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的求学过程
第二、我的研究过程
第三、我的学以致用过程
第四、我所关心的事，亦即这些年来我做了些什么

我在一个非常穷困而且多灾多难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我所出生的农村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消失了。它位于江苏省的长江边上，当时长江不断位移，南边升、北边塌，我出生时正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几个月后农村已经变成了长江的一部份。十一年前我回家乡时，我的出生地已经在长江的中心了。
由于我的家人都是文盲，没有人教我读书，不像诸位这么幸运。事实上，小时候的我是个弱智的小孩，到了六岁才会讲话，九岁才开蒙读私塾，之后又因战乱而中止。我读书的过程非常坎坷，私塾经常换老师，而且只教我们背书。我因不懂其中的意思，所以觉得很无聊，经常跟同学逃学去爬树、抓鸟。有一次我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跌坏了一根脊椎骨，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如果当时有好的学校、好的老师，或许就不至如此了。
后来我进了小学，四年级时由于抗战的缘故，无法再继续读书。抗战期间，因为江南地方有和平军、国军、新四军等的拉锯战，而且水灾不断，我经常看到战争、水灾后所留下来的死尸。所以我从小就感到人命非常的脆弱，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了我或我的家人，我的思想也因此显得比一般同龄的小孩早熟。十三岁当了小和尚，我便认为自己已是大人，懂得很多事了。出家后，我的际遇丕变，好像由贫穷的农村到了天堂，老和尚请了两位老师专门教我，一位教我佛经的道理，一位教我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诗经、书经等等。另外还有好几个佣人，我们叫他们道人，他们称老和尚为老爷，叫我这个小和尚小老爷。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佛经是有意义的，我非常惊讶，原来佛经不只是做法事用，其中是有道理的。佛经中的道理非常有用，它并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生活的观念，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只要有烦恼，皆能从中得到疏导。我深深觉得佛法这么好，然而知道的人少，误解的人多，非常可惜，于是我开始钻研佛经，而且照着去做，希望能多懂一些，并让大家分享，那是十四、五岁的事情。

好景不常，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到了我们山上，我这个小老爷变成了小朋友，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生活相当困难。后来我们离开南通的狼山到了上海，一、两年后，我们便靠着专门替人念经过活。那段日子非常苦闷，没有人能继续教导我佛经的道理，也没有人将佛经活用，只是日以继夜不停地念经。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段，那时我年纪并不大，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不如不要当和尚。就在这时候正好来了一位从前同在狼山的前辈，是静安寺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他建议我的师父让我去读书。虽然我的师父舍不得，因为我一走就少了一份收入，不过他还是答应让我去读书。
我进佛学院有一段趣事。以我的程度，肯定无法通过佛学院的考试，于是我的师父就事先替我写了一份自传，要我背熟它。那时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对佛教未来的看法，我心想自己连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对未来的看法呢？因此就把背熟的自传照抄一遍交卷。幸好当时教务主任就是我的前辈，想想这个小和尚虽然文不对题，至少思路还通，孺子可教，就这样我进了佛学院。一年后，在班上的四十多位同学中，我考了第六名，这样的进步很让人吃惊。毕业时，我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因为要加进修行的分数，而我当时的身分只是小和尚，修行的分数不够，于是变成了第三名。毕业后我随即进入研究班，前后约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面担任制作墙报的主编，一面担任杂志的编辑，相当的活跃。我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蜕变，完全是因为我有信心的缘故，这所学校的门坎很高，很不容易进去，然而在我不断的努力下，许多困难的事便都迎刃而解了。这段在佛学院求学的历程大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

