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里的君士坦丁由罗马主教施洗,治好了痼疾,改邪归正,俨然不是他救了教会,倒是教会救了他。这样一个对教会感恩戴德的皇帝的形象符合中古的风俗习惯,符合教会和一般信众的心理。

这种心理,照英国历史学家伯克(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的说法,有被动和主动两个层次。被动是由于文字不普及,凡是写书的人都被看作是权威,凡是写下来的东西都被当成是真事。英文中ａｕｔｈ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三个字之间的关联,反映的就是这种对文字不问真伪的敬畏。主动的心理就是以今释古,―――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附会到古代去。为了使一件事情符合自己认可的情理,没有证据也要创造证据。⑤教会对君士坦丁在罗马受洗的传说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主动兼而有之。这里详细地介绍这段无稽之谈的内容、源流,不光是为了说明中古的历史观。它其实就是“赠礼”作伪的依托。

严格地说,“君士坦丁赠礼”(Ｄｏｎａｔｉ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它是《君士坦丁诏令》(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的一部分。⑥《诏令》是拉丁文,一共三千多字。君士坦丁通篇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这是帝王口吻,有类于汉语里的“朕”。他先讲了一遍西尔维斯特为他宣讲教义,施洗治病的经过,之后就表示从此皈依基督。这是《诏令》的第一部分,称为“ｃｏｎｆｅｓ ｓｉｏ”―――誓愿。第二部分是“ｄｏｎａｔｉｏ”,也就是“赠礼”,是对教会恩泽的报答。主要内容如下:罗马主教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因此西尔维斯特和他的继任者理应享有比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更大的势力。安提阿、亚力山大、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四个牧首区的大主教都要听命于罗马大主教。为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君士坦丁要在罗马兴建以他们命名的教堂,并在希腊、北非、西亚、意大利等地辟出庄园产业专门供奉这两所教堂。君士坦丁赠予西尔维斯特罗马帝国教皇的称号并宫殿一所,同时赠予他皇冠、皇袍等等服饰以及皇帝的节杖和印信。君士坦丁还规定,罗马各教堂的神职人员应享有和罗马元老院成员以及贵族相同的特权和仪从;神职人员的任命权为教皇独有。君士坦丁又说,教皇因已有为纪念彼得而戴的头饰,不愿以皇冠加于其上,他因此特为教皇牵马,以示崇敬。最后,因为罗马已是教皇所在,君士坦丁宣布迁都君士坦丁堡,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因而转归教皇。因为“赠礼”在《诏令》中最具实质、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所以就成了整个文件的代名词。

以上是“赠礼”的由来及其宗教、文化背景。《辞海》说这个伪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这需要加一点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只限于“赠礼”的真伪。文件的作伪时间是近代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他们根据《诏令》的第一部分,即“誓愿”里的行文款式和基督教术语,再参照《诏令》开始见诸教廷公文的年代,判断伪件成于752年到795年之间。⑦《辞海》还说“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这也需要略加说明。19世纪末有一位英国学者就“赠礼”详细查考了教廷的档案,他发现历届教皇在信件中直接征引“赠礼”的次数非常有限,而且这些信件所涉及的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事务。⑧那么“赠礼”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赠礼”主要的作用是理论方面的,是“务虚”。中古西欧各地的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权力界划不清,经常有矛盾。最突出的例子是11世纪德国皇帝和教皇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叙任权(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ａ)发生的争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用人,还牵扯到财政税收,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教皇宣布将皇帝逐出教会(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皇帝则进兵罗马,废黜教皇,继之而起的是德国内战。整个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其间更换了两位皇帝、三位教皇。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古后期多不胜数,归根到底是教权和政权孰尊孰卑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关心和争论,争论常常涉及“赠礼”。“赠礼”既然说把西欧的统治权转交教皇,又提到只有教皇才能任命神职人员,维护教皇权威的人自然会把它引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替皇帝和国王说话的学者并不怀疑“赠礼”是假的,但是对它提出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理论之一是,既然教皇统治西欧的权力来自“赠礼”,可见这个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授受的关系本身即可说明尊卑的分别。⑨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可能迂腐可笑,但是身与其事的人是十分认真的。政出多门是当时亟待解决的制度上的弊端,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是简单的事主邀功。从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古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比如但丁,他反对“赠礼”,有如下的说法:


