考得更好时，他反问本刊记者：“我为什么要考得更好？”
他已是“出国党”的一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算法”。在这套法则中，80分与85分没有区别（按照GPA的标准算法，两者都记为B）。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学习第二外语，参加奥赛、数模，甚至拉二胡上，“别太专注于分数”。
5月，他刚通过自学参加了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完成了微积分、化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科目。陆君关于高三的打算是，先申请大学，再考驾照，还要学习西班牙语作为第三外语。“别人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我准备的是体验生活。”他说。
在学生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同时，上外附中却是一所相对“封闭”的学校。作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外国语学校，它不参与中考招生，生源主要依托小升初时的面试，实行七年一贯制培养。也就是说，上外附中的学生们并不是“考”进这所学校的。
四年前，简方（化名）的女儿参加了面试。在他为女儿准备的个人简历中，满满当当地罗列着几十种女儿在小学阶段获得的各种荣誉：漂亮的成绩单、区三好学生、公共英语二级、钢琴七级……最后，女孩在2000多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淘汰率高达90%。
进入上外附中后，简方的女儿在保持成绩优异的同时，继续取得了钢琴十级、上海市中级口译证书等，并在今年顺利从初中部直升到了高中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无论将来是选择高考、出国，还是保送，简方的女儿都将有不错的出路。简方曾听过一种说法，“只要不挑不拣，保底也能去上外”，这简直成了学校的“一条龙”服务。


从早5点跑到晚10点
激情是由无所不在的仪式与严格的规范来创造的。
在衡水中学，有着“两眼一睁，开始竞争”的说法。
2003年，林倩考进了衡水中学。她考了30多名，她的学号也根据名次，定为30多号。以后的学号，则根据每学期末或学期初的考试成绩重新排定，“都是各学校的尖子考进去的，谁都不甘心比谁差”。
在网上，流传着衡水中学学生的作息时间表，上面规定着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10点10分熄灯期间的每一项任务，具体到洗漱、整理内务、早操等。
在林倩看来，衡水中学像一个“场”，进去了，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不由自主地跟着跑。
对外校参观的老师来说，衡水中学最让他们震惊的是每天早上的跑操。2003年4月，北京海淀区校长团到衡水中学参观跑操时，学生们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声，引得一些校长潸然泪下。他们对李金池感叹，“你们的学生有种压倒一切的气势。”
高中毕业6年后，林倩还记得他们班当时喊的是“243班，如日中天，团结一心，共享苦甘”。褚伟则回忆，他们曾喊过，“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全力以赴、助我辉煌”；到了高考前，则索性喊，“421班，高考必胜、高考必胜、高考必胜”。
“能喊多大声喊多大声，喊起来觉得特别有集体荣誉感。”现在回想起来，林倩觉得有些幼稚，“在当时，可能是给自己一种动力，也是发泄一些压力。”
“跑饭”则是由衡水中学学生们原创的词汇。有学生曾写《跑饭传说》：“跑饭若是一幅画，当为徐悲鸿笔下的奔马；跑饭若是一部曲，当为贝多芬指间的《命运》。”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规定，吃饭时间为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45分。而大部分学生为多争取一些学习时间，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从教室冲到食堂，打饭、吃饭等一系列动作。
为同学们健康考虑，学校不得不安排人站在教学楼到食堂的拐角处专门抓“跑饭”，但学生们顶多在经过拐角处时放慢脚步，然后继续跑。还有人为节省吃饭时间，索性把零食藏到被子里、橱柜里，饿了拿出来吃两口。
“老师再三说，你多利用一分钟，可能高考的时候就比别人多得两分。所以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林倩感叹，“那种生活和状态，没经历过的人没办法理解。”
毕业后，林倩在“人人网”上看到一张衡中的照片——教学楼每一级台阶上，都贴有动能定理等数理化公式。她笑了，“这也太霸气侧漏了，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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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班某女生“疯狂搓油”
“早恋”或“疑似早恋”，在衡水中学被称为“非正常接触”，后被学生们简称为“非触”。“如果一男一女单独出现，则容易被认为是‘非触’。”周弘坦言，他被老师抓到过一次。
一次晚自习后，周弘和一个女同学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聊??天。
