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斑竹将这篇文章传上来.谢谢了.

当我们基本上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就知道这又是一件棘手的事了。当时，正是全国全民，包括每个国家机关大办公司的时期，其中真正搞实业的、做事业的不多，皮包公司满天飞。由于生存的压力，几乎所有的民间慈善机构都将捐款的未用部分拿出去进行各种投资以图增值，我们单位也不例外。李大姐所在部门是基金会下属的一个独立法人。其领导和其他同事都怂恿李大姐将一部分钱拿出去投资增值，并放手让她自己去运作。可以增加扶贫资金的事，李大姐当然愿意，就积极地行动起来，经过一番寻找和中间挂钩介绍，她所在部门批准签了合同盖了章，把几十万块钱出借给了某省教委下属的一家公司。期限到了，部门领导发话：大姐呀，您是不是该去要钱了？于是李大姐找到公司经理要钱。这边一次两次三次几乎一天一个打电话催款，那边一拖二拖再拖，最后杳无音讯了。
公司不能还钱，说了是什么原因吗？
经理说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没赚到钱还亏损。可是开始他说一定会还钱，让我再宽限一下。我告诉老*（部门领导），他同意了。可是宽限一个月过去了，公司又说暂时手里没钱，让我再等等，他想办法借钱还我。后来我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办公室、家里都没人接电话。
您找了省教委了吗？他们作为上级机关一定有办法找到他。
找了。教委说也找不到她。我说这家公司经理是你们介绍给我的，当初就因为说是你们教委的公司，我才把钱借给他的。我这可是扶贫的钱，如果公司还不了，你们教委要负责任。
教委怎么说？
他们说这个公司是个挂靠公司，原先是挂靠在他们那儿的，后来脱钩了，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教委不能负这个责任。你们知道什么是挂靠吗？
那，你们领导什么意见，打算怎么办？
他们说这件事是我办的，公司是我找的，他们不了解情况，不好办，说我认识人多，让我再去想想办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再去找谁才管用，所以今天就来找你们了，请你们给我出出主意。这可是我千方百计跟人家要来扶贫的钱，要不回来可怎么办呀？……
李大姐絮絮地说，眼神里透出的全是担忧和期盼，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觉得她是那么的孤独，她的心地真是非同一般地单纯善良，可这种单纯善良却使她的孤独更深。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大姐成了我们办公室的常客。我们出了各种明知希望渺茫但不妨一试的主意，还请了一位热心的律师免费提供咨询意见：继续找省教委，就赖着让它给找人；找公安局，帮助查找失踪的经理；找工商局，以不给年检吊销营业执照迫使其还钱；找法院起诉，扣押公司的资产；……。说实话，我们那一阵都有点怕李大姐来，不是因为每一次她来通报给我们的都是不好的结果，这个基本都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也期待着意料之外的结果，不愿看到李大姐那种沮丧。她慢吞吞的话语把一个再一个的失望传递给我们。但是，每次她又会说，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还能找谁可以说上话管点用的？你们说我去找。只要我们能提出新的想法，她就又重新鼓起希望，一扫脸上的阴霾，急不可待地再去试一把。当时如果有人建议她去找省长、省委书记，我确定她也真的会去。
就这样，前后折腾了半年多的时间，一直到她告诉我们工商局说这个公司去年就没参加年检，教委说其实这个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笔钱已经没指望了。当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告诉她这意味着什么时，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忍心。对她来说，丢失的是钱，更是她的心血，是她对扶贫的炙热的感情和希望。

三

不过，这件事情倒是促成了我和李大姐的缘分，从那以后，李大姐只要过来，基本上都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她前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多年来，我分享着她筹到资金时的兴奋，她每完成一个扶贫项目的喜悦，她对下一个项目及其筹资的计划与期望，她碰壁或遇到挫折时的失望，她受到横眉冷眼甚至伤害时的心痛，以及……。
每当门开时李大姐带着一股轻快的风进来，我抬头看到的是一张喜气洋洋的脸，后面跟着的肯定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到了*****万”，或“***的学校建好了”、“*师范学校图书馆完工了”、“远程教育网站可以投入使用了”诸如此类的好消息，然后她掰着手指细数有多少贫困孩子可以在新校舍上学；新图书馆可以容纳多少人，对那个学校的师生有什么帮助，可以为贫困地区学校建设起什么作用；远程教育网站一年可以办几个班，培训多少教师，等等。这时候，我会被她脸上、话语中、乃至全身都洋溢出的幸福快乐强烈地感染，从心底里漾起一波波暖流。