近代的学者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是客观的,不分贵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们到北方各国搜寻古罗马的文献和遗迹,对当地的语言文字却很少理会。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蛮族聚居之所,毫无文化可言。彼得拉克可以说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游历法国、荷兰,带了一部维吉尔史诗的手抄本,反复研读,夜以继日。很多书里讲到彼得拉克,讲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的发掘研究,都用这个故事作例子。真正见到这个抄本的人发现它并不像是现代人出门所带的“便携书”,在车船座位上可以手持一卷,从容展玩。它是一件巨大而沉重的行李,十分难于搬动。抄本不带索引,彼得拉克在天头地脚写满了前人和自己所作的订正、注释,对一个词语在各个章节、段落里的出处信手指认,肆应不穷。[20]在行旅艰难的年代流寓他乡,庞然大书随身以行,日夜与之亲近,对其了如指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古罗马的文化既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在寂寞孤独之中的安慰和寄托。彼得拉克为什么对维吉尔情有独钟?因为维吉尔代表了古罗马的辉煌时代,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认为意大利的语言文化在中古备受蛮族的污染侵蚀,民众对古罗马毫无所知,即便身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寂寞孤独。视北方为野蛮不文之地,视中古为蒙昧黑暗之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头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影响了瓦拉。[21]

瓦拉在人文主义者里辈分晚出,应该算是第四代,学术造诣有所继承,偏见也是直追前人。他跟彼得拉克虽然异代不同时,对古罗马的“故国情怀”,对中古文化的厌恶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他把拉丁文自5世纪以后的变化看作是衰败,对中古的文字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倾向在他的证伪里也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ｓａｔｒａｐａ(高官)”一词,他仅仅指出它不应见于4世纪的罗马官方文件。至于伪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他不管,因为那要涉及中古,他觉得恶心。此外,他还指出“赠礼”中的“ｐａｐａ”一词在4世纪尚未用作教皇的称呼;又指出“ｓｉｖｅ”(或者)和“ｅｔ”(和、与)两个连词意思互通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这些都是伪件中明显的纰漏,同时又是重要的破案线索。瓦拉都是点到为止,不复多言。原因还是鄙薄中古,不愿染指。19世纪的学者不带偏见地仔细追寻这些词义和用法的源流,发现它们都是在8世纪以后进入拉丁文的。当初瓦拉如果科学一点,客观一点,再进一步,那有可能把“赠礼”作伪的时期和历史背景都考证出来了。瓦拉证伪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先进之处,也代表了它的局限。[22]

瓦拉证伪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政治服务。15世纪中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它是意大利各个学校里的重点学科,众人趋之若骛的热门。有些人文主义者游食四方,为了争饭碗而做枪手。借用今天英语里的时髦话,就是充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知识恐怖分子。瓦拉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的食客。国王和教皇有争执,瓦拉于是起而证伪,行文中对教皇和教会颇有刻薄之词。不久之后,他又写信向教皇道歉,希望能到罗马工作。他后来在罗马大学当教授,是教皇指派的。应时当令并没有影响瓦拉证伪的方法和质量。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关怀,不等于后世所说的“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是一种学问。学问有好坏之分,但是无关人品操守,学问好未必人就好。[23]

