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 ：
　　 我以非常高兴的心情，欢迎一位贵宾的到访。
　　 他是当代华文写作者中最著名、也可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才情，他对历史的理解，他在时代悲剧中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钻研，全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体现在他一本本书中。他，就是余秋雨先生。
　　 余先生，在你来到之前，人们早就认识你的文字。你的才子型的写作，会在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这在台湾这样一个文字没落的地方已经很罕见了。
　　 大家知道，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可以是同胞、朋友，也可以是敌人，但两方面继承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比方读你的书，对台湾读者来说，好像是故乡的回忆，那么熟悉，但又好像不是。然而无论如何，你的书里有一种能够激起人们澎湃感情的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化记忆。在这方面，你与台湾的读者完全没有距离。只是人们不常看到你，知道你并不居住在这个岛上。
　　 我想知道，你与台湾读者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余秋雨：
　　 几乎没有。甚至，比很多大陆的读者更容易沟通。
　　 原因是，我写的文章，不是生活随感，或时事评论，不需要读者过于贴近。我始终在写一种大文化，这就像在指点一座大山，看它在云里雾里的千姿百态，如果一头钻在山坡上反而不识它的真面目了。过于贴近必陷琐碎，反而割裂了我在呼唤的宏大。
　　 因此，有一定距离的读者，是最理想的读者。
　　 即便置身大陆，我对中国文化，也主张要拉开距离来看，才看得明白。记得二十几年前，灾难刚过，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兴奋地握笔评述着眼前的是是非非、喜怒哀乐，我却选择了读古书、找废墟的寂寞之路。古书和废墟都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我正是在这种距离中产生了对中华文化无以言表的恭敬和忧伤。这种恭敬和忧伤，是我身边的热闹世界所难以理解的，至少一时难以理解。
　　 台湾的读者不熟悉我身边的热闹世界，因此反而能与我远眺的目光相吻合。后来，我身边的热闹渐渐消褪，不少大陆的读者也发现我的目光了。
陈文茜：
　　 我在你的文字里，除了阅读到才情之外，还阅读到了只有在灾难中才会产生的人生感受。例如你写到苏东坡、柳宗元这些人，本来是想走一条仕途的，后来却因贬谪流放，反而拥有了一种全新的文人情怀。在这个部分，我想听听你的人生体会。
余秋雨：
　　 在官本位的时代，一个聪明的文化人要拒绝仕途是很困难的。屈原、司马迁、柳宗元、苏东坡都是有极高智慧的人，他们原想把官位和文采集于一身，两全其美，但事实证明，只有当他们在仕途上完全走不通的时候，才成就了一种纯净而完整的文人情怀。这可以称之为“绝境升华”。
　　 现代生活中很少遇到彻底的绝境，因此也很少看到纯净的升华。
　　 我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升华，却是遇到过真正的绝境。什么叫真正的绝境呢？我觉得有些政治人物即使蒙受牢狱之灾也不能算是绝境，因为他们还有理想和主张。我十九岁遭遇文革时，不仅觉得失去了一切前途，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周围每一个领域的虚假面目都“看穿”了。一开始我多么希望眼前的灾难是少数恶人强加给多数善良人的，后来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就使我在精神上陷入了真正的绝境，它很可能毁灭我，但也有一丝可能让我在彻底的空寂中开始精神重建。这就像漫天的激浪可以吞没很多人，也有可能把一、二个赤条条的生命冲刷得非常干净。在这种状态下接触中外典籍，与大学课堂上完全不一样，似乎每一次都是两个彼此等待已久的灵魂的发现和对唔，毫无杂质和障碍。
　　 我由此想到了司马迁在宫刑之后、屈原在汩罗江畔、柳宗元在永州、苏东坡在黄州的心境。一般的文学写作，当然可以与功名权位并行不悖，但是，特殊的文学写作，一定产生于“绝境归来”——这是我一篇文章的题目。
陈文茜：
　　 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对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文字狱着墨甚多，是不是你觉得文人心灵的禁锢，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