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ilmTV/1/115488.shtml

　　看完此剧之后，我一直在记忆中搜索，中国历史有没有类似的人物？想了好久，结论是没有。比较近似的话，袁祟焕可能算是一个，其下场之悲惨甚至远胜之，但从历史悲剧的角度来看，袁的意义并没有超过岳飞。毕竟他所对抗的清人说不上是代表什么历史大势（虽然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大势所趋，但从历史进步性而言，谈不上清朝比明朝更进步，只是统治者的改朝换代而已。虽然加入了民族斗争的元素，但也不能说满族统治就比汉族统治更进步）。
再来的话，刺秦的荆轲大概也算一个。但一方面，他是个人行为，事件也很简单，速战速败，以中央集权的大统一模式取代诸侯分封的多国并立模式的历史潮流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没有受其影响。这与“新选组”的存在及其活动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使明治维新推迟了一年发生”相比，相去不能以道里计。另一方面，秦国的霸道及其后的速亡使它在道义上处于下风，是一贯以来的史家共识（大概除了张艺谋的“英雄”例外，而此片也正因这种颠覆性的历史观而备受责难），尽管“大一统”模式由此而成中国历史的主流。
再一方面，“大一统”模式（中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是否就真的比多国并立模式（西欧历史的主流模式）在历史上更进步，恐怕历史学家仍然可以争辩不休，所以荆轲刺秦算不算是阻止历史潮流的进步，也未有定论。但“新选组”所维护的幕府统治是落后势力的代表，明治维新是历史进步的方向则是无可争议的。（尽管有些评论者出于对“新选组”的爱屋及乌而竟至于对维新派“恨屋及乌”，说什么不觉得明治政府有什么进步性可言，可就太过火了，完全纠枉过正，实质上是歪曲了历史。明治政府后来在日本强大后侵略成性，那是后来的事，与此前的明治政府的振作图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就当时而言，要使日本从西方列强的欺侮中摆脱出来，不走富国强兵之道还能怎么样？中国后来以“明治维新”为模仿对象的“百日维新”如果成功，中国也会走这样的道路。而就算是近藤勇等人所主张的又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他们认为要通过幕府来推进而已。严格来说，“新选组”与维新派的分歧更多是一种“路线之争”，根本方向上其实并无严重的对立。据我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些真实历史的资料来看，日本人把那个时代看作是“多种正义并存”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睿智的多元历史观，比起中国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实在是胜出太多。也正因如此，“新选组”作为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历史进步性上的失败者，却仍能不断地成为后世文艺作品的正面描写的对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日本人有喜欢“失败的英雄”的民族情结。）
或者，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评价有着过分势利的倾向，“在中国没有失败的英雄,没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那么，外国又如何呢？我能想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名将罗伯特·E·李。李将军的正直善战一向为人称道，这与近藤勇甚至在敌人口中也被美誉为“平生仅见的高风亮节之人”（这是历史文献中的评价，不是电视剧中编造的台词）可说是非常相似。而他率领南军对抗北军，意图“分裂国家”、维护落后的奴隶制度，则更与“新选组”的与历史进步大潮相抗有异曲同工之妙。偏向南军的美国电影（从经典之作的《乱世佳人》到近年的《冷山》）不绝如缕，也与偏向“新选组”的日本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有差相仿佛之处。只是，李将军得以体面地退出历史，其名誉、财产、地位无论是他在世之时还是谢世之后都得到尊重与保护。与此相比，近藤勇身死名裂的下场就悲惨得多了，尽管据说直到现在日本民间各地都有不少私设的墓地纪念新选组成员（尤其是冲田总司，甚至有专门的“总司祭”的节日）略可使我感到欣慰。
　　

　　这部《新选组》的主题如果如一些同人女FANS的YY那样，是要为“新选组”的历史地位翻案的话，那么它就不过低俗如张艺谋的《英雄》。（其实张的《英雄》与其说是颠覆历史，不如说是把最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推到极致，连历史上仅有的例外都不放过，表面上是颠覆历史，其实是最保守、最正统。）但是，从这剧集并没有因赞美“新选组”而去刻意丑化与之敌对的维新派（对萨摩藩的描写是否有丑化的成分则待考，这一点后面会更详细地讨论），片头对历史背景的陈述也相当公正客观，时人有不少把“新选组”视为沾满血腥的杀手集团而对其衰亡拍手称快的情况也如实交待……可见编剧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历史翻案（可能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其实也并没有否定“新选组”的历史地位，最多恐怕只是像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中的评价那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因此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翻案”的问题），而是要表达一种个人选择与历史大势互相冲突的悲剧主题。
