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县内匪首孙秩坠的叔父正被关押在县衙大牢里。一个因侵吞公款在押的县吏也被捕收监。他与孙的叔父串通，买通一名狱卒，让其捎信给孙秩坠——由他们做内应，攻打县城。
此事被泄密后，王佐良马上写信给曹，要曹杀掉在押土匪，并严查为土匪传信的“内鬼”，消除后患。谁知这位曹令不相信县牢里会有这种“闪失”，拖着不办。到了腊月中旬，土匪来攻城的风声越来越紧。王佐良只好急命驻檾庄湖的马队来赣榆，加强巡城兵力。
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县内的土匪行动之前，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竟突然窜来，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带盐防营和商团兵40多人前去剿灭。恰在这一夜，赣榆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打开了县城。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
第二天（2月9日），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向江北行督发电，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请求派兵剿匪复城。行督 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十三协统领何锋钰发兵赣榆剿匪。何到赣榆后，和青口的商会许鼎馨，姜佩之等相见，并安排盐防营，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合兵于十四 日攻城。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
县城克复后，避难于青口镇的赣榆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酝酿推选王佐良县民政长。，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由许首肯，再上报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 ，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
王佐良上任后，匪势依然严峻——最近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他们退出县城时，人马也没受损失，留下了巨大隐患。
王佐良深知：要想稳定地方治安，就必须先制服土匪。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同时，他决定成立有马、步卒共180人的县警备队，由王沂华 任管带，平时维持县城治安，战事守城御敌；保留商团300人专守青口镇；由商会筹款招兵勇150人，购两艘大船，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三门 （带炮手），装备护航炮船，驻防海口。
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1407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
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方面，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制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嫌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再次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还要处理民事、政务、商贸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而在这方面，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就必然 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腾挪躲让，甚至违心行事。据有关资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其为官之道有三招 ——
一是依附豪门。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政界要员（王佐良出任赣榆县民政长，也是经许首 肯的）。王佐良主政赣榆后，许鼎霖虽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许鼎馨（许四）是青口商会的头头，六弟许鼎年（许六）也在外地为 官。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王佐良主政赣榆后，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民国元年春，许六探家后回任所，想借商团长姜佩之的白马骑。姜不在家，其 卫兵陈鸿玉不敢做主。许六吃了“闭门羹”，不高兴。王佐良听说后，为了给足许六面子，立刻叫人传唤陈鸿玉到公堂训斥。谁知陈鸿玉不服，与之力争。他一怒之 下，竟令人将陈推出处决。正因为王佐良对许家礼让，在外地的许鼎霖对他也多有关照。民国二年，复辟派张勋打算为赣榆县改派新县长，许鼎霖得知后，又说服张 改变主意，保住了王佐良的官位。为此，民国四年许鼎霖病逝后，王佐良再次表示，青口镇仍由许四主政，他不插手那里的事。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当县官，除依靠许四之外，还有几个心腹，即县参议长李裕泽（李三）、师爷仲丹魁（仲二飞刀）和县农会长乔文澜。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 事，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王佐良。仲有辩才，善架讼，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王佐良的重用。王、李、仲三人关系密切。狐假虎威，中饱私囊，是当年官僚手下幕客 们的发财之道。仲丹魁原是穷人，可被聘入县署之后，不几年就纳妾置田，成为他的家乡仲官河村首富，这里自然有贪赃受贿嫌疑。而在百姓眼里，王佐良、李裕泽 与仲丹魁是同伙，他俩也不可能干净，于是就有人编顺口溜：“赣榆县三个贼，王二、李三、仲丹魁！”
三是稳住基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民国九年，在上海求学 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督军要省署办理，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王佐良与李裕泽、仲丹魁得知后，急 忙调动了赣榆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求见省里来的委员，为其辩护。这两人回省里之后，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40名代表，于民国十 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他们除向王瑚请愿外，还通过督军署参议、赣榆籍人余念慈、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军齐燮元传话，终于“保王”成功。
王佐良主政赣榆县期间，不仅要承受上头“查访”的压力，还要应付下面舆论的困扰。如赣马镇玉带河旁有个金蟹泉，水质很好。清康熙四年，赣榆知县李俊友将其 整修为井。后来井壁坍塌，成为平地。为此，王佐良出资把该泉整修为井，并立碑为记。可对于这件公益事，却有人说他挖井是为了破坏张某人家的风水。又如民国 八年，《赣榆县续志》和《附编》修成后，他捐资付印，并为志书撰写《序言》。因他在行文中提到“先君子尝捐二百金助剞劂，兹编脱稿，将付手民，予也捐金如 数。为邑之士，夫倡盖不乐观劂成，亦以继先人之志云尔。”——意思是，先父（王得胜）曾捐资帮助志书刻板印刷，他也捐出一样多的钱印制志书。然而，他写的 这几句实话，也被说成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王佐良在剿匪战场上敢与匪徒浴血搏斗，在县署公堂上是判决罪犯死刑不手软的“县太爷”，可谓“铁腕人物”；但是，他有时又另有一番“柔”性心肠。
王佐良在县署公堂上张贴着一幅自题对联。上联是“成法何拘乎？但知酌理唯情，片言折狱师仲子”；下联是“杀人诚多矣，只为安良除暴，惠民无术愧公孙”。上 

