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第一章 苦涩的童年
　　夜色如磐。风雪弥漫整个松嫩平原。东北的大烟泡，在一望无际、无遮无挡的大平原上狂奔怒号，犹如山呼海啸，搅得周天寒彻。
　　就在这样的夜晚，乡下一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伴随着大风雪的吼叫，传出一个年轻的农家媳妇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叫——妈呀！妈呀！……就像在经过鬼门关一样。她的男人在外面焦急万分，精神几近崩溃，好几次试图冲进屋内，但都被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拦住了。
　　退出去！老爷们不许进，都给我退出去！……
　　天明时分，疲惫的风雪骤然停歇，雪霁天晴，大地安静下来，血红的太阳从东方跃起。如此同时，屋内的喊叫也戛然而止。紧接着，里面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哇！——
　　生啦！老妇人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是个带把的。
　　年轻的男人一下子跌坐在雪地上，仰天大叫：我有儿子啦！
　　年轻男人是我的父亲，年轻媳妇是我的母亲，不用说那个挂挂坠地的“带把儿”的就是我喽。
　　一九四九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来了，来到这个陌生的冰冷的世界。我的生日好记，那年新中国成立，那天是西方圣诞节，一千多年前有一位叫耶稣的也诞生在这一天。我们都是草根阶层，同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不过，他在地球西边我在地球东边，他夜晚出生在马圈里，**出落草在土炕上。东方和西方，日出和日落，茅草房和马圈，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差距，他后来成了世界顶礼膜拜的名人，而我始终是籍籍无名的小卒。妒忌吗？说实话，有点儿，本是同天生，相去何其殊？但是我还应该感谢耶稣老头，当全世界都欢天喜地欢度“圣诞夜”的时候，我常常意淫一次——全世界都在给我祝寿哩！
　　纯属巧合，我和共和国同龄，与耶稣同一个生日。
　　我对这个世界完全陌生，来的时候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当然也不管我乐意不乐意，硬是像押解犯人一样，把我带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多少年以后我还在忿忿：连出生选择权都没有，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和自由，狗屁吧！


我家两代单传，由于我是男丁，父母亲对我寄予很大期望。希望我平平安安长大，然后结婚生子，给康家延续香火。我的表现恶劣，从落地那天起始，总是不停地哭，让父母亲操碎了心。
　　嘎儿——嘎儿——嘎儿——
　　我的哭声并不优雅，小姨说像夏天池塘里的蛤蟆，姥姥说像树上的乌鸦，母亲坚决反对她们的比喻，坚持认为我的哭声像小鸟唱歌。究竟她们谁说的对，我无法作出裁判，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她们争论不下的时候，继续发挥我的特长——没完没了地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响亮一会沙哑，好像在印证她们谁说的对。有时哭着哭着停止了，好像哭断了气，小脸憋得确青确紫，在母亲和姥姥手忙脚乱一阵折腾过后，又哇地一声回过气来接着哭。即使母亲给我喂奶的时候，或者在我睡觉的时候，虽然哭声改作饮泣，说不定啥时哇地一声又大哭起来。
　　母亲掏弄了一个治哭的偏方：写好一张黄纸帖子，贴在屯东老榆树下面：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这招不灵。因为，我不是夜里才哭的吵夜郎，白天也哭，有时间就哭，没有时间就挤时间哭。再说，屯子里很少有人识字，许多“过路君子”一遍也没念。
　　姥姥说，小孩子哭就是生病了，他不会说话，所以就用哭声来表达。父母亲抱我去瞧大夫，一个老中医，检查过后的结论是：此子零部件完好无缺，心肺脾胃也都正常，既没病又无灾。至于为啥日夜啼哭，老朽实在不敢妄断。
　　姥姥又说，没病那就是饿的，赶紧给孩子喂奶吧。可是母亲没奶，炖了家里那只唯一的老母鸡也还没奶，于是父亲就灌我小米粥，可是吃饱后我还是照哭如旧。
　　至此，姥姥说，奇了怪了，这孩子八成是冲着啥了，赶紧烧几张纸叨咕叨咕吧。问题是，纸烧了，也虔诚地叨咕了，还是不见效果。姥姥没辙了，她断定我是哭吧精转世投胎而来，因此我有了今生今世第一个绰号——哭吧精。
　　第二年，父亲参军去了朝鲜，我改变了哭的方式，由一惊一乍式的大呼小叫变成无病呻吟的咧咧，经常站在窗前，面对外面把半天烧红的野火，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爸呀，回来吧，南边烧糊了……母亲不止一次描述我当时的样子：眼睛里没有眼泪，哈喇子足有半尺长，沿着前大襟往下流淌，要多丑有多丑。