这个主题乍一看来似乎很新颖，但其实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它是被经常演绎的题材，就是以往我多次谈及的“微观历史观”与“宏观历史观”的冲突，即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从全局角度来看待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冲突。就我所知道的来说，国内迄今没有一部作品能把这个主题表达好。以前在与网友聊天的时候提到过，《鬼子来了》一片在最后的时候隐约地涉及这一主题（应不应该杀那个已经投降了的日军军官），但一来此片的主题重心并不在此（只是“极限情境”的设定有意无意地触及这一问题），二来这一情境的设定包含了太多无法保持客观的情绪在内，并不适合用来表达这种冷静深沉的主题，因为它很容易为表面所包含的情绪所淹没与遮蔽。
李碧华的《诱僧》可能是最接近于表达这一主题的作品，但也并不成功。原因之一是李碧华对于要在这小说（后来有同名的改编电影）里表达什么主题似乎是三心两意的，一方面又想表达这个宏大得可能超出了她一个女性的通俗小说作家所能驾驭的悲剧性主题，另一方面又不由主自被更为小资、也更合乎她与她的读者的审美情趣的爱情、玄幻（佛家）的主题吸引而分心。原因之二是该小说选取的历史片断（唐初的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位）中，虽然与主角对立的一方（李世民）在传统史书中被塑造成事实上和道义上的胜利者，但与《新选组》的历史背景相比，毕竟李世民之于李建成（或反之）并不代表什么历史进步的方向。（实际上连改朝换代都谈不上，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已，比之袁祟焕、岳飞等人的意义更不如。）因此，与这部《新选组》相比，《诱僧》所反映的“微观历史观”与“宏观历史观”的对立远远没有那么尖锐，悲剧性远远没有那么浓重。
西方作品中演绎这一主题的作品也并不在少，如不久前评论过的《无主之地》就算是其中一部。但这类作品的重心往往也不是着重于“冲突”，而是以“宏观历史观”为背景来衬托“微观历史观”。如《无主之地》的主题并不是要深究波黑战争中哪一方为正义，而是要以此为背景来描绘这一宏观历史的观照下微观个人的悲哀。西方很多战争片都是持这种态度来拍摄的。历史正义（宏观历史观）并不是它们关注的对象，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或者说是纪录片而非战争片的事；它们关注的是个人的悲欢（微观历史观）。因此，在这类西片中，“宏观历史观”与“微观历史观”的冲突是一种刻画人性的设定（即“极限情境”），其实并不是主题真正关注的焦点所在。二者即使有所冲突，导演的偏向都是先验地向微观个人倾斜，因此“宏观历史观”与“微观历史观”谁更重要的追问并未构成悲剧的来源，这与《新选组》的悲剧性直接源自这二者的冲突（并且在最后并没有真正给予明确的答案，将冲突本身展现于观众眼前本身就构成了悲剧）是大不相同的。
　　

　　近藤勇出身平民（农民），借成为练武道场场主的养子而跻身低等武士阶层，所受教育不多，决定了他刚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像佐佐木出身高等武士阶层（幕府的直参），为人又顽固，这样的出身与知识决定了他根本拒绝思考任何排除幕府的可能性。而胜海舟等人虽然同样出身高等武士阶层，但知识广博，与外国交往较多，思想灵活，这样的出身与知识又决定了他们既有看清历史大势的能力，也有与新兴势力妥协交换的政治资源。所以，在各走极端的这两类人（极端保守与极端开明）身上，只有彻底的执迷或机智地与历史潮流周旋，没有沉重的悲剧性可言。（此剧对佐佐木的描写相当严守中立，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杀清河、在留京的浪士组中安插奸细、杀坂木龙马到最后的战死沙场都只是严格地遵照他无条件忠于幕府的动机来描写，算得上是达到了善恶难言的化境。而对胜海舟的描写，因为在最后涉及“新选组”的溃败和近藤勇的身死，始终难免让我觉得他也实在太奸滑了点。可编剧的动机又似乎并不是想丑化他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原因是演员本身的演绎不够到位，尤其是他私底下表露真情的时候，如果能演绎得真诚沉稳一点，也不会让我觉得他这个人物显得很轻浮奸滑，仿佛在他看来“新选组”和近藤勇只是必须牺牲的一只棋子而已。）
　　近藤勇在试卫馆时期的故事，乍看起来与近段时间看得太滥以至于厌烦的韩国历史剧经常“老调重弹”的故事有点相似，也是讲述年青人渴望如何突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束缚。只是韩国历史剧那些呼天抢地的哭诉，我第一次看已经觉得是煽情过火，毫无感染力。《新选组》的描写则淡然得多，却反而有更动人的力量。故事一开头，观众总是看到近藤勇的养母处处与他为难，连他想找些茶叶出来招呼一下来探望他的朋友，都被养母东一句“不准这个”、西一句“不准那个”掣肘得无可奈何。开始时大家以为这是因为近藤勇不是他的亲生，所以如此。后来剧情逐步展开，才恍然大悟，原来养母与近藤勇其实是同一种性格的人。她出身微贱，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惜投身艺妓的行业，好不容易嫁给属于武士阶层的近藤勇的养父，却发现武士与武士之间，高级与低级也有着天渊之别。她经常无缘无故地刁难这个养子，一方面是发泄自己理想的失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忿于自己费尽心力才到达今天这个位置，近藤勇却只是做了养子就轻而易举地成为武士，根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因此，当近藤勇在幕府的武场屡屡碰壁之后明白到，那些高级武士根本不会因为养子身份而承认自己是真正的武士，于是决心像武士那样行为来成为“心的武士”后，两母子就和解了。