联说明：他因剿匪、执法的需要，时常要开堂办案、依法杀人。但他并不喜欢杀人。他执法不愿受形式约束，只想斟酌事理、按实情办案，希望像当年子路那样，用 几句简明的话就能正确地断清案情。下联的意思是：他承认自己杀的人多，但为了安良除暴，他不得不这样做；而在杀人之后，他又自责“惠民无术”，有愧于自己 “将门之后”的身份。——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他“柔”性一面的反映。
再说待人。王佐良对忠心为他办事的身边人不摆官架子；手下人犯点小错，他也不发火。因为他待下人不薄，所以下人也对他有义。他在赣榆为官期间的贴身“跟班”刘玉恒，在他坐牢以后，仍然跟他到南京，在监外为他跑腿办事，照料他的狱中生活。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六百多种，并植有桂 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 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树艺浅说》一书。该书近四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 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 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们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瞾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 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赌局里聚赌抽头、敲诈勒索；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 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 擦。于是他抓住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湜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
不料好景不长。12月19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 兰卿（香谷）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 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
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
（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 （7）吸食鸦片违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
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
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但是， 当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终于出面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几点“不同看法”。
丁惟汾认为：按王佐良的那些“罪状”，把他定罪判刑，有些事确是无可非议。像他吸食鸦片（违犯国法）、为保自己的面子怒杀陈鸿玉（草菅人命）、对姨太和妻 舅管束不力（自取其祸）、不惜挥霍重金为姨太顾瞾建造陵墓（触犯众怒），等等。但说他“叛逆通敌”、“勾结土匪祸害地方”，就值得斟酌了。比如说王佐良 “通敌”，谁是“敌”呢？当年军阀派系林立，在大兵枪口面前，他这个地方官对谁敢不俯首听命呢？即使他一时倾向某某，也只能是他的权宜之计，何谈“投 靠”？再说“通匪”。土匪本是国弱民穷的产物，仅凭赣榆一县之力是消灭不了土匪的。既然如此，王佐良就是真的跟土匪有“约定”一事，也只能说明他是想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已，说他“勾结土匪祸害百姓”，难以服人!
丁惟汾确非等闲之辈。他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 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
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
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
注：
丁惟汾 ： 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丁家官庄人，字鼎丞，生于1874年。
1904．8．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1926．7．南下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青年部长。1927．8．在南京兼任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1928．2．兼任国民政府委员。1928．5．兼任山东省政府委员

厉害

以前王佐良的菊园什么样啊，现在还在吗

你们说的姚阁老叫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