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枕戈
我们认为，在汉语诗歌的开端，《诗经》的风雅之法度，根本上是从一种群体的教化要求而来，由一种道德的内涵决定的。遍观汉朝儒士的诗经解释，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审美的字眼，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知道何为“艺术之美”。虽然诗经本身已经激发了永久难忘的美丽形象，但这只是我们后人以审美的眼光发现的。
　　到了建安时代，随着个体审美精神的确立，诗歌突破了礼仪教化的要求，诗歌艺术和政治风俗确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当我们褪去那个变乱时代带给诗歌的慷慨悲壮的基本情绪，即现实政治染给诗歌的色彩后，会发现诗歌内部也是有着它的法度的，那就是诗歌的美之法度。诗歌以其自身的法度而获得它自足的价值。而通过美的采集和聚集，诗歌也能给现实政治带来新的审美的风气，从而构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一种贯通吹拂的审美风气甚至是现实政治构筑的基础，进而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政治。
　　这种美的法度是由“风骨”确立的。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建安风骨”的时代政治背景，现在则主要阐述“风骨”本身的意义。在建安时期，“风骨”本身并非随着诗歌的兴起就已经被人发现和确立了，而是后人通过艺术法则的总结加给建安诗歌的。理论总是来得迟些，激情过后我们差可进行理论的反思和观照。
　　在“风骨”之前，我们回顾一下诗人兼理论家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这个“气”与“风骨”有着内在的根本关联。在中国文化中，“气”的观念由来已久，气最早来自大自然，来自于那浩渺的天地之间。“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庄子文中的气充满了人的灵性，气鼓动而成风。在中国进入礼仪教化的时代，“气”就染上了深厚的道德色彩，如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是一种个体充盈的气；到了东汉的王充，“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气则完全由道德的内涵规定着。而随着一个审美时代的来临，曹丕确立了审美意义的“文气”，“气”在艺术的王国里迅速流行，气的基本词语繁衍成一个繁荣的艺术家族。
　　可以说，“气”是汉语思想中的真正的本体，可以概括为一种“气本体”思想。是中国哲学中除“道”之外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但是，“气”又不是一种同一化的概念，不是西方形而上学中的“理念”、“精神”，而就是“气”本身，其意义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里不断转换，在新的情景和情势中赋予自身新的意义，比如万物本源意义的“气”，可以转化为具有道德内涵的“气”，再到艺术审美意义上的“气”。
　　“气”的这种命名法，符合汉语思想的形式指示的方法。是一种形象的标记，必须在不同的领域和生命的感受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指示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语思想一开始就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而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构造方式区别开来。
　　以这种方式追溯“风”的意义的演变。最早的风来自大自然，是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吹拂的风。因为风的这种吹拂、感染和感动作用，但又浩淼无形并不显露，与人之情感的激荡起伏关联起来，于是风指称着人的情感的流荡激扬。诗经弥漫着十六国的不同的风，就是指的诗歌情感的抒发，情感的兴起和激发就像风一样吹拂流行。而且这种风一开始是充满源初差异性的，甚至原始粗鄙的，并不带上特定的意义规定，只是到处弥漫和因势赋形。
　　直到汉朝大一统形势和一个道德化时代的来临，原本作为情感的形式指示的“风”才开始转化为具有特殊道德内涵的“风”，一种教化的风。原来风的情感的感染作用，也转化为道德教化的“风化”作用。如果我们认为儒家的道德也是包含着特殊的情感，那么原来的差异性的“风”后来不过是转化为相对统一风格的风。而到了建安个体抒情的兴起，风又回到了那种源初差异性的风，那是个体情感的溢出和个性光芒的闪耀！
　　如果我们把“气”和“风”联系起来，则更能感受到汉语思想自身的道路和脉络所在。风本身也是一种气息，一种气息贯通的气流，在源初自然的意义上即是相互关联的。风和气的关联差异，体现了汉语思想的发展、关联、区分乃至跳跃是有着自身的脉络，这就是“形式指示”的方式而非逻辑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