说实在，这段情节我仍然觉得近藤勇的养母有矫情之处，但至少比韩国历史剧的好多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突破等级制度出人头地的渴望，只是全剧的一个小主题（而不像韩国历史剧那样就已经是统辖全剧的大主题）。这些情节更重要的不在于表达这样一个小主题，而在于成为近藤勇踏足时代的起点的局限。在这种出身和渴望的局限之中，他只看到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武士，于是，挥剑效忠幕府就成了实现这一志向的理所当然的路向。类似地，有着更政治化的野心的土方（与近藤勇“天真”的“精忠报国”思想不同，土方的想法都是带着浓厚的政治野心色彩的），他能想到的也只是“要让你（指近藤勇）成为大名荣归江户”。
因此，当后来幕府授予近藤勇直参的名号，相当于认可了他高级武士的地位时，近藤勇与土方喜极相拥那一段让我同时感受到滑稽、感动与隐约的悲哀。滑稽是因为二人真情流露，却又害怕被旁人看见，于是没有人走过的时候就各自叫着对方的小名而拥抱到一起，一见人走过就赶紧用力推开对方，等闲人一过又马上叫着小名再次拥抱。那动作刻意拍得很夸张，让人见之喷饭。感动就不用多说了，这是他们这个号称“幕末烟花”或“幕末流星”的组织最灿烂光辉的一刻。悲哀则不仅仅在于作为观众的我们知道那一刻是多么的短暂，过了这个最光芒的巅峰，后面就是无尽的下坠；更在于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腐朽的幕府，还是荣耀的武士精神，都是注定没落之物。得到这一切马上就要谢幕退场的名号，值得那么高兴吗？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不是幕府落魄到乏人支持的地步，又怎会如此“纡尊降贵”，向他们一向瞧不上眼的平民授予直参的头衔？是他们的努力真的得到由衷的认可，还只不过是幕府已经没落到只好随便将就的田地呢？

　　说罢沉重的主题，下面转向此剧描写感情的一面。此剧最动人之处是刻画了一大批热血男儿之间的感情。这里所说的感情可不是同人女们津津乐道的那种“男风”关系，而是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所称的该书的感情描写是侧重于表现男性之间的感情。《倚天》中描写武当七侠、明教诸人之间的肝胆相照、倾盖相交，确实是十分动人。但与此剧的描写相比，我觉得无论范围与深度都所有不如。篇幅所限，这里只挑两种感情来谈。其一是近藤勇与土方之间的手足情深，其二是近藤勇、坂本龙马和桂小五郎之间亦敌亦友、既相左又相投的大丈夫之交。
近藤勇与土方之间，确实可以说是到了相濡以沫的化境。网上有一篇《从开始到现在——有关阿胜与阿岁的感慨》（“阿胜”是近藤勇的小名，“阿岁”是土方的小名）把二人之间的手足情深评述得凄婉至极。土方在外惹下无数风流债，女性们怨恨他，却又对他那俊俏的脸蛋打不下手，于是哥哥一般的近藤勇代为一一挨巴掌。这一段情节设计得让人先是觉得好笑，细细体味下来却竟是感人至深。近藤勇就是这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像哥哥包容着顽皮的弟弟一样纵容着土方，为其收拾善后。但是在政治的生活中，却是兼具着政治野心与政治手腕的土方为近藤勇全力以赴，一方面替他挡下无数明枪暗箭，一方面又代他出面做任何作为政治人物不得不为的肮脏之事。
最初的时候，芹泽鸭误杀已经被近藤勇一番话而感化了的奸细（佐佐木安插的），但那时浪士组不能缺少芹泽鸭，于是只能隐忍着他的鲁莽蛮横，向外伪称他是被外人所杀。但正直而有人望的另一个浪士不能认可，当场质问近藤勇的话的真伪，并拂袖脱队而去（这是浪士组第一次分裂，浪士组差不多是刚一成立就已经不断地伴随着分裂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的“法度”严苛地禁止任何擅自脱队，以切腹的严刑对付，确实也是有其背景的）。一向以正直为自己做人宗旨的近藤勇痛苦不堪，转头向土方说：“我们这样做，真的是对了吗？”被近藤勇的痛苦神情所震动，土方低声地向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让他受这样的尴尬之苦！”从这一刻起，土方就下了决心代近藤勇做一切肮脏之事。
再进一步的时候，是会津藩联手萨摩藩把长州藩驱逐出京都，虽然“新选组”所属的会津藩大获全胜，但“新选组”根本没有受到重用，那是别人的成功，根本不是“新选组”的胜利。看到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自己却被排除在缔造时代的力量之外，近藤勇脸上再次流露出顿悟自己及其组织所处的尴尬地位的痛苦之色。虽然他不发一言，但旁边的土方已与之心意相通，他再次低声地对自己发誓：“哪怕要我变成‘魔鬼’，也要把他推上历史的舞台。”他确实变成了“魔鬼”——著名的“魔鬼副长”，对敌人心狠手辣（以毒刑从长州藩的人口中逼供出长州藩要劫持天皇、火烧京城的就是他，从而导致了后来的“池田屋事件”），对自己人也执法苛刻、杀人无数（新见锦[芹泽鸭一派当权时做过局长，是芹泽鸭的副手]、山南、河合……从罪有应得到无辜清白都应有尽有），到了人人见之走避的程度。尽管他淡然地说自己没有注意到、也不在乎，但当与之一向不和的八仓邀他去参加原田的婚礼，席上拿他那“魔鬼副长”的名号开玩笑的时候，他藏不住宽怀微笑。这时的他，真是说不出的可爱。