瓦拉死于1457年,未及见到印刷术。证伪的论文首次印刷是1517年,在德国。马丁?路德1520年读了证伪论文之后,多次在书信、文章里提到“赠礼”。在他看来,如此拙劣的伪件流行数百年,蒙蔽千万人,说明教廷的虚伪,也说明教会的荒唐无能。[24]瓦拉生前不会想到有宗教改革,更不会想到人文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会对之有所贡献。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构厦须多材,散木亦有根。“君士坦丁赠礼”所涉及的只是中古和文艺复兴的一些旁枝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反映了时代的更替和风气的变迁。瓦拉的证伪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实证态度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古代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学,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抱有急切的希望或者疑问。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事情,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看法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要虚心地、安静地谛听,弄清楚古人和外国人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下判断。不能附会。附会就像是扯开了嗓门朝着古人和外国人嚷嚷,之后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①　1930年,英国学者Ｎｏｒｍａｎ Ｈ.Ｂａｙｎｅｓ著文探讨君士坦丁和教会的关系。这方面的史料主要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诏令、信件和当时的政府和教会的文件。这些文献原件无存,但见引于当时或稍晚的史书。自19世纪以来欧美的学者一直致力于辨别史书引文的真伪。Ｂａｙｎｅｓ的文章立论明确,对史料的考证尤详,正文28页,征引、排比史料的注释及附录73页。该文1975年在美国重印,名为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ｓｋｅｌｌ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另外,英国学者Ａ.Ｌ.Ｊｏｎｅｓ对君士坦丁的皈依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有更全面的论述。他的著作是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 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1949)。Ｊｏｎｅｓ的书是为一般的读者写的,不带注释,但是行文晓畅明白,书末附有两页书目。

②　北非的分歧始于311年,反对派的首领是多纳图(Ｄｏｎａ ｔｕｓ)。君士坦丁于313年派员调查,之后命令多纳图派停止分裂行为,316年开始强制多纳图派服从。基督是人而非神的说法始于阿里乌斯(Ａｒｉｕｓ),播流甚广。君士坦丁于325年在尼西亚(Ｎｉｃａｅａ)召开主教会议,指称阿里乌斯的说法是异端。此次会议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影响深远。参看Ｂａｙｎｅｓ,9-28页,Ｊｏｎｅｓ,103-125,136-190页。

③　这个传说的拉丁文写本Ｖｉｔａ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跟《教宗录》里的西尔维斯特事略同名,但是后者晚出,并且吸收了前者的内容。美国学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ｕｓ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综述各种传说的内容、源流以及欧美学者对它们的研究,详尽清楚,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14),152-168页。

④　关于早期基督教对洗礼的看法以及洗礼在中古文化中的消长,参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1998),276-278页,及Ｐｅｔｅｒ Ｃｒａｍｅｒ,Ｂａｐ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93)。Ｃｒａｍｅｒ取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自述的幼时经历:他生下来就曾品盐,成为ｃａｔｅｃｈｕｍｅｎｕｓ,即“望道者”。这是受洗的预备礼。但是他母亲却未让他真正受洗。有一次他患病,很重了,他母亲这才考虑请人来施洗。后来他病好了,此事又作罢。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当时君士坦丁已经死了17年了。可见“临床受洗”在那个时代十分普遍,参见117-118页。

⑤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1970),7-13页。伯克引用了一位人类学家的调查。事出现代非洲,但是我们可以用它作参照,想见中古欧洲人的心态:加纳北部有一个地方叫Ｇｏｎｊａ,1900年的时候有七个行政区。照当地人当时的解释,这是因为最早的开辟者有七个儿子,他把土地分而传之。这位人类学家到加纳是1956年,此时Ｇｏｎｊａ的行政区已经被英国殖民当局减少到五个。可是当地的人仍然坚持分区的缘起是最早开辟者的父业子承。不过他的儿子也由七个变成了五个。这就是附会,参见19页。

⑥　Ｃｏｌｅｍａｎ在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中附录《诏令》全文,参见228-237页。

⑦　“赠礼”因之流传的《伪西多尔教令集》是西欧中古史上的另一件公案。所谓“教令”实际上是教皇的书信,更确切地说,是教皇对各地的教会来信提出的教义、教规问题所作的答复。教令集就是这些信件抄本的汇编。教廷“官颁”的教令集是很晚才有的,最初都是各地的教会或个人自抄自编。结集的时候除了教皇的信件,还加入主教会议的决议和其他跟教会有关的文件。9世纪中,有人假造了近一百份教令,把它们插编在一本西班牙教会的教令集里,托名西多尔(Ｉｓｉｄｏｒｅ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行世。这本教令集的作伪下了很大功夫,虽然说不上是圆融周至,在当时已经乱真了,所以各地都有传抄。《君士坦丁诏令》就是在传抄的过程里加进去的。这种抄本有很多用途,除了为教会的日常事务提供指南,还可以当作大学法科的教材。“赠礼”因此广为人知。新版《天主教百科全书》(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1999)对《诏令》和《伪教令集》有全面、客观、不存门户之见的论述。详见词条“Ｆａｌｓｅ Ｄｅｃｒｅｔａｌｓ”(作者Ｌｏｕｉｓ Ｓａｌｔｅｔ)、“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作者Ｊ.Ｐ.Ｋｉｒｓｃｈ)。


