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ver Enough 第七章 翻译

“他太魔幻了；没有制作人能同他并驾齐驱，”Thornalley如此评价Most. “他的本能纯然是商业化的，却是清爽活泼的一种，因为他总能迅速完成一个录音项目。他深知一首歌是否能成为热门。”时至Chris Parry和萝卜选择同Tornalley合作，就是Thornalley称为试用期的那最初一天，他正是RAK里的一名录音师。
The Cure录制这张专辑的方式并不能称为典型。如Nocito告诉我的，通常录音的第一天应耗费在“让鼓的声音听上去靠谱就行了”。但Cure进到录音棚即从头到尾演奏了他们的整张专辑，从凄风苦雨的初音到暗无天日的最后一拍，一鼓作气而成。Thornalley和Nocito震惊了。萝卜，Lol，Simon和Parry于是退而琢磨：Thornalley是他们要的人么？（“我觉得他们是在考量我的态度，” Thornalley说。）
当他的队友和经纪人正细细回味着Thornalley的表现，萝卜在Guildford的一个风车房里花了一周时间以一种意识流的倾倒方式润色完成了春宫图的歌词。还处在摧枯拉朽的Picture巡演毫无血色的后悸中，萝卜决定他新炮制的歌词须迎头探索比Faith或是Seventeen Seconds更为沉重的领域，尽一切人力所能及。“我那时真的认为那才是乐队该做的事，”萝卜2003年回望着这一段黑暗的时间，如是说。“我的每一毫念头都是甩手不干了。我想要做一张有终极分量的专辑然后彻底滚蛋，Cure也就此完结。无论之后会干什么，我都已经对这个乐队仁至义尽了。所以春宫图从开始的那一刻，我们深知，就是它了。”
“那时我有两个选择，”萝卜在另一次关于春宫图的谈论中说，“要不完全屈服（于是心安理得的模仿Joy Division的Ian Curtis），不然就把春宫图从我身体里汲取出来。我很庆幸我最后选择去做这么一张专辑。扭曲自己迎合大众然后销声匿迹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待他笔锋带毒的歌词完成，萝卜和乐队成员们重新聚首。他们显然已认可Thornalley，事实是1981年圣诞前他们便已同意和Thornalley一起来做这张专辑了。不过，尽管Cure是一颗正缓慢上升的明星，Thornalley，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却对这乖戾的三人兴趣缺缺。对他来说，他们只是RAK录音安排表上的下一个项目，挤在被大热金曲制造机如Hot Chocolate，Racey和Kim Wilde录制时段所割裂的时间里。当Cure录制他们的这第四张专辑时Kim在RAK的另一间录音棚干自己的活。有时Cure在走廊上路过Wilde，彼时他们又完成了一晚的录制工作——录制春宫图通常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次日早餐时间。每到这个时候Cure们看上去会相当凌乱，萝卜回忆。Wilde女士并不因此而愉快。“我想我是把Kim Wilde惊着了，”Tolhurst告诉我。“我有次碰见她，拦住她进行了一场完全言之无物的长谈。她正准备去工作，我正打算去酒吧。不过她倒是挺勇敢的。”
Thornalley将捍卫RAK所奉的音乐平等主义。“[其他全是]纯粹的流行乐，” Thornalley告诉我，“而非黑暗沉实，深具内涵的‘艺术’,但他们正统且合法。”事实上，那时Thornalley只听过Cure的一首“Killing An Arab”，而且连那也是通过收音机上随机的耳食所得。“那些早期的作品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并非我之所求。我在录音里就是干自己的活，The Cure只是作为下一个乐队进来制作专辑，” Thornalley向我解释道。“那是我的工作。我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指令角色；一切都谦逊有礼各司其职。今天可能是一个平庸的歌手，明天是一个管弦乐队，然后连续四周是The Cure。蹈矩循规而已，你懂的。
“我并不切实了解这个乐队，他们的过往。也许这正是事情的积极之处，对于好的声音我有自己的感受力。我从Mickie Most和Steve Lillywhite那已经学到够多的东西，这两个人手段强硬，态度激进。他们总试图赋予唱片活力和激情，而非冷酷僵硬。”
Thornalley很快就弄懂了Cure这个乐队的内部阶级构成：在录音技术上萝卜是一个天性好奇且踏实肯学的学生，Tol和Simon相比则少了这种学术上的倾向和热望，他们总把萝卜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控制室里然后全心全意过他们的夜生活。 “Simon和Lol虽不像萝卜那样兴趣盎然，但从录音的角度来看，他们确是老手；他们很熟练，” Thornalley指出，理由充分。“很显然这种事情他们以前做过很多次。这很振奋人心。他们知道相关事物的属性，了解眼下正在进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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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Thornalley回忆所示，萝卜殚精竭虑地参与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中齤，贡献他的热情和创造力。如果那听起来尚不至于有危害性——录音室的行事规矩其时还拘束在老派的BBC传统中：才子们该待的地方是玻璃的另一面，制作人录音师则执掌控制室。萝卜的录音室风格于是近乎异端了。