政府迁台后，我随着军队到了台湾，那一年我十九岁。由于我没有中学文凭，所以错过了一次次报考军校的机会。后来有一次招考不需要文凭，我前去应考却落榜了，原因是佛学院中没有几何、代数等数学课程，所以对此科目我根本无法作答。两年后，我考取了陆军通讯兵学校，这过程也很有趣，第一次投考我虽然落榜，却已将考题背了下来，没料到第二次考试的题目竟然没有更换，于是我被高分录取，成为军官学校的军官。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军中读书是很苦闷的，完全要靠自己。有很多人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我一贯地回答将来要「当和尚」。想当和尚，就要读佛经，然而在四十年代的台湾，不容易看得到经书，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读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古典文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之类的书籍。一直到现在，我还很感谢台北市立图书馆，因为他们有一辆巡回图书车，我每个星期都会借十几本书，经过一年，该馆中的藏书我大概都读过了。这些书有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书、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及翻译民俗丛书、启明书店的青年百科全书、文馨书店的文馨丛刊等等。另外，我还参加了由李辰冬教授、赵友培教授、以及其它几位师范学院的教授所合办的文艺函授学校，开始练习写作，作品函盖了新诗、小说、散文。同时，我也尝试着投稿，那时候的稿费比我当少尉所拿的薪饷还多一点，所以我常被人敲大头、请客。

就在此时，我接触了儒家的思想。当时香港王道先生编的《人生》杂志，经常刊登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文章，我很认真地学习朱子、王阳明等学者的思想，也为该杂志写文章。那时我二十多岁，深受王道先生的器重，他经常写信鼓励我，并且寄给我很多书。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充实，虽然人在军中，心里却仍然想着要做和尚，经常与一群儒家学者谈论佛教。现在的儒家学者，大多与这一批前辈有些渊源，例如鹅湖学派的人，大概都跟他们有关。
那时候，有两个人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其中一位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的著作包括了文学及佛学两方面，其中《研究佛学十八篇》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另一本《饮冰室文集》对我的思想亦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一位是胡适先生，当时有人借我一套《胡适文存》，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二位的思想、观点不同，对我却都具有启发性。梁先生从数据上做整理与介绍，组织非常严密。而胡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必人云亦云的思想，也就是前人的话可以听，但不一定要相信，这种态度对佛教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受到极大的震憾。因为佛教徒的信仰是全盘接受过去人的说法，不必要也不应该怀疑，所以胡适先生此种怀疑精神，对我具有很大的启发；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它的时代性意义及贡献，值得给予肯定，但未必符合现代，是否还值得依循，尚须仔细加以评估。

总之，我在军中读了很多书，对我非常有用。三十岁我从军中退伍，那时渐渐有人助印佛经，佛教界捐赠的佛经也慢慢多起来。还有，因为当时我帮许多杂志写文章，所以佛教界也向我邀稿，于是我又回到了佛教圈，读佛教的书，写佛教的文章，继续在佛学上面下工夫，而且同时也恢复了出家人的身分。但是出家之后，我马上感受到中国近代的佛教非常的衰弱，虽然有几位大师致力于佛教普及化及佛教素质的提升，努力了几十年，却未能让中国佛教起死回生。那个时代的人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和尚一定就是念经的。有一次我生病去看医生，医生、护士都对我说：你是不是念经念得太辛苦，念出病来了？还是不够诚心，冤魂来找你了？我听了这些话，心想一般的和尚大概就像他们所说那样，我于是下定决心要更深入研究佛教的教理。
三十一岁，我到山里去用功。那时候山里没有电灯、自来水，也没有人提供我任何资源，一天吃一餐，而且经常吃蕃薯叶。这样的生活条件，我却不以为苦，因为我有一套《大藏经》，已经很足够了，我就这样在山中安住下来，一步一步地用心思考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佛教的经典包括经、律、论，经是佛所说的，律是佛制的，论则是历代高僧所写的。以宗教学来讲，论就是神学，律就是一种制度、规范，经是一种语录，是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记录下来，这三种都有其重要性，都需要了解。因为中国佛教相当散漫，出家人常被批评不清净，不守戒律，因此我第一步就先研究戒律。戒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发现它很有趣。戒律中有很多由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名词〈名相〉，不懂梵文便很难了解其意义，再加上很多制度只有印度才有，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正因如此，我才更觉得必须好好研究戒律。在我深入研究之后，不但发现了过去没有人发现过的问题，也了解过去的人不懂的事情。讲述戒律的律藏，有许多派别，其中有五种律、四个大论，称为五律四论，我全部读完之后，再彼此比较、前后对照，于是就像解读密码般地解读出它的意义与精神。经过这样的研究，我把戒律读通了，觉得收获颇丰，于是就写成了《戒律学纲要》一书。直到现在，这本书在台湾甚至大陆各地，许多佛学院都把它当成教科书，也有许多人读了这本书而成为佛教徒。我研究戒律直到现在仍未放弃或中断，还在持续地研究当中。