⑧　参见Ｆ.Ｚｉｎｋｅｉｓｅ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ＸＸＸＶＩ,Ｏｃ ｔｏｂｅｒ,1894,625-632页。Ｚｉｎｋｅｉｓｅｎ所举最早的证据是教皇Ｈａｄｒｉａｎ一世写给查理曼大帝的信,信中呼吁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对教会有所捐赠,写信的日期是778年5月。但也有人认为,信中没有“赠礼”字样,无法确认教皇所指的就是《诏令》。确定无疑的例子是1054年,教皇Ｌｅｏ九世在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里抄录了《诏令》全文。

⑨　参见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ｌｍａｎ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ａｐ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ｅｕｎ,1949),107―109,163―165页,以及Ｖ.Ｈ.Ｈ.Ｇｒｅｅ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ＣＸＸＸＶ(Ｏｃｔｏｂｅｒ,1942),39-63页。

⑩　原文见于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Ｄａｎｔ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ｕｅ Ｓｈ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95),126-128页(Ⅲ,ｘ)。

[11]　尼古拉论证的原文见Ｃｏｌｅｍａ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附录三,238-242页。

[12]　参见Ｒｕｄｏｌｆ Ｐｆｅｒｉｆｆ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1300―1850(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76),1999年重印本,39-40页。

[13]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ｕｓ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整理的瓦拉辩伪论文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22),36-61,69-71,80页。此书1971年、1994年均有重印,出版者分别为Ｒｕｓｓｅｌｌ＆Ｒｕｓｓ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14] 　关于人文主义者对罗马钱币的收集和研究,参看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ｉｓｓ,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69),167―79页。

[15][16][17]　Ｃｏｌｅｍａ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84-88,102,126,106-110页。

[18]　参见Ｇ.Ａ.Ｇｉｌｉｏｄａ Ｆａｂｒｉａｎｏ,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1564),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ｔ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ｅｄ.Ｐ.Ｂａｒｏｃｃｈｉ(1960-62),转引自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28页。

[19]　参见Ｉｎｇｒｉｄ Ｄ.Ｒｏｗｌａｎｄ,“Ｒａｐｈａｅｌ,Ａｎｇｅｌａｏ Ｃｏｌｏｃｃ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ＬＸＸＶＩ(Ｍａｒｃｈ,1994),81-104页。 

[20]　Ｐｆｅｒｉｆｆｅｒ,ｐｐ.8-9. 

[21]　参见Ｗａｌｌａｃｅ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ＸＬＶ(Ｏｃｔ.1939),1-28页,Ｔｈｅｏｄｏｒ Ｅ.Ｍｏｍｍｓｅｎ,“Ｐｅｔｒａｒｃｈ’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ＤａｒｋＡｇｅｓ’”,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ｄ.Ｅｕｇｅｎｅ Ｆ.Ｒｉｃｅ,Ｊｒ.(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ｙ Ｐｒｅｓｓ,1959),107-129页。到了15世纪,特别是人文主义北渐欧洲其他各国之后,这种地域和时代的偏见有了淡化和改观。北方人文主义者在风格、态度和研究的对象方面自有其特点。


[22]　Ｃｏｌｅｍａ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ｏ ｎｇｌｉｓｈ(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22),ｐｐ.84-85,90-91,108-109;Ｄｏｎａｌｄ Ｒ.Ｋｅｌｌ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ｈ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70),ｐｐ.19-50.

