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姆雷特人本主义的觉醒
人们常说：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地，历来的评论家也在各自的心目中塑造着不同形象的哈姆雷特。20世纪初，英国著名莎学家布拉德雷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姆雷特干吗不听从鬼魂的吩咐，立即动手复仇？这样就不用一死就是八条命，另外七条人命可以保全了。”
　　的确，哈姆雷特报仇心切，却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一再拖延？历来认为这是有关《哈姆雷特》的问题中最为症结所在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名家作出各自的阐述，有的很能给人以启发。例如歌德的独到的见解，就引导我们注意王子的这两行独白：“时代整个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这实在是哈姆雷特人本主义觉醒的集中体现。首先时代脱节了，说明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很不满意。其次，他接着说要把这个世界重新整好。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最后，哈姆雷特认为这个世界真糟，感到绝望，他也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
二、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生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人文主义的教育，抱有远大理想，成了国内有新思想的模范青年，进步人士所瞩望的新时代的代表。但经过巨大的打击后，一时找不到重整乾坤的办法，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为复仇而丧失的生命，更在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封建思想的激烈碰撞。哈姆雷特的踌躇原因在于客观形势妨碍了复仇计划的实现，我们的丹麦王子的软弱性还是决定了他没有鲁莽行事。在严峻的现实中，他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所要担负起的责任太大太重，远不是那个暴烈如火的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目标狭隘、不计后果地一会儿攻打丹麦，一会儿攻打波兰；也不是那个简单莽撞，一心复仇，纠集一群乌合之众攻打王宫，又被国王几句花言巧语所哄骗和利用，愚蠢地充当了国王的枪手的雷欧提斯。哈姆雷特的复仇，不仅仅是遵照父命去杀死国王克劳狄斯的肉体，而是要消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黑暗社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处充满着专制腐败、阴谋诡计、阿谀奉承以及“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所换来的鄙视。”
　　在一个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背谬的社会里，“生存还是死亡”，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命题。这也是人文主义理想者所面临的无奈和不幸。时代及社会的颠倒混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所造成的必然的阵痛。君主理想已然破灭，君臣礼仪不复存在，纲纪败坏，伦常崩溃，世风日下。而封建堡垒却更加顽固。新兴的第三等级势力仅仅处于萌芽阶段，还不为人文主义者所认识。历史的反复和螺旋状态，是人文主义理想者们不期然而然的规律。人文主义者们不是政治家，而是理想家，他们胸怀远大，目标纯正，坚持理想信念，意志坚定，绝非为了一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在哈姆雷特机智地以“戏中戏”的方式证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时，本可以毫不犹豫的复仇，但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是趁机杀死他，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最后哈姆雷特让他的好友霍拉旭好好活着把他“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不去剪除一个害天性蝥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从前自己是“苟活于世”，因此“必须用一个重大罪行作为我压舱之物”。这样，复仇就是一种别无选择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