经有大、小之分，我是从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含经》开始研究。《阿含经》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产生，由佛亲口所说。其中最接近释迦牟尼佛思想原貌的是《杂阿含》。这部经的内容简短，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精神。《杂阿含》很少谈到鬼、神、三世因果等等，多是谈生活上的观念、持戒等问题。直至目前，我仍然觉得《阿含经》才是佛法的基本思想。至于流行于中国的大乘经典，则是后来慢慢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我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很深，一是太虚大师，另一是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将中国佛教加以整理并择要说明，他是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来谈佛教，思想非常开明。印顺法师主要是站在印度《阿含经》的立场来讨论佛教，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我个人非常认同太虚大师提倡本土化的观念，因为要强迫中国人全盘接受印度的思想模式，有实质上的困难。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特色，这就是本土化。这个观念很重要。印顺法师则是追溯佛教的源头，还其本来面貌，使后来加入的思想不至于取代了原始的佛教，亦即将中国佛教中属于中国人的思想，包括中国民间信仰、儒家、道家思想等一一筛检出来，使中国佛教符合于佛教的原貌。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他们二位，一位是从源头看，一位是从本土看，都很好。我自己则渐渐形成世界化的理念，在山中闭关的那段时间，虽然未成熟却已逐渐具有雏形。

我在山中的日子里，辅仁大学有位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写了几本书及几篇文章，表达他对佛教的看法。他寄给我几本天主教的杂志，其中有几篇文章谈到，现在的佛教徒没有学者，不懂梵文，也不知佛教的教理。他还附了一封信给我，说：「圣严法师你在山里，好像有一点学问，但是你懂得梵文吗？你了解正确的佛教吗？你也写吗？」我读完这封信之后，觉得这位神父如此关心佛教，真是了不起。另外，还有一位基督教徒，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专门写佛教的文章。佛教徒自己不会写佛教的文章，而让基督徒、天主教徒来写，真是惭愧啊！于是我认为自己应该发奋图强，努力吸收新知。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杨白衣先生带了几本日文书来看我，他告诉我，不看日文的佛教著作，就成了井底蛙，我写的那些文章，人家老早以前就已经发表过了。被他这么一提醒，我才知道要振作佛教，还要先学会看日文书。随后他又寄了几本日文文法的书给我，两、三个月后，我就这样靠着自修自学，看懂了日文书。

此后，就像多开了一扇窗子，我看到了目前世界学术的面貌，于是动了想到日本求学的念头，便写信去征询印顺法师的意见。印老并不赞成，我也就放下这个念头，继续自修阅读日文书籍，并根据日文的观点重新建构对佛学的新思考模式。中国过去的佛学，大概不离抄、编、对照、解释的模式，然而日本的学者不同，他们富有研究性，小题大做，一个小小的题目可以延伸出大题目，然后写成一本巨著。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新鲜，也觉得是一项挑战，因此就模仿日文书的架构，尝试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比较宗教学》，这本书已经几十年了，现在仍由中华书局印行。此外，我也利用这种新的方法编了《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这几本书到目前仍然受到欢迎。
虽然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足以挽救佛教的衰颓，于是我回到台北准备出国留学。我在善导寺住了一年，一面补习日文，一面主持讲座。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学者，例如钱穆先生就是讲座的主讲人之一，还有高明先生等十几位教授也都接受邀请，到善导寺担任主讲人。我虽然是主持人，可是当我在介绍这些教授时，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而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些教授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好几位教授都希望我能当他们的学生，可惜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学，未成为他们的学生。