岁月流逝，她脚下的轻快已经大大地减弱，越来越重的拖沓声音带着疲乏，头上也早是一片雪白，说话重复的次数多了起来。之前几年，就有领导和同事担心她的身体，担心她一人独来独往出什么问题，听说她的家人也多有劝阻。但是，没有什么能拦住她的脚步。现在，即使可能让她伤心，我也只能以实相告。我去看望她，给她讲讲当前和以后的筹资形势，劝她不要再勉强自己，将精力和时间逐步转移到其他方面，比如多去会会老朋友（以后能见面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多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等等。面对李大姐那已失去往日神采的面容，我搜肠刮肚地说着。她没有打断我也没有反驳，偶尔略有迟疑地轻轻重复一下我的某一句话，我觉得稍微安下心来，想着或许能让大姐宽一宽心。我衷心地希望她慢慢地减缓，最后能停住已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旋转，脱下那双红舞鞋，再轻松地健康地多活上几年。终于她幽幽地开了口：我现在做了八个站点，我想再做两个，做到十个就不再干了。上帝！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些天，我的脑海中总离不开李大姐，以前的事情一件件一幕幕闪现出来，我忍不住把这些都落到笔下。
写到这儿，我又记起一个有趣的事情。一次她从贵州回来，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一路的情况，那里怎样偏远穷困，那里的学校如何破旧，那里的孩子上学如何艰苦，这次是一个企业家捐款，打算在那里选一个村子建一所小学，村子里的孩子可以在崭新明亮的教室上课而不再怕雨淋寒风吹了，也会用上新的课桌椅，不用再自带小板凳，就着膝盖写字了。……李大姐说得有滋有味，突然中间冒出一句：哎呀那个小赵啊，整个就是个豆腐渣工程。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小赵是那两年领导派给她的助手，一直跟着她东奔西跑，尽心竭力地帮助她工作。那天，我们上山，我走到山顶后回头一看，小赵没了。陪同的人问我要不要等，我说不等，他一个年轻人还不如我！一直到我们考察完村校往回走，一路上连他的人影都没看到。下山后才知道他爬到半山腰就不行了。李大姐说到这儿撇了撇嘴，你说他白白胖胖的，是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是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形容某些建筑工程质量太差的词汇。联想到小赵白白的，一身喧喧的肉，不得不佩服李大姐对那个新词汇的创造性地应用。碰到小赵，他急忙解释说他那天因水土不服肠胃不适，走到半道就坚持不住了。反过来他还真佩服大姐：那座山很高，没路汽车上不去，只能走着，到顶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李大姐在前面头也不回走得蹬蹬蹬的，就是我那天没病也保不准能跟得上她。小赵调走几年了。就是到现在只要提到他，我还是会想起李大姐送给他的那个雅号。

李特特是我见过的最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之一，也是个性最独特的人之一。她不住脚地奔走在风景秀美或壮丽或荒凉苍茫但同样都很贫穷的深山大川高塬。她满心的仁爱，全心全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想到没钱不能继续为他们做事，她就感到极其不安。她从无害人之心，但也从没学会保护自己。她习惯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她心里从来没有个怕字。她每年四月春下水，只要在北京，就天天去玉渊潭独自畅游，直到十月末的深秋。她一人独居（有一位保姆做家务），生活简单，家具简洁陈旧，她把所有得到的馈赠都转手送了人，送给那些她需要其支持她扶贫的人，所以她家里除了挂满四周墙壁的父母相片，找不出什么像样的摆设。
曾有一天，李大姐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不大的盒子，里面是几个小小的茶壶泥塑。她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送给你一个小玩意儿。你老是对我这么好，帮助我。可是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别人送我的东西都让我送去筹资了。她的话让我喉咙发紧，一时语塞。谁更应该、更值得别人的感谢呢？伴随着深深的敬意，我心里也一直对李大姐怀着深深的歉意，为了那些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
我心中永远有她纯真而坚强的笑容，也永远有她清丽而孤独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