　　小孩子哭有点正常，由哭变成咧咧就有些烦人。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屯里比我大的孩子就用他们编出来的童谣嘲笑我——
　　哭咧咧，哭咧咧，
　　南面打水是你爹。
　　你爹戴个红缨帽，
　　你妈穿个钩钩鞋。
　　钩钩里，钩钩外，
　　钩了三棵大白菜，
　　又好吃，又好卖，
　　卖俩钱做买卖，
　　买卖没做成，
　　坐了一屁股脓。
　　从这一刻起，我突然不哭了，也不咧咧了，知道哭咧咧不是好孩子。至于小时候为啥爱哭，至今还是一个不解的谜团。


　　我家在东北农村，距离松花江和嫩江都不远也不近，地理书上叫做松嫩平原。我们那个屯子很小，不到三十户人家，百十几口人，历史上从来没出过名人，所以屯子也就籍籍无名，就像茫茫无垠的沙漠里埋藏的一块石头，外来人很难找到它。据说日伪时期，日本鬼子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有一支抗联队伍就住在我们屯，于是派出队伍讨伐，转悠了半拉月，愣是没有找到地方，还差点陷进河套喂王八。在我的印象中，家乡很穷，就像一根被野狗啃过无数次的骨头；土壤中含有大量盐碱，“晴天硬梆梆，雨天不漏汤”，下雨时地上都是粘泥，外来过路的常被粘掉鞋跟，所以戏称“人不亲土亲”；屯前有条小河，由东向西缓缓流过，流到杜蒙境内就消失在广阔的大草原之中，形成全世界少有的大湿地，是举世闻名的丹顶鹤故乡；屯东有棵古榆，虬枝铁干，华盖如云，据说起码有五百多岁，受日月精华久了，日然生出许多灵气，经常有人在树下烧香许愿。
　　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母亲常常站在老榆树下，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烧香许愿，只是呆呆地向东张望，一站就是大半天，铜浇铁铸一般。东边是一望无尽的荒草甸子，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道伸向远方，淹没在蓝天白云与荒草甸子的连接处。我问母亲在看啥？开始她不说，而我坚持不懈地追问，于是她妥协了，告诉我，父亲就是沿着这条路离家的。
　　父亲？按道理说，我见过父亲，他离家的时候我已经牙牙学语，可是我对他毫无印象，一点记忆也没有。
　　在我记事的时候，最羡慕人家孩子有爹。那个年代大家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日子都过得清汤寡水，谁也没有资格炫富。可是人家孩子有爹，我没有，这就叫我在小朋友面前矮了一大截。有人骂我有娘没爹，我就特别委屈，于是跑回家问母亲，我爹呢，他干啥去了，咋还不回来？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你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永远不会回来了。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冬天，据说那个冬天雪特别大，三天一小雪，五天一大雪，老天好像被哪个捣蛋鬼给捅漏了。多数人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早晨起来推不开房门，大雪把房子埋住了，人们只好把窗子摘下来，挖出一条通往外面的雪洞。即使是晴天，天空也总是阴呼啦的，空气中飘着看不见的雪雾，刚刚清理的院子没一会儿就铺上一层细细的雪粉。冰天雪地，大地就像一座冰窖，冻坏人或牲畜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家前院老刘家的二柱子他爹没有左耳朵，据说就是去后屯供销社打清酱（酱油）冻掉的。我记事的时候听他描述过。那天没有风，也没下雪，临出门的时候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穿好棉袄，戴上狗皮帽子，脚上靰鞡垫上新的乌拉草，腰间还扎了一条麻绳，一切准备就绪方才出门。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觉得外面咋冷，走到半路，据他说迎面吹来一股风，把他左边的帽耳朵掀起来，当时脸上像被针扎了一下，感觉麻麻的，也没怎么在意，到供销社来回也就是六里路，到家时才发现左边的耳朵冻起了泡，后来发生溃烂，再后来……就没有了。直到现在屯子里一些上岁数的人们回忆起来，还对当年的寒冷心有余悸，都说那时的天老爷肯定是疯了，不然咋会那么冷。科学地分析，那些年气温低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同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有关，刚刚解放，贫穷瓦解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然而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就到了耕耘播种的春天，好日子正在前面向他们招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