当年我到日本留学时，包括我的师父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连居士也没有人愿意支持我。我身上只有一张飞机票和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临行前我曾去找一位企业家，他给我三封信，告诉我每一封信就是一份厚厚的奖学金，需要时，可去找其中的一位帮忙。刚开始我没有想过要找人帮忙，半年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去找了其中一位大商人，他告诉我，他刚来日本留学时也是没有钱，要靠打工度日，他提醒我既然身为和尚，便可以靠念经赚钱。虽然没有得到他的金钱资助，我仍然感谢他提醒我如何赚取生活费，后来我的生活费来源，一是替华侨念经，二是当导游。我带领东南亚来的佛教徒到处参访寺庙，他们离开时都会给我一个红包，其实请一位真正的导游，所花的费用绝对比给我的红包多，我可以说是廉价的导游。不过，这些红包再加上念经的收入，已足够让我读完硕士课程了。

那时候我的责任很大，除了找钱还要找人来授课。很多课程都不容易找到人，更何况要找教佛教语文、佛教哲学的人，难上加难，于是从国内找到国外，连我自己都滥竽充数。像中观、唯识、净土、禅学、天台、华严等课程，全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幸而学生都非常优秀，带了两个学期之后，都能够自己独立研究了。我的梵文不好，但是我带出来的学生都非常好。我的专长是中国明末的佛教，非印度的中观及唯识学，不过我还是开了这两门课，因此我也变成了唯识学家、中观学家。几年下来，学生一个个到国外留学，也有好几位已回到台湾贡献所学，其中一位惠敏法师，还当了国立艺术学院的学务长，梵文相当的好。我从前带的学生，有的现在已经在我们自己的研究所教华严、天台、中观、唯识等，而我们现在开的语文课程，如藏文、巴利文、梵文等，老师和学生的素质都很高，有好几位能将藏文原典译成中文，或是研究梵文而能写论文甚至出书。

当初我教这些课程时自己的程度虽平平，但是要求很严格，我对学生说：「我不行，但是你们要行，因为我不懂，所以你们要懂」。这一点是跟我的老师学的，他是假不懂，而我是真不懂，然而即使自己真的不懂，也要叫学生们懂。
中华佛学研究所有一份学术论文刊物，名为《中华佛学研究》，前身是《中华佛学学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由于这份刊物，我自己每年必须交一篇论文。另外我也参加了几个国际学术会议，有日本的，也有世界性的，因此我每年都要写几篇论文，有的是用外文写的，有的是用中文写的，这些论文多半会在台湾的中文刊物上发表。我一路走来，今年虽已七十一岁，并没有放弃研究，也未曾放弃学术。在佛教学界，大概很少人不认识我，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学术成就有多了不起，而是由于我办教育非常认真，我们的老师以及学生都非常优秀，而且也常态性地参加国际会议之故。

以上与各位分享我的读书历程，接下来谈我学英文的有趣经过。我在小时候已经学过ABC了，但是我的英文一直不行，之所以到美国，就是希望能将英文学好，那时我已经四十六、七岁，虽然不容易，还是要继续学。我并不是期待美国的环境多好，只是认为有国际性的接触，而且多开点眼界总是好的。因此截至目前，我有中文著作、日文著作，也有英文著作，主要是中文著作，而英文著作多半是属于禅修指导方面。这些书有的是学术性的研究，有的是通俗、开放性的文章，研究性的是给少数人看、通俗性的是给多数人看的，但若想把通俗性的东西写好，就必须有研究做基础。我年轻时写文章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看得懂，前提不是自己想要发挥什么，而是读者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
我向来的研究原则有二，一是古为今用、温故知新，这是从现在看过去，将先民的智慧遗产消化后，重新组织，便会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力量，然后再把它活用于现代。如果没有借助古人的智慧，那么我们只能天马行空、闭门造车，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研究的基本态度是「古为今用、温故知新」。二是立足中华、放眼世界，也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必须并重，倘若仅把眼光放在本土化，未能将心胸扩大，忽略了国际的互动往来，那么本土化就成了死棋，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