还有，岛田被长州藩士的遗孀所杀那一次。此前土方曾以岛田与该遗孀亲近是违反“法度”中的“不可行不合武士道精神之事”的规定而以切腹的惩戒胁迫岛田与该遗孀分手，组员都怨恨土方的不近人情。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实了土方的担心，即该遗孀根本没有受岛田的感情所动，而是想借此亲近他而杀之复仇（因为她的丈夫就是岛田所杀的）。土方的好意却伪装成这样的冷酷相逼，以致人人误会。最后岛田还是来不及醒悟，被该遗孀所杀，斋藤一赶来时已经太迟，要杀那女子却还被临死仍痴情不已的岛田拦阻。斋藤一剑刺中岛田的心脏，帮他结束痛苦的死亡过程；而等岛田一死斋藤仍杀了那遗孀为岛田报仇。土方赶到时，斋藤问他怎么向上报告此事。土方说，就报告成二人是双双殉情自杀的吧。斋藤愕然。土方说：“难道要说‘新选组’的组员被一个女人干掉不成？”斋藤表示，那么岂不是等于要你来背黑锅（说二人双殉情自杀等于暗示他们是被土方逼二人分手才致死的）？土方冷颜回应：“我也没想到会撞上这样的狗屎运！”土方就是向近藤勇也没有说真相，倒是近藤勇早就从斋藤那里探知真相。土方为“新选组”、为近藤勇确实是唱尽所有的“红脸”。（日语中的“红脸”与中文的意思刚好相反，是相当于中文的“黑脸”的意思。）
到“新选组”溃败至流山之时，当年试卫馆门人追随近藤勇加入“新选组”的，或死或走或病，只剩下土方一人仍然伴随在他身边。危难见真情，二人相濡以沫的互相支持确实令人动容。至于二人分手之际，近藤勇明知此去九死一生，不肯言别，只是言谢。一句“去去就回”，终成一去不回，赚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新选组》的第一集就已经把剧中其友情最令人动容的两组男性都带出来了。为了去看黑船（日本人对第一批造访日本、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军舰的称呼），一对儿时好友（近藤勇与土方）扮成随从，跟着坂本龙马、桂小五郎前去。近藤勇与土方想爬上黑船偷美国国旗，给美国人一个教训（后来发现岸边的小船漏水，无法使用，被迫放弃这胆大包天的计划）；坂本表示出对美国军舰的先进装备十分艳羡向往；桂小五郎则对之切齿痛恨，说以后一定要让国家强大起来打败这古怪的东西。这一幕深具象征意义。代表幕府前来察看黑船情状的象山看着这四人的不同表现，意味深长地指出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对待强行进入日本人视野的西方文化的态度。
从一开始，近藤勇（包括土方，在这一组关系中，近藤勇与土方是一体两面的同一类人）、坂本、桂小五郎之间就已经是一种亦敌亦友、既相左又相投的奇异关系。近藤勇还在试卫馆的时候，三人虽然是朋友，但桂小五郎的骄傲天性（尤其是瞧不起江户的食物）就常常惹怒对自己的家乡深感自豪的土方。到三人都分别投身于政治之中想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左右历史潮流的走向时，立场的不同使三人各据不同的阵营；但三人的报国忧国之心无二，正直的人品相投，又使三人每每在敌意之中又油然而生惺惺相惜的敬重之情。
坂本龙马是主角近藤勇之外最令我感服的角色，事实上他还比近藤勇多了十分幽默与情趣，可敬之外更有可爱。他洒脱风趣，对阿龙一见钟情，马上就上前问人家的名字，知道对方的“龙”字跟自己名字中的“龙”字一样，乐不可支，其天真烂漫之可爱与近藤勇的天真相比是另一番风味。剧中的爱国志士们总是一本正经、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却总是轻松自在、调侃人生，好像并不忧心世事一样。其中有一幕最为典型。记不起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令局势变得更为前途黯淡，近藤勇好像是带着井上去见坂本。见到坂本之前，近藤勇对井上说，坂本是一个忧心国家前途的仁人志士，谁知二人一见面的时候，坂本正脱光了上衣，一手拿着毛笔在肚皮上画圈。近藤勇愕然，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要跳肚皮舞，还叫近藤勇帮他画他的手够不着的地方。井上在一边跟近藤勇咬耳朵说：“看他这样子，不像是很忧心国事的啊？”看得人喷饭。画好肚皮后，坂本叹道，国事糜烂如此，除了跳舞排遣外，还能如何？然后就跳起肚皮舞来。此前一直戏谑搞笑的气氛，就时一下子变得说不出的心酸。我这才惊觉到坂本欢笑的面孔背后其实是多么无奈的痛心。这样来演绎忧国情怀，真是绝了。
然而，到“池田屋事件”发生后，一向以玩世不恭之态笑对苦恼与无奈的坂本此时也痛不可抑，陷于绝望。他仰望星空，仿佛近藤勇、桂小五郎和另一个长州藩的过激派藩士（名字很长，记不住了，只记得里面有个“龟”字，坂本与他是好朋友，也是简称他为“龟”。TMD这日本人的名字里太多动物。最爆笑的是网上有评论说芹泽鸭的名字怎么看怎么像一道菜的名字，绝倒！）就站在他的眼前，他正在逐一与他们说话。他痛斥三人都是愚不可及，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只顾窝里相残，外国人该怎么躲在一边拍手称快地看他们笑话呢。那一番申斥沉痛如哀鸣，让人听了心里像吊了个枰砣，好不难受。尽管为各自的正义而战，但确实没有一人如坂本那样能超脱一切个人与本藩的利益来为国家前途筹划。