“你们干什么呢？”巡查的老师看到他们，大声问。两人“蹭”地站了起来，没做贼，亦免不了有些心虚。
“今天作业都做完了吗？没做完，干吗在这儿待着！”老师一边说，一边记下两个人的名字。第二天，周弘用了整个晚自习写检查。
刚毕业的褚伟也被抓到过一次“非触”。一次在食堂吃饭，褚伟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被叫到教育处写了检查。“一男一女在食堂吃饭属于‘非触’；一群人就没关系了，那叫聚餐。”褚伟解释说，“如果被调查出来是真正意义上的搞对象，就严重了，得被发配回家反省。其他可能被发回家反省的行为还有裸睡、打架等。”
学生们平时的表现会反映在量化表上，各班的量化分每周进行排名，贴在教学楼前。
公开的资料显示，该校一张常规量化表上，详细记录着某月某日，“早读中前三南1梳辫子”、“新闻时间一女生上厕所”、“早预备南后1掏耳朵”、“408宿舍东北下扶着墙玩”等行为。据林倩透露，每间教室都配有摄像头，宿舍里则不时有老师检查午休、晚休情况。
褚伟印象最深的是，量化表上曾经出现过某班某女生“疯狂搓油”的字样。
“当时最怕的就是违纪后被发回家反省。”周弘说，“那时候的时间都是按秒计算，被发回家，会耽误多少时间啊。”


“我们的时间按秒计算，老师们就更是了。”林倩透露，“衡中近些年给老师们办过几次集体婚礼。就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出去找对象，只能内部解决了。据说，还有的老师累得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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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建议：想发泄，就撕纸
复读生周弘有些庆幸自己只在衡水中学待了一年，“要是三年下来，怕会被榨干了”。
2003年高考时，周弘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由于继父不愿意出9000多元钱的费用，周弘只得复读。
周弘复读那一届，衡水中学共有8个复读班，每班60多人。他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来自河北省其他地区，甚至有从辽宁赶来??的。
周弘的目的很单纯——离开衡水。生父的故去、家人的反目，让他厌倦透了这个城市。而对其他学生来说，考出去，意味着离开这个资源匮乏的城市，离开这片盐碱地。
复读的一年，周弘每天把自己埋在成堆的试卷中，“有时上个厕所的时间，回来一看，桌子上多了六七张卷子”。不久前，一名衡水中学毕业的女生在网上晒出了自己高中三年的试卷，高达2.41米。
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再加上常吃方便面，高四下学期，周弘得了胃病。那段时间，他稍微吃点儿东西就吐酸水。儿时的好朋友听说了，每天从学校的大铁门下给他递些吃的，改善生活。在衡水中学，这种方式被统称为“隔门递物”。
再次高考时，周弘比前一次高了20多分，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他对衡水中学印象并不好，“衡中给你灌输的思想像一把锁，把你牢牢锁在这个地方。如果成绩不如别人，就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我上了这么好的学校，居然考得不如别人”。
周弘记得，当时由于心理压力太大，一些男生选择在晚自习后到操场摔跤，褚伟说，老师建议他们，想发泄时，可以把纸撕碎，抛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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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记忆的同学
林倩发泄的方式是写日记。有时在班会上，她会拿出日记本，胡乱写几笔，或鼓气，或免不了自暴自弃。
2006年3月26日，她写下：“只有出人头地，拿出个样子让别人看看。不到90天了，你的梦想，你的高考，这迫不及待想要煞尾的高中生活……”
写到激动处，她会用黑笔重重地写下“一切皆有可能”几个大??字。
有时，她也会抄下歌曲《母亲》的歌词，并在一旁注明，这是班会上老师常放的歌。
“其实真到了高考前几天，学校反倒一下子变得温情了。”褚伟当时挺感动，“5分钱能把整个食堂的菜吃个遍。碰到之前有过‘非触’经历的同学，老师甚至会半开玩笑地问：哎，你和那个谁现在怎么样??了？”
高考结束后，林倩把高考时的条形码郑重其事地贴在日记本上。旁边的字迹明显端正了不少，“就这样了，我的高中，我的高考，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很自然地就过去了……”
高中时用过的作业本也被她小心保留下来。这是衡水中学特制的作业本，封面写着“我的积累与收获”几个大字。里面每道题后面，都有老师的批语和学生自己的纠错，相当于一道题重复三??遍。
林倩考上了湖南大学。大学期间她曾试图打听极少数高考失利的同学的下落，但那些同学和所有人断了联系，凭空消失了。
她很珍惜那三年的生活，“那是高考制度下一段非正常的生活，但很纯粹”。
而周弘，虽然抱怨那一年的非人生活，但离开后颇感失落，“没人规定你吃饭、睡觉、学习的时间了，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觉得自己像野孩子一样”。在大学里，他依旧沿袭着复读时的习惯——每天早早起床，上课、抱着书上晚自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