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着摄影机舞蹈
——讲堂文艺记者专访《南京！南京！》摄影师曹郁
　从荒原到枯城，他尝试着将绚烂的色彩归为黑白的本真；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他努力用影像诠释着中国人抗争不屈的灵魂；从金马奖的辉煌到四年磨一剑的孤独，他只是继续着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梦想与追求。　　他就是曹郁，一个对于大众有些陌生的名字，一个扛着摄影机舞蹈的演员。　　他就是电影《南京！南京！》的摄影师。5月6日晚，《南京！南京！》在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一个个震撼的镜头撞击着人们的心灵，随着那灵巧而敏锐的镜头，我们仿佛亲身游走于彼时彼地，经历了那场痛彻心扉的悲剧。这一次我们难以忽略，那双摄影机后面的眼睛，那个与影片一同激荡的灵魂。　　当晚，曹郁随同导演陆川一同来到讲堂，和观众们进行观影后的交流，讲堂记者有幸对他进行了专访，从而了解到《南京！南京！》背后更多的拍摄故事以及曹郁和他的摄影。

曹郁(左)接受讲堂文艺记者专访（张琳琳摄）　　面前的曹郁留着清爽的短发和淡淡的胡须，没有笔者想象中的狂野和不羁，相反，他朴实而真诚。谈起摄影，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光芒，专注而直白。我们的话题从陆川导演谈起。　　“曹郁，你不是我的工具，你是我的伙伴” 　　记者：陆川曾在给您的信中写道：“曹郁，你不是我的工具，你是我的伙伴。在这样一条漫长的旅程中，我很荣幸能和你并肩去迎接挑战。我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审慎和质疑，这不是我的习惯性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你的存在无疑如同镜子。”能否先谈一下和陆川的合作带给您怎样的感受？　　曹郁：和陆川的合作的确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他的电影中影像的构成部分比例比较重，这一点在《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中都能看出来，所以对摄影师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的影片需要在情感上达到高度的统一性，没有分镜头，也不可能画故事板，很多拍摄都是即兴的。导演排一场戏，摄影师去抓取，需要高度的主观能动性，我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不是把什么都安排得那么死，给了摄影师很高的自由度。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投入进去，有了自己的空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导演陆川（左）与摄影师曹郁（资料图片）　　记者：你们现在是已经达到一种高度的默契了吗？　　曹郁：在《南京》里是很默契的，比《可可西里》要好，因为我们都进步了。　　“不得已选择用彩色胶片拍黑白片” 　　记者：我看到有报道说，您在陆川给您讲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时就想到了很多电影画面，是否从那刻起就有了做黑白片的想法呢？　　曹郁：是的。这一个是考虑到技术上的因素，避免太多红色给观众造成一种生理刺激，我们并不想靠生理刺激。另一个考虑是当时他给我讲完故事后，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张张脸。不像《可可西里》，最重要的是环境，因为需要一种真实感。我觉得《南京》更强调精神。而黑白天生就具有一种抽象感，它有精神提纯的作用。彩色也可以做到，但相当困难，在这个戏中尤其如此。

拍摄现场的曹郁（左）与陆川（资料图片）　　记者：您是中国大陆首位成功用彩色胶片拍摄黑白片的摄影师，拍摄过程中肯定遇到了重重困难吧？《辛德勒名单》也是题材类似的黑白电影，能从拍摄工艺的角度对比说明一下吗？　　曹郁：是的，拍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南京！南京！》和《辛德勒名单》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大不同。虽然看上去都是黑白的，但《辛德勒》在拍摄时使用的是纯黑白胶片，这属于传统工艺，保证拍出来一定是黑白的。而我们用彩色胶片来拍，经过电脑处理变成黑白的，再用彩色胶片来印制，就容易产生残留色问题，这是一个技术难题。国内的冲洗条件没有好莱坞那么完善，所以冲不出最理想的效果。还有就是大量特技的部分必须在画面有彩色的条件下才能被电脑识别，进行制作。所以最后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得已选择用彩色胶片拍黑白片这种技术手段。但这是一种非常规的流程，在工业生产中是不太配套的，用一个不太配套的方法产生影像确实难度很大，记得我们当时从2006年10月开始试片，去过香港、泰国，还有美国的好莱坞，最后还是定在北京做。做了很多实验，一直到2008年的4月，做实验用过的胶片堆在地上都齐腰了。最后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影院发行的版本经过大规模批量生产后已经不是最好的效果了。　　（说到这里，摄影师脸上挂着满足，但也有抹不去的遗憾。）　　“摄影机也是一个演员” 　　记者：据了解，您在拍摄每部影片时都会做大量的摄影笔记，那这次《南京》又做了多少呢？　　曹郁：拍《南京》的时候没有多做笔记，因为后来已经不需要做笔记了。拍到后来，你已经完全融入到里面，不需要再跳出来客观地思考那个过程了，更多的是一个感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