山南临死之前拜访坂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人的观念与想法，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后称像坂本那样能超脱于自己的出身与所属来思考国家命运的人，是这个国家最可贵的人才。这一幕，真是大有英雄相惜，相见恨晚的感慨。山南死后，还让人带给坂本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个“托”字。山南最清醒地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最可靠的是托付于坂本这样既正直不阿又思想开明的兼具智者与仁人双重身份的人身上。这不禁让我臆想，如果山南最开始的时候是追随于坂本而不是近藤勇，岂不更为合适？只是，坂本有的是独来独往的独行侠本色，没有近藤勇和桂小五郎那种一呼百应的领袖魅力，他也对于领导一个组织没有兴趣与野心。这也许恰恰是他能超脱组织的利益的原因，但这也造成他最终只能依靠撮合别人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别人的组织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刚好所见略同时可以合作，一旦追求的目标有所分歧，功勋赫赫的他反而被目为挡道石而除之后快，也是必然的结局吧。
坂本成功撮合本来世代为死对头的长州藩和萨摩藩合作，却是因为得到了生意人的一句“利之所在可以化解一切怨恨”的提点。一向爱好西方事物而又顽童心理极盛的坂本在此大功告成之际，也不忘表达一下他这两个特点，非要代表长州藩订盟的桂小五郎和代表萨摩藩订盟西乡以西方人的“握手礼”和“贴面礼”来表示友好。二人握手的时候已经十分好笑，坂本要求二人“贴一下面”时更是爆笑，桂小五郎不无惊恐地说：“贴面？这个……还是算了吧！”却硬是被坂本将二人的面拉到一起，西乡和桂小五郎都是一副双眼圆睁、面皮僵硬的浑身不自在的样子，让屏幕外的我笑得几乎倒地不起。
　　

　　说起来，此剧把最开明的“开国派”的人都塑造成性格非常诙谐活泼的人物，不知道是真实历史就是如此，还是编剧故意“物以类聚”。像佐久间象山也是这样的人，被幕府下令训斥的时候还跟宣读的人开玩笑，误导他让他以为自己念错字，却是把训斥的意思全改了。把每一个见到的人都根据其面貌特征起一个绰号（像把近藤勇叫做“鬼面”，把土方叫做“棉花”[极言其脸蛋白净也]，等等），以至于他好几次事隔多年后再见到近藤勇，没记起他的名字，却记得自己起的绰号。象山很像中国历史上的金圣叹，临死也要开玩笑。他被长州藩的过激派藩士刺杀，还要拉着人家问他的名字，还要斤斤计较那人的名字中的“kawa”是写做汉字中的“河”还是“川”（日语中这两个字都发“kawa”的音）。也许编剧是认为，唯有具备幽默感的人，才可能是思想灵活开通，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吧。
与象山将幽默进行到底相似，坂本也称得上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在佐佐木刺杀他之前，他还在那里跟中冈争辩既然吃栗子都要剥皮，干嘛为什么吃鸡要吃鸡皮。中冈徒劳地跟他争辩了一会儿，忽然失笑道：“我们两个大男人居然在这里争论这么无聊的东西。”坂本还笑呵呵地说：“我就是这么个无聊的人这样无聊地活了一辈子。”二人被佐佐木等人袭击受了重伤倒地，彼此还互相问对方被砍到哪里了，让观众悲伤中还忍不住要一笑。然而，坂本临死的目光最后是注视在一个地球仪上，如网上一个评论不无煽情地描写：“毕生为国家的未来操心的人，最后的时刻也是望着地球仪，望着他最爱的祖国，却没能够看到自己一手创建的新国家的日出……”接着下一集片头再次简略地复述坂本之死，然后画外音响起，大意是：在这历史潮流转折之际，有多少大丈夫之死！那字里行间蕴含的沉痛竟似有千斤之重。
平心而论，此剧中描写了很多人的死亡，山南之死虽然最煽情，但我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之死实在是不值。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山南之死大概算是把切腹这一日本特有的“死亡秀”演绎得最淋漓尽致，但我仍然认为他的死是轻于鸿毛，毫无真正的价值可言。近藤勇的死描写最详尽细致，最唯美凄绝。但要说最让我痛心疾首、最肃然起敬的，还数坂本之死。尽管坂本推动国家前进的方向与西乡并无根本区别，但如果是由他的和平之道来推进，而不是西乡的阴谋诡计，近藤勇等人何至于如此戮力反对，成为时代前进的牺牲品？历史毕竟并不总是沿着最两全其美的道路发展啊。像坂本那样德才兼备之人，连维新三杰之列未能进入，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是忘恩负义的。

　　从网上的评论看，桂小五郎这个角色似乎很不受待见，原因只是他直接地与近藤勇为敌。但桂小五郎与西乡、大久保二人是不同的。要说讨人厌，我觉得西乡二人乃至胜海舟都比他更可恶。桂小五郎为人傲慢，但他本性是正直善良的。而且他头脑冷静，见事明白，所以当长州藩为过激派所控制而与会津藩、萨摩藩的联军开战时，他亲往前线一再劝说长州藩的人要冷静克制，可惜“愤青”似乎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满坑满谷的，像桂小五郎那样有明智的政治头脑的人毕竟太少，寡不胜众。长州藩落败后被逐出京都，桂小五郎转入地下活动，在坂本的牵线下与萨摩藩的西乡谈判合作。谈判的过程也反映出二人的性情与人品的差距。处于优势的西乡老奸巨滑、百般推搪，处于劣势的桂小五郎表现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绝，一下就撕下了对方虚伪的面纱。他坂本劝说他向西乡让步以挽救长州藩的危亡时，他一句“长州藩真要亡，就亡掉算了！”顶撞回去，令其他参与谈判的长州藩藩士也为之失色。这时的桂小五郎可说是形象最“酷”的一刻。
