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素心清谣：清贫自守与消费社会
庄子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返乡归田后的陶渊明，始终恪守道家信条，只愿过一种自食其力、且有余闲、温饱无虞、宁静平和的俭朴日子：“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尽管如此，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基本的温饱仍然难以保障，一家人往往陷于饥寒交迫之中：“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有时甚至不得不出门乞讨。以今天的生活标准看，陶渊明晚年这种忍饥挨饿、朝不虑夕的日子已远在“贫困线”之下了。
从陶渊明诗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尽管贫苦，却不乏优美清雅的讴歌：“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屦，清歌畅商音。”诗中讲述的荣叟与原生，即春秋时代的荣启期、原子思，都是乱世中的隐居之士，是陶渊明引为知音的“素心人”。在他们看来，贫苦并非病患，只不过是“无财”而已；真正的病患在于“学道而不行”。“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子·让王》）对于这些得道的素心人来说，苦日子是完全可以唱着过的，这就叫做“安贫乐道”。
在古汉语词典中，“清贫”差不多总是一个褒义词，不仅用于形容物质生活的匮乏，更经常彰显文人学士的品格与操守。“清”者，洁净、明晰、单纯、虚静也，固然为褒义；“贫”，乃空缺、匮乏、亏欠、稀少、不足，在老庄哲学的原典中也绝不是贬义。“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无欲而民自朴”。老庄哲学中尚虚、尚无、尚静、尚俭、尚朴、忌得、忌盈、忌奢的精神无不与“清贫”二字通。陶渊明清贫自守的节操是他自觉的选择，是老庄哲学中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精神的体现。对于“清贫”的自守，也是对于“素朴”之道的坚守。素者，不染之丝也；朴者，不雕之木也，皆为“自然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见素抱朴”即得“道”。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与初心，素朴于是又具备了原初、本真之义。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返朴归真便成了道家修成正果的至高境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返乡归田”就是“返朴归真”。而清贫于此不再是困顿难捱，反而成为回归本真、回归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由此观之，陶渊明的清贫操守无疑是更接近道家精神的。“清”，则有益于精神生态的陶冶，“贫”则有助于自然生态的养护。如果判定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同时也是一位“生态文学家”的楷模，并不为过。
王先霈教授曾著文指出：“在中国古代卓越的诗人中间，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和他的行为实践，最富有启迪意义。”“他看重的是个人精神的自由，是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需求服从于物质需求，看重的是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得到宁静、恬适。”就其人生价值的取向而言，“他尊奉的‘道’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孔子所忧的‘道’离他太远，他是‘乐道忘其贫’，他所欣乐的是田野上春景体现的自然之道。”[5]王教授还接过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的话说：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应是人类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老教诲”。
自然生态的恶化，精神生态的沦丧，已经让经济飞升的意义大打折扣。至于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美国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更是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6]他还引用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的判断：幸福生活的真正条件“是那些被三个源泉覆盖了的东西——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并且在这些领域中，一种满足的实现并不绝对或相对地依赖富有。”[7]
对照这些当代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社会的话语，我们不能不再度回望我们的古代诗人陶渊明。“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本在陶渊明这里，请看他的这首题为《移居·之二》的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公元408年，陶渊明在柴桑郊外的故居蒙受火灾，后来移居到更为偏僻的南村，这里虽然偏远，却住着与他声气相投的诸多“素心人”。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既写到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和谐融洽，又写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务，更写到春秋佳日、登高赋诗的闲暇时光。杜宁书中罗列的幸福生活三要素，全都具备了（在陶渊明这里还应多出一点，即亲近自然）。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的、淳朴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贫”、“寒素”一类的字眼，在古代汉语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道德芬芳，闪烁着晶莹的精神光芒。
庄子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返乡归田后的陶渊明，始终恪守道家信条，只愿过一种自食其力、且有余闲、温饱无虞、宁静平和的俭朴日子：“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尽管如此，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基本的温饱仍然难以保障，一家人往往陷于饥寒交迫之中：“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有时甚至不得不出门乞讨。以今天的生活标准看，陶渊明晚年这种忍饥挨饿、朝不虑夕的日子已远在“贫困线”之下了。
从陶渊明诗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尽管贫苦，却不乏优美清雅的讴歌：“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屦，清歌畅商音。”诗中讲述的荣叟与原生，即春秋时代的荣启期、原子思，都是乱世中的隐居之士，是陶渊明引为知音的“素心人”。在他们看来，贫苦并非病患，只不过是“无财”而已；真正的病患在于“学道而不行”。“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子·让王》）对于这些得道的素心人来说，苦日子是完全可以唱着过的，这就叫做“安贫乐道”。
在古汉语词典中，“清贫”差不多总是一个褒义词，不仅用于形容物质生活的匮乏，更经常彰显文人学士的品格与操守。“清”者，洁净、明晰、单纯、虚静也，固然为褒义；“贫”，乃空缺、匮乏、亏欠、稀少、不足，在老庄哲学的原典中也绝不是贬义。“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无欲而民自朴”。老庄哲学中尚虚、尚无、尚静、尚俭、尚朴、忌得、忌盈、忌奢的精神无不与“清贫”二字通。陶渊明清贫自守的节操是他自觉的选择，是老庄哲学中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精神的体现。对于“清贫”的自守，也是对于“素朴”之道的坚守。素者，不染之丝也；朴者，不雕之木也，皆为“自然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见素抱朴”即得“道”。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与初心，素朴于是又具备了原初、本真之义。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返朴归真便成了道家修成正果的至高境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返乡归田”就是“返朴归真”。而清贫于此不再是困顿难捱，反而成为回归本真、回归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由此观之，陶渊明的清贫操守无疑是更接近道家精神的。“清”，则有益于精神生态的陶冶，“贫”则有助于自然生态的养护。如果判定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同时也是一位“生态文学家”的楷模，并不为过。
王先霈教授曾著文指出：“在中国古代卓越的诗人中间，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和他的行为实践，最富有启迪意义。”“他看重的是个人精神的自由，是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需求服从于物质需求，看重的是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得到宁静、恬适。”就其人生价值的取向而言，“他尊奉的‘道’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孔子所忧的‘道’离他太远，他是‘乐道忘其贫’，他所欣乐的是田野上春景体现的自然之道。”[5]王教授还接过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的话说：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应是人类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老教诲”。
自然生态的恶化，精神生态的沦丧，已经让经济飞升的意义大打折扣。至于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美国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更是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6]他还引用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的判断：幸福生活的真正条件“是那些被三个源泉覆盖了的东西——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并且在这些领域中，一种满足的实现并不绝对或相对地依赖富有。”[7]
对照这些当代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社会的话语，我们不能不再度回望我们的古代诗人陶渊明。“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本在陶渊明这里，请看他的这首题为《移居·之二》的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公元408年，陶渊明在柴桑郊外的故居蒙受火灾，后来移居到更为偏僻的南村，这里虽然偏远，却住着与他声气相投的诸多“素心人”。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既写到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和谐融洽，又写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务，更写到春秋佳日、登高赋诗的闲暇时光。杜宁书中罗列的幸福生活三要素，全都具备了（在陶渊明这里还应多出一点，即亲近自然）。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的、淳朴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贫”、“寒素”一类的字眼，在古代汉语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道德芬芳，闪烁着晶莹的精神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