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花间词。【乌啼欲晓吧】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
《词源》卷下“赋情”
所谓“善于融化诗句”、“志之所之”、“屏去浮艳，乐而不淫”云云，均从词章方面论述雅词。又如谓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词源》卷下“杂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同上）、“若使尽用虚字，句语又俗，虽不质实，恐不无掩卷之诮”（《词源》卷下“虚字”）以及上引“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等等，则从词章方面指斥俗词。也许可以说，词章之雅俗同协律与否并无多少联系，论评词作者自可分别待之。张炎谓“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词源》卷下“节序”），沈义父谓“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雅俗之评显属词章方面。
辨清了张炎雅词观的立论视角，便须进一步探明其具体义蕴。其实，上引“志之所之”、“屏去浮艳，乐而不淫”、“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等已显示出张炎雅正词学观念中的诗教因素。张炎《词源•序》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并谓其《词源》旨在重振古音雅词。复古尚雅的词学观是不可能摆脱诗教的，南宋复雅词风盛行下的有关词评充分证明了这一必然趋向。如许顗称张先词句“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远绍《诗•邶风•燕燕》，评晁补之《满江红》（华鬓春风）“善怨似《离骚》”[5]，鲖阳居士谓苏轼《卜算子》“与《考盘》诗极相似”[6]，曾丰谓黄公度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则安”[7]，张镃评史达祖词“无荡污淫之失”、“跻攀风雅，一归于正”（《梅溪词序》），林景熙评胡汲古词“清而腴，丽而则，逸而敛，婉而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出于诗人礼义之正”（《胡汲古乐府序》），林正大自称其词“婉而成章，乐而不淫”（《风雅遗音序》）等等。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等传统儒家诗学中的道德功用论在南宋词坛的盛行与理学所张扬的道德教化文学观念有关。前面提及的曾丰《知稼翁词序》就从作者道德修养角度评词，对黄庭坚评苏轼《卜算子》不以为然：“余恐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仅尘外语，于礼义遑计欤！”并谓黄公度“非能为词也，道德之美，腴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显属“有德者必有言”之论《（论语•宪问》）。与曾丰同时的詹效之在《燕喜词跋》中称曹冠词作“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和而不流，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将有采诗者播而飏之，以补乐府之阙，其有助于教化，岂浅浅哉！”“感发人之善心”与理学家所谓“兴起人善意”[8]同一旨趣。

36楼2012-09-13 17:55

词人的“道德之美”，创作上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教化功用上的“感发人之善心”，归结到词作艺术特征上就是“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逸而敛”、“婉而庄”、“丽而则”等所构成的风格系列。张炎所总结的南宋雅正词学观念的风格内涵也就在此，是为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终结所在。回溯两宋词学发展历史，雅俗之辨体现在两种主要趋势之中：言情之婉雅和言志之骚雅。
二言情之婉雅
词在唐五代生成期就已形成以抒写男女情事为主的传统，但在格调上大体可分为雅俗两类。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就有“诗客曲子词”与“莲舟之引”之分，而中唐“诗客曲子词”作者的自序也透露了“曲子词”发展的雅、俗两种趋向，如刘禹锡《竹枝词序》自述在建平聆“里中儿联歌《竹枝》”，病其词多鄙陋，故承屈原作《九歌》之意而“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陆游称“花间鼻祖”温庭筠“南歌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9]《花间集》中五百首“诗客曲子词”并非绝无鄙俗之作，但整体格调堪为唐五代雅词之代表。在两宋词坛尚雅贬俗风气中，《花间集》（准确地说是“花间”词风），颇得好评。梳理有关评论可以见出宋人对于词之言情（抒写男女情思）的规范。
（一）宋人所谓“花间”词风
在北宋，与柳永俗词相对的晏（殊、几道）、欧词风被公认为南唐嗣响。刘攽《中山诗话》称“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南宋罗愿《新按志》卷十载冯氏子孙璪以《阳春录》“示晏元献公，公以为真赏”，又引元丰间崔公度跋《阳春录》：“近时所镂欧阳永叔词亦有之（指冯延巳词），皆失其本也。”而晏几道则明确自称“续南部诸贤绪余”（《小山词自序》）。“花间”、南唐在词风上并无多大区别，罗大经就称誉欧阳修“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10]，陈振孙评晏几道词“独可追步《花间》，高处或过之”[11]。在宋人眼中，“花间”、南唐词风实质上被视为言情而不入浇风之典范：
南唐相国冯公延巳……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观其思深辞丽，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12]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13]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14]
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学富才赡，意深思远，直与唐名辈相角逐，又辅以高明之韵，未易求也。[15]
右《花间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16]
《花间集》十卷，……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17]
词之难于令曲，……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18]“思深辞丽”、“情真调逸”、“意深思远”云云，固然是对唐五代词风的评鉴，但严格说来，只能是宋人眼中的“花间”词风，寓有宋代雅词观念，都可归入“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和而不流”等雅正词学观念下的风格系列之中。
然而落实到唐五代词作实况，文人词受绝句诗之0响而呈现出语简意深、情真调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存有民间曲子词的艳俗成分，酒筵歌席间浅斟低唱以娱宾遣兴的曲子词自然难免绮靡乏韵之作。针对后者，宋人对唐五代词又有所贬斥，或谓唐五代词“乏高韵”[19]，或谓“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20]，或谓“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21]等。至于苏轼《跋李主词》指斥李后主“苍皇辞庙日”不“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却“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李清照《词论》谓唐开元、天宝之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陆游《〈花间集〉跋》谓唐末五代“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则都从世风教化角度发论，即晁补之《跋〈花间集〉》中所叹：“嗟夫！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

37楼2012-09-13 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