编剧始终没有丑化桂小五郎。虽然有些网上评论认为较早时候描写他在近藤勇婚礼上的表现显得他像个小丑似的，但其实只是用来刻画他高傲得难免有点予人以装腔作势的感觉的性格。他与近藤勇算不上是什么过命的交情，却不惜以自己的名誉来担护近藤勇没有窝藏杀人犯（斋藤一），这跟近藤勇与斋藤只是一面之缘就不惜钱财与心力来保护他免受追杀，不都一样是豪气男儿的侠义所为吗？萨摩藩与长州藩联手后，对付幕府、会津藩及“新选组”的种种阴谋诡计，全都出自萨摩藩，桂小五郎最后一次出现已经是近藤勇被斩首在即之时。他以敌人的身份评价近藤勇为“最后一个武士”，可谓语带双关，十分中肯，既是对近藤勇高尚情操的概括，也是他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失败根由——武士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他是最后一个武士，这个时代不再是他的时代。反讽还是吊诡，对近藤勇评价最不偏不倚的人，最能综合了“宏观历史观”与“微观历史观”来观照近藤勇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人，是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敌人——桂小五郎，这位维新三杰中唯一来自长州藩、可能是三人中最不出名的木户孝允。

　　再说演员。饰演近藤勇的香取慎吾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天啊，很像无线电视（TVB）的艺员郭晋安，尤其是那笑起来的样子。而我一向很喜欢郭晋安，只是他在TVB始终是半红不黑，很是可惜。我不是“哈日族”，很多日剧名演员都不认识的，只是刚刚看过《白色巨塔》，能认出此剧有两个演员与《白色巨塔》重复了两个。一个是江口洋介，在《新选组》中演坂本龙马，在《白色巨塔》里演里见医生。两个角色的风格差得挺远的，但江口都演得很好，令我赞叹不已。本来我一向抗拒看爱情剧，但得知他在《东京爱情故事》是重要一角，弄得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破戒看看这部闻名久矣的日本经典爱情剧。另外一个是石坂浩二，在《新选组》中演佐久间象山，在《白色巨塔》里演东贞藏教授。可能《新选组》中他的戏份不多，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吧，觉得还是《白色巨塔》中他的表现更可圈可点。
至于此剧的武打场面，很多评论者觉得单调。说实在，用中国影视作品的武打设计的标准来衡量，再没有一国的影视作品的武打场面是及格的。其实即使是现在的中国影视作品的武打场面也越来越烂，一味靠特技来掩饰花拳绣腿。以往尤其是香港的影视作品中的武打场面，写实如《蛇形刁手》者都非常好看，其余华丽艺术化的设计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就更不必说了。不过，这部《新选组》的武打设计虽然是变化不多，我倒觉得是很实用。其实在真实的打斗之中，有效的招式有两三个就够，多了也没用。此剧用得最多的一招，是一刀直劈向敌人的兵器，砍断或震落敌人手中的兵器，然后迅速地拦腰一斩，就结果了敌人的性命。
从剧中看来，日本的刀细而长，倒似是中国的剑，但用的招式却确实是刀的劈、斩、砍等力沉势猛的路数，而不是剑的刺、挑、削等轻灵取胜的招数。中国的刀的样子大多是厚背宽刃，按理说这才比较合适使用力沉势猛的招式，因为不会因此而容易在打斗中折断。剑的式样却是细而长，不堪受力，适于用巧而不适于用劲。日本的刀却是剑的式样而用刀的招数，感觉是不如中国兵器的分工那样合理。而这也说明为什么剧中描写“新选组”的组员操练时，教头总是吆喝“腰用力点！”因为日本的刀是剑的式样，靠兵器本身的重量配合手腕的力量并不足以与敌人相抗，要用腰力去运剑，才有可能砍断或震落敌人手中的兵器。
剧中佐佐木刺杀坂本那一招也是很实用的一招。两人双刀一架，僵持片刻，佐佐木突然把刀尖（其实我更愿意说是剑尖，因为实在是太像剑了）向前一倾，很快地在坂本脑门上砍了一下，就此击中坂本的要害。这一招很实用，但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必须是兼具力量与速度都占了对手上风的人才能用。因为刀尖向前一倾时，难免架着对方的刀之处力量有所减弱，如果对方乘隙向前一推兵器，刀尖前倾砍敌脑门的速度又不够快的话，反而会被对方反击成功。佐佐木在真实历史中据说是剑术高手，刺杀过像清河那样有名的浪士，这里的描写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下面贴一些网上有关《新选组》一剧的评论：
　　　　有关《新选组》和《白色巨塔》的一段
作者： bottle1026
近年来的日剧中有一个话题值得关注。试用两部去年颇受好评的作品给予解释。
去年的大河剧《新选组》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为摇摇欲坠的德川幕府效忠的浪士组的故事，从主线来说，是一群小人物发迹的故事。从多摩到京都，从远离时代风云的安宁角落到矛盾集中的政治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但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还未受到西方文明的大幅洗礼，仅从生活方式上来说，城市与乡村并无本质差异。主人公在上洛之后畅游京都时即坦言：“京城的街道和多摩的街道大同小异，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多农田。”但是，京都无疑是和多摩不同的，这种不同更多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思想理念上。
