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司制度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　　广西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土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羁縻制度，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广西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壮药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广西各少数民族大多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然而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药居然能够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保存以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不应抹煞。

　　其次，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反映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受到社会重视的。如《宁明州志》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邕宁县志》谓：“药王庙在北门大街，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称“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多数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因为他们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忻城土司衙署附近现仍保存有一座“三界庙”，据民间传说三界就是壮族的一位神医，他得仙人传授异术和法宝，专门为穷苦村民诊疗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土官名）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的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如《融县志》：“路顺德，古鼎村人，殚精医学，著有《治蛊新方》一册”；《象县志》：“蕈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三江县志》：“侯第福，寨壮乡佳林村……表脉理，用草药”，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如 壮族作为祖国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薪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骨针。原始时代穴居野处，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