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和从前战国初期的刺客豫让、聂政确实有不同，荆轲曾经叱骂太子丹：“大丈夫行事，有始有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这是把豫让和聂政都骂了。
豫让行事，只为心中自己的原则：“士为知己者死。”聂政也只为自己的原则：“为知己者用。”于是他们去刺杀的时候，都是抱着自己也必死的准备，不计利害。他们都不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就是权衡利害，求取对自己最大的利，最小的害）。
但是荆轲则强调，杀完了，自己还要全身回来。那就是兼顾原则的同时，也兼顾利害，争取获得趋利避害的效果。对比廉颇的门客见廉颇失势就全跑了，廉颇得势又全回来了，这不得不说，战国后期的士人的人心，已经和战国初期乃至春秋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功利主义已经随着贵族的淡去和士人布衣的沸腾而开始蔓延。
荆轲收下太子所送的名车美女，又要全身而还，这大约都体现了利与义（即原则）的兼顾吧。这和豫让、聂政这两个只认原则的愣头青还是不同的。舍生取义，正在向舍身取利，日渐转化，这在战国的法家之徒和苏秦、范雎、吕不韦等人身上都也有体现。苏秦、范雎、吕不韦乃至商鞅、吴起等人，某种程度讲，都是为了利而舍了命，难怪蔡泽批评他们在已经取了利，在风光万里的时候，还不肯退下来。重利似乎已经成了战国布衣的基因了。在这种情况下，荆轲接受名车美女又要全身而返，就不奇怪了。聂政临走时没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哀叹或者说悲叹，而荆轲有。荆轲还是觉得这样死掉有点“不值”，还是要考虑一下“利”。相比于今人，荆轲更接近一些，豫让、聂政则更古远一些。
也正是功利考虑较多，所以荆轲才会想到借用樊於期的人头，比豫让、聂政这两个为了原则单独猛冲上去，要机敏细致。
但也是因为只重功利不重原则，秦舞阳最后在秦殿下面临利和害的权衡考虑，被吓破了胆，导致了刺杀了失败——人死了，什么利都没了。如果他也是如豫让、聂政那样只出于原则行事，根本不像功利主义者那样权衡利害，则其勇必恒定如一了。
而列国则是因为昏乱的贵族政治，赏罚不明，连利这种公平有效的激励，都拿不出——譬如赵孝成王封男宠建信君为相国，赵悼襄王夺廉颇官职，而赵王迁杀功臣李牧。对廉颇、李牧都如此，对有功的将吏又能如何呢？
总之，功利主义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遇上大事，不能派功利主义者去。
荆轲最后还在盘算，是杀了秦始皇利大，还是劫持他以邀还侵地划算，如果不把这次失败归咎于他剑术不精，那就只能归因于他一再为“利”盘算，非要劫持，利令智昏，最后吞不下这“大利”反搭上了性命。
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