乡村民风纯朴，处在时代的夹缝中的人们并未受到外界政治的影响，依旧日复一日安平乐道地生活着。但也正因为单纯热心，主人公近藤勇在还未看清时代的走向的前提下便积极地投身政治中心，作为浪士组上洛，并在京都成立了颇有规模的组织。近藤并未受过真正的教育，所以对于动乱不知未来的现实体现出的更多是热情，他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找不到实现抱负的道路，屡屡受阻，可以说是出现了过程的“空白”；但是，在对待敌人上，他坦言“违背大义者即我的敌人”，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过程，无论结局如何，只要过程不违背武士道即可，相反，哪怕结局是好的，手段恶劣即为他不齿，这便又形成了过程的“执念”。这毫无疑问束缚了近藤前进的道路。就像众多在民风纯朴的乡村长大的人一般，他把城市看得过于简单，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义”，却不知所谓的“正义”中丑恶的钩心斗角，与混沌的现实格格不入，这让他成为人品高尚的楷模，也决定了他的悲剧。
但是，该片又并未把乡村和城市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可以说是形成边界的模糊。因为同样和近藤来自多摩的二号主角土方，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掌握了政治中权术手腕的运用，他立志让新选组成为日本第一，并为达到这一目标不择手段，诸多痛苦的过程历练都是“绕过就前进不了的道路”。他明白人心的黑暗，也提高了警惕，用激进的手段为新选组和近藤挡下无数来自背后的子弹。而他这些警惕和手腕的养成，并非仅是在京都学会，大多数都是他在多摩的日子中体会磨练出来的。该片认为，乡村并非世外桃源，养出的不都是天真烂漫的孩子。无论是处在动荡中心的京都，还是风平浪静的乡村，都同样具备人性单纯善良的一面，也有着可怕的人心险恶。这点无疑是有突破的。
该片中乡村和城市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幕府森严的等级观念中。幕府内部的腐朽不堪和严格恪守贵族和农民的等级差异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新选组一行人挑战这一落后的等级观念的手段并非破除等级制度，创造出人人平等的新格局，用农村“感化”城市，而是积极溶入城市之中，成为等级制度的一员，以成为将军家直参——即成为贵族摆脱农民身份——作为成功的标志。土方认为，只有高人一等才能随心所欲，而高人一等的方式只有通过旧时代本身的权谋暗杀。也就是说，并非直接用己方本身压倒彼方，而是成为彼方却又比彼方做得更好，从而间接地压倒彼方。但是，在步履维艰的前进道路中，在屡次违背最初的理念中，新选组不知不觉成为了旧时代本身，从而被无情的历史淘汰。乡村并未改造城市，反而被城市改造了，并成为城市的典型代表。
所以，诸多有关新选组的评论中，都认为他们在踏上京都的土地的一刻，即走向人生和人性的毁灭之路。而《新选组》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在于，它不但没有否定新选组一行人的行为，反而给予极大的肯定。近藤坦言这是一生的壮举，冲田在临死前肯定自己来京都一遭是一生的幸运，土方的哥哥认为在京都与时代斗争是件再伟大不过的事，给予全剧最鲜明的总结。该片认为，这并非是毁灭，而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救赎”，既是报国之志未酬的救赎，也是热血青春的救赎。近藤一行人本可以在江户的角落安平乐道一生，他们不用违背自己的良心暗杀争权，也不用身处历史的夹缝中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可以保持从故乡多摩学到的最单纯美好的方式理念洁身自好，不用成为丑恶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段传奇的消失，无论是对于这个时代，还是他们本身。年轻的生命曾经轰轰烈烈地燃烧过，用自己的方式报答挚爱的祖国，强韧地贯彻自己的目标，过程中或苦或甜的滋味，原本就是一笔再宝贵不过的财富。有不甘，有失落，但不悔。
这是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按：这里略去对《白色巨塔》的评论部分。）

　　　　乡土和城市，代表了与生俱来的人性之美和为生存与成功改造的违背人性的一面。乡村面对城市，是对抗还是溶入，这是近来日剧中百谈不厌的话题。但基本观点依旧是积极入世，因为不溶入，就不会开始，不开始，就没有波澜壮阔的绚烂人生。在浊世沉浮中体会到的违背良心的痛苦，和在其中体会到的前进和成功的欣喜相比，后者更有冲击力。平凡人生有着朴素恬淡的美，但对于一个有野心的人来说，步步迈向成功之路本身就是幸福之极的体验。
但是，作品体现在其中的深沉忧虑就在于在沉浮的成功中，原本纯净如水的人也成为了污浊本身，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原本远大的志向在争权夺利中逐渐消陨。这既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进步的人成为落后本身，有力改造时代的人停滞在旧时代本身，社会就在这代代不变中腐朽下去。激烈碰撞无法扭转乾坤，随波逐流终随波远去，无论是对抗还是溶入都找不到出路。
其实，无论是近藤还是财前，直到最后他们的真正“心”都未变。近藤临死前依然相信体谅别人，无论他懂得了多少人心险恶，做出了多少为人不齿的暗杀手段，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多摩那个善良纯洁的少年；财前深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但他知道已走到这一步就不能回头，他明白是自己的错，但一旦承认错误就会身败名裂，他只得违背良心的谴责。这正是这类题材中最大的悲剧。即只有在溶入黑暗后才发现一旦溶入就无法脱身，随波逐流的人已无力逆水而行，之前所有光明的理想和抱负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的本心未变，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航线，再也无法回到最初，正如近藤所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