“萝卜对录音室非常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可能他认为有个人年纪比他小一点却已掌握了录音室的机关是一件非常酷的事，” Thornalley说。“他经常从我背后探过头来；事实上，在那张专辑里，他得以将手放到那张充满按钮的桌子上。而那个时代录音师或制作人是会朝不守规矩的艺术家报以怒吼的。他们总是竭力使自己的地盘保持神秘。”
不同于大部分乐队，Cure有丰富的迷思制造经验，并业已累积为Cure的一笔奇诡财富。Cure所有的录音室专辑中春宫图成为特出的一张，一直以来频繁被拥趸和批评家们单拎出来推为他们最煎熬、最艰辛的音乐经历。萝卜又坚称三周的录音几乎全被他颓过去了，更加重缭绕在春宫图周遭的神秘气氛。“录音的那段日子我们很少睡觉”，萝卜在2003年说。“大量的药物亦与其会。”在另一场采访中，萝卜甚至声称自己不记得专辑制作中的大部分事了。“我们那时一定是异常凶猛的酗酒、嗑囗药，——有趣而美妙的过程，放在现在却能要了我的老命。”
如果乐队存档的历史将被当做鲍勃福音阅读，那么可爱猫【Lovecat】萝卜几乎用尽他的九条命，就是为了把歌录出来。但这样的理论却得自于Thornalley和乐队所提供的选择性回忆和他们的意识所特意捕获的超乎寻常的阴冷抑郁暗黑元素。再加上那一剂有益身心健康的晕眩，至少在萝卜是如此。话虽如此，对他们这个第一次主刀的制作人来说，录制春宫图的过程却是一次几近完美的录音室经历：Thornalley花了三个星期（从他们第一天的小样到最后的混音）在与一个全副排练停当只待走进录音室做出一张极有分量的专辑的乐队干活。无过量，无争吵，无故障，全方位安全顺利生产。但是，据至少一位同我聊过的录音室工作人员说，账面上却有一笔一千六百镑的款子用在了乐队可卡囗因的开销上。除Thornalley和Nocito并不参与之外，许多的夜晚都会以嗅吸几道开启心智的白色粉末开始；有时候四五个小时如此过去而并无展开任何正式的尝试。更甚者，萝卜都不试图做起他主唱的工作——通常他在晨早的几个小时录下自己的歌声，除非他“烂醉如泥”，如同合作录音师（同时也是一个禁酒主义者）Nocito告诉我的那样。这些录音室中的行径对于一个年轻的摇滚乐队来讲实难以平常视之。
“那段时间在我印象中并非黑暗压抑，”Thornalley说。“歌很黑暗是事实，但是录歌的过程我记得并不是冷冰冰一点欢笑也听不到。确实有过不少欢乐的时刻。或者，只有萝卜是那受难的艺术家独自一人受着煎熬而其他人没他那么投入罢了。”录音师Nocito也说制作这张专辑并不是整个儿的黑云弥散不去，但他承认那时的天气（那是个冷酷的不列颠冬季）和深夜的工作时间并不能营造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凌晨四点你很难保持思维活跃。”
萝卜则一如往常供给我们一个关于专辑录制更黑暗的版本——他将春宫图同那部奇诡的喜剧片《土拨鼠的一天》【Groundhog Day】联系起来，片中由Bill Murray扮演的一个饱受无聊工作折磨的气象播报员，被迫周而复始的生活在同一天的时间里。“你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会嗑囗哪种药，”萝卜说，“你知道在下一个早晨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成为一种诡异的例行公事。”
“那时候，”萝卜继续说，“我失去了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毫无例外，因为我浑身带刺，极端可憎，攻击性，自我为中心。录音室里的紧张关系触目可见，真的。但在这种环境中做事也有一种古怪的喜感，就是因为它实在是糟糕到底了。”也许Thornalley和萝卜两人回忆的并不是同一张专辑：谁能分辨？
据我调查所得，萝卜和Thornalley唯一一次动真格的冲突发生在录音的初期。这天的录音时段将在早晨九点结束，熬嗨了的夜猫子萝卜告诉RAK录音室的工作人员他将会在下午三点返回开工，给了Thornalley和Nocito小补一觉的机会，虽然最多也就五六个小时。萝卜好多次都这么嘱咐，却很少在晚上八点滚进录音棚。自然，Thornalley火了，质问萝卜的专业素质在哪。摩擦的火星随之迸发，但自那以后萝卜在告知开工时间时就实际点儿了。气氛于是迅速回温，直到乐队和RAK的工作人员都被拟了外号：Thornalley自那以后都被叫作“Da Vinci”，Nocito是“Mitch”，萝卜则是“Sandy”，得自肥皂剧Crossroads的一个角色。（Nocito的外号如今仍通用。）


第一部分发完了 和谐神器也不顶用了 老子没心情跟个**机器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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