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一月底，马连良辞了朱琴心的协合社以后，又去了一次上海。回来稍事休息准备，就自己挑班了。
在这里，先把搭班、挑班、组班作一个说明：过去有清一代梨园行的组织严密，界限分明，有“七行”、“七科”之分。凡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归“行”，分“生”、“旦”、“净”、“末”、“丑”、“流”、“上下手”七行。前五行不必解释，大家都明白。“流”行，就是跑龙套的，即俗称“打旗儿”的。“流”字读如“六”。“上下手”即是翻跟头的，俗称“跟头虫儿”。凡是在正面人物这一方面的，如官将、神仙的部下，称为“上手”；在反面人物这一方面的，如盗贼、众魔的部下，称为“下手”。
凡是从事舞台工作，而并非表演的人归“科”，分“音乐”、“盔箱”、“剧装”、“容妆”、“剧通”、“经励”、“交通”七科。 “音乐科”：就是担任伴奏的文武场面人员。
“盔箱科”：就是在后台管理一般行头、盔头、把子、大衣箱的人员，俗称“箱官儿”。
“剧装科”：就是管理铠靠、打衣裤、武戏行头的二衣箱人员，并且还要为演员扎靠，帮同穿戴。
“容妆科”：就是给旦角化妆、梳头、擦粉、贴片子的人员，俗称“包头的”。
“剧通科”：就是在场上搬放桌椅、安置砌末、施放火彩的人员，俗称“检场的”。
“经励科”：就是对外接洽演出事务、对内组织演员、支配戏码的人员，有如现代的“经纪人”。俗称“管事的”，在后台权威很大。
“交通科”：就是对演员送信、催场的人员，俗称“催戏的”。
这七行七科，都是专门人才，每个人都要拜师学习知识、经验与技术，才能吃这碗戏饭。换言之，没有师父，就不能在梨园行混。所以《樊江关》里，薛金莲与樊梨花口角时的插科对白，才有“我是有师傅嗒！”“我也不是票友哇！”即指此而言。
各行各科的人，各执所业，不能随便改行，如果改行，一定要重新再拜师傅。这里且举两个例子：高庆奎有一次反串《连环套》，让马富禄也反串朱光祖，马富禄没有细加思索就答应了。岂不知，高班中有开口跳傅小山，应该他扮朱光祖，马富禄是文丑，虽然能演朱光祖，也算犯了行规。结果，戏完以后，傅小山在后台把马富禄的鬃帽摘了去，加以责问，马无词以对。第二天请客赔罪，才把鬃帽取回，按梨园行例，用现代语来解释，马富禄算“捞过界”了。
杨宝忠绝顶聪明，除了唱老生以外，精娴音律，对于胡琴和西方乐器小提琴，都拉得很好。后来他嗓败打算改行拉胡琴，就重新拜锡子刚为师。锡是南弦子名手，资格很老，在杨小楼、梅兰芳的班儿里都待过。杨宝忠拜他，不是为向他学弹弦子，而是他从“生行”转入“音乐科”了，必须重新拜师，是一个挂号手续而已，否则他在“音乐科”没有师父，就不能吃在台上拉胡琴这碗饭的。
在清代，梨园界有“精忠庙”的组织，由七行七科的资深人物公推一人为“庙首”，执掌梨园会务。凡是组班，或有七行七科的人犯了行规事情，由“庙首”裁决，必要时七行七科元老陪议，赏罚分明，公平判断，梨园行全体人员遵行，毫无异议。程长庚（人称“大老板”）就当了多年的“精忠庙庙首”。
鼎革以后，改为“正乐育化会”，北伐成功后，改为“梨园公会”，一直到北平沦陷，没有再改名字。执事人员，仍由七行七科资深人物担任，再公推一人为会长。杨小楼、尚小云、赵砚奎都当过会长。其性质有如现在“影剧协会”，但却比“影剧协会”权威多了，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梨园界工会组织。
单说组织戏班儿，唯有“经励科”的人，方有资格出面，再经“精忠庙”或“梨园公会”审核合格以后，才能着手进行。经励科的人，有的自幼专学这一科，有的是演员半途改行。但是主要条件需要对演员熟悉，了解观众心理，会派戏码，知道什么戏能卖座，对市面上戏院、税警机关、报馆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出头组班，起一个××班的名义(后来改为××社了)，由他担任老板，招兵买马，罗致演员演出。营业收入，除了戏院分账和税捐、宣传费用以外，再减去演员酬劳（俗称“戏份儿”），就是他的盈利了。如果遇见天气不好，或其他原因，影响上座，收入不佳，那么，他对演员酬劳可以打折扣支付(俗称“打厘”)。总之，他是要多少有点盈余的，组班的人赔累的机会很少。表面上，看经励科的人赚钱好像很容易，但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可说少之又少，这种钱不是容易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