这类题材中时而有寄予希望的人存在，如《新选组》中的胜海舟和《白色巨塔》中的大河内，他们都有能力通过驾驭自己的权力，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前提下做到兼济天下。他们既不需以卵击石，也不会随波逐流。但是，他们成功的前提就在于他们在出现的一刻已经站在了可以随心所欲的高位，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是否是通过近藤和财前一样的方式攀登到高位。这就出现了成长过程的虚化，所以他们只能当作希望和理想的寄托，依旧无法作为通向成功之路的典型代表。
究竟路在何方，就我所看过的片子中还未找到确切的答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答案，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和人生观都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敏感而现实的话题，它的确值得关注。
　　

　　　　大河剧新选组观后感
引子
　　　　无可奈何花落去……追了这么久的大河剧就这么结束了，突然失去了期待的目标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就好像是想要抓住某样并不存在的东西似的，结果总是徒劳。以前还可以盼望下一集，现在却只能回忆那些曾经给我带来快乐或是感伤的片段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浮出水面吐几个泡，如果那一声轻响能引起共鸣，那真是太好了。
生如夏花
　　　　如果不是生于乱世，那么大家都会平凡而快乐地生活一直到老吧。就像溪边的zi阳花那样，即使无人欣赏也快乐地昂着头沐浴和风与阳光。这是开头的那描写试卫馆生活的十几集给我的感受。
　　　　zi阳花是夏天的花，淡紫色，单朵花型很小，但团团簇簇地聚在一起像一个绣球。每朵花都是独立的，从各个方向伸展攫取阳光，但从远处看它们又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难道不是试卫馆时代大家的写照吗?一个剑豪云集的贫困道场，生徒很少，食客却很多，然而一切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提起试卫馆时代，我眼前就仿佛出现了蓝天、白云、参加祭典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虽然ふで桑为了不断增长的食客人数痛心疾首，横眉怒目地把每人的伙食量减为两条苗条的小鱼，但大家的脸上从来没有真正地蒙上阴霾。大家都很年轻，充满活力。自己将来会变得怎样，日本会变得怎样，根本不是什么伤神的问题。阿胜那由于认真而显得可爱的表情、阿岁那皱着眉头的别扭姿态和宗次郎阳光般耀眼的笑容，还有源桑、山南先生、新八、左之、平助……
　　　　虽然像季节更替是不可抗拒的一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无论走到哪里，在试卫馆度过的美好时光永远是每个人记忆中的珍宝。也许留在江户就能平平安安地生活，但我并不觉得离开是个错误的决定。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能活得轰轰烈烈，又何尝不是一件快事？在被血洗的池田屋中，总司吐出的鲜血静静地洒在供佛的zi阳花上；近藤勇在板桥行刑时，是溪边的一株zi阳花默默见证。那迎风摇曳的花茎，惹人无限遐思……生如夏花，这句话用来形容他们又何尝不贴切。
京·月·夜
　　　　终于来到了京都，每个人都对这个千年王城充满了期待。但是没有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幕末的京都，平静的街道上暗藏杀机，微风送来了三味线的乐音，太刀在清冷月色下反射着闪闪寒光，脂粉香味中隐隐夹杂着血腥气。这是新选组驰骋的舞台，也是他们改变历史的地方。
　　　　在京都迷宫般的小巷里，新选队士和维新志士在玩着死亡游戏。桂，龙马，这些昔日的友人成了追捕的对象。开国、尊王攘夷、公武合体……在幕末，这个各种思想激烈冲突碰撞的年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只有交给百年之后的人们去评说了。
　　　　试卫馆的众人是为保护将军家茂上洛才加入浪士组的。但等待着他们的是数不清的政治漩涡。好不容易抵达京都了，却连要保护的人都见不到，真是啼笑皆非。然而就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一样，近藤勇见到了松平容保大人。于是新选组真正诞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对谁错，但既然现在我们是会津藩的部下就要为会津大人效忠！”这是近藤勇的思考方式，简单，直接，诚实。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这世上必定会少了很多无谓的流血和牺牲。正因如此，大家才会聚集到一起，才会有那种令桂小五郎都感到羡慕的团结。
　　　　在京都，浪士组更名为新选组，大家披上浅葱色的羽织，在诚字旗下战斗；新选组由一群寂寂无名的乡下武士变成了壬生之狼；充满期待的来到这里，六年后又无奈的离开……可以说，京都的明月和五重塔已经和人们心目中的壬生狼联系在一起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京都都是一个曾经充满期待又写满快乐与痛苦的回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