[23]　最好的瓦拉传记是Ｇ.Ｍａｎｃｉｎｉ的Ｖｉｔａｄ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1891),我不懂意大利文,无从阅读。本文关于瓦拉生平的资料来源,除了此前注出的,尚有下列英文著作: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ｒｉｎｋａｕｓ,Ｉｎ Ｏｕｒ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ｋｅｎｅｓ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1970);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ａｆｔｏｎ,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91)。英国人Ｐｅｃｏｃｋ几乎和瓦拉同时证明“赠礼”是伪件。但是他的方法还是中世纪的逻辑推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介绍。读者如果比较两人的证明,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没有印刷术,通讯又不发达,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已经达到高潮,而英国却还处在中古。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Ｍ.Ｌｅ ｖｉｎｅ,“Ｒｅｇｉｎａｌ Ｐｅｃｏ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ＸＸ(1973),118―143页;Ｒｅｇｉｎａｌ Ｐｅｃｏｃｋ,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Ｏｖｅｒ Ｍｕｃｈ Ｂｌ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ｅｄ.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1860),Ｖｏｌ.Ⅱ,350-360页;Ｖ.Ｈ.Ｈ.Ｇｒｅｅｎ,Ｂｉｓｈｏｐ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Ｐｅｃｏｃ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45),183-187页。

[24]　参见Ｊｏｈｎ Ｄｉｌｌｅｎｇｅｒｇｅｒ,ｅｄ.,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1961),440页;ＪｏｈｎＭ.Ｔｏｄｄ,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ＡＬｉｆ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1982),16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这篇文章对当下学术界的冷嘲热讽真是过瘾啊

"收集各种古代钱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像我们今天收集各种外来的理论,是一种时髦风尚"
 

太损了，太损�

近代的学者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是客观的,不分贵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们到北方各国搜寻古罗马的文献和遗迹,对当地的语言文字却很少理会。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蛮族聚居之所,毫无文化可言。彼得拉克可以说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游历法国、荷兰,带了一部维吉尔史诗的手抄本,反复研读,夜以继日。很多书里讲到彼得拉克,讲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的发掘研究,都用这个故事作例子。真正见到这个抄本的人发现它并不像是现代人出门所带的“便携书”,在车船座位上可以手持一卷,从容展玩。它是一件巨大而沉重的行李,十分难于搬动。抄本不带索引,彼得拉克在天头地脚写满了前人和自己所作的订正、注释,对一个词语在各个章节、段落里的出处信手指认,肆应不穷。[20]在行旅艰难的年代流寓他乡,庞然大书随身以行,日夜与之亲近,对其了如指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古罗马的文化既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在寂寞孤独之中的安慰和寄托。彼得拉克为什么对维吉尔情有独钟?因为维吉尔代表了古罗马的辉煌时代,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认为意大利的语言文化在中古备受蛮族的污染侵蚀,民众对古罗马毫无所知,即便身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寂寞孤独。视北方为野蛮不文之地,视中古为蒙昧黑暗之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头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影响了瓦拉。[21]

瓦拉在人文主义者里辈分晚出,应该算是第四代,学术造诣有所继承,偏见也是直追前人。他跟彼得拉克虽然异代不同时,对古罗马的“故国情怀”,对中古文化的厌恶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他把拉丁文自5世纪以后的变化看作是衰败,对中古的文字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倾向在他的证伪里也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ｓａｔｒａｐａ(高官)”一词,他仅仅指出它不应见于4世纪的罗马官方文件。至于伪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他不管,因为那要涉及中古,他觉得恶心。此外,他还指出“赠礼”中的“ｐａｐａ”一词在4世纪尚未用作教皇的称呼;又指出“ｓｉｖｅ”(或者)和“ｅｔ”(和、与)两个连词意思互通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这些都是伪件中明显的纰漏,同时又是重要的破案线索。瓦拉都是点到为止,不复多言。原因还是鄙薄中古,不愿染指。19世纪的学者不带偏见地仔细追寻这些词义和用法的源流,发现它们都是在8世纪以后进入拉丁文的。当初瓦拉如果科学一点,客观一点,再进一步,那有可能把“赠礼”作伪的时期和历史背景都考证出来了。瓦拉证伪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先进之处,也代表了它的局限。[22]

瓦拉证伪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政治服务。15世纪中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它是意大利各个学校里的重点学科,众人趋之若骛的热门。有些人文主义者游食四方,为了争饭碗而做枪手。借用今天英语里的时髦话,就是充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知识恐怖分子。瓦拉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的食客。国王和教皇有争执,瓦拉于是起而证伪,行文中对教皇和教会颇有刻薄之词。不久之后,他又写信向教皇道歉,希望能到罗马工作。他后来在罗马大学当教授,是教皇指派的。应时当令并没有影响瓦拉证伪的方法和质量。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关怀,不等于后世所说的“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是一种学问。学问有好坏之分,但是无关人品操守,学问好未必人就好。[23]

瓦拉死于1457年,未及见到印刷术。证伪的论文首次印刷是1517年,在德国。马丁?路德1520年读了证伪论文之后,多次在书信、文章里提到“赠礼”。在他看来,如此拙劣的伪件流行数百年,蒙蔽千万人,说明教廷的虚伪,也说明教会的荒唐无能。[24]瓦拉生前不会想到有宗教改革,更不会想到人文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会对之有所贡献。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构厦须多材,散木亦有根。“君士坦丁赠礼”所涉及的只是中古和文艺复兴的一些旁枝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反映了时代的更替和风气的变迁。瓦拉的证伪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实证态度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古代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学,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抱有急切的希望或者疑问。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事情,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看法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要虚心地、安静地谛听,弄清楚古人和外国人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下判断。不能附会。附会就像是扯开了嗓门朝着古人和外国人嚷嚷,之后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传说里的君士坦丁由罗马主教施洗,治好了痼疾,改邪归正,俨然不是他救了教会,倒是教会救了他。这样一个对教会感恩戴德的皇帝的形象符合中古的风俗习惯,符合教会和一般信众的心理。

这种心理,照英国历史学家伯克(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的说法,有被动和主动两个层次。被动是由于文字不普及,凡是写书的人都被看作是权威,凡是写下来的东西都被当成是真事。英文中ａｕｔｈ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三个字之间的关联,反映的就是这种对文字不问真伪的敬畏。主动的心理就是以今释古,―――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附会到古代去。为了使一件事情符合自己认可的情理,没有证据也要创造证据。⑤教会对君士坦丁在罗马受洗的传说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主动兼而有之。这里详细地介绍这段无稽之谈的内容、源流,不光是为了说明中古的历史观。它其实就是“赠礼”作伪的依托。

严格地说,“君士坦丁赠礼”(Ｄｏｎａｔｉ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它是《君士坦丁诏令》(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的一部分。⑥《诏令》是拉丁文,一共三千多字。君士坦丁通篇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这是帝王口吻,有类于汉语里的“朕”。他先讲了一遍西尔维斯特为他宣讲教义,施洗治病的经过,之后就表示从此皈依基督。这是《诏令》的第一部分,称为“ｃｏｎｆｅｓ ｓｉｏ”―――誓愿。第二部分是“ｄｏｎａｔｉｏ”,也就是“赠礼”,是对教会恩泽的报答。主要内容如下:罗马主教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因此西尔维斯特和他的继任者理应享有比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更大的势力。安提阿、亚力山大、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四个牧首区的大主教都要听命于罗马大主教。为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君士坦丁要在罗马兴建以他们命名的教堂,并在希腊、北非、西亚、意大利等地辟出庄园产业专门供奉这两所教堂。君士坦丁赠予西尔维斯特罗马帝国教皇的称号并宫殿一所,同时赠予他皇冠、皇袍等等服饰以及皇帝的节杖和印信。君士坦丁还规定,罗马各教堂的神职人员应享有和罗马元老院成员以及贵族相同的特权和仪从;神职人员的任命权为教皇独有。君士坦丁又说,教皇因已有为纪念彼得而戴的头饰,不愿以皇冠加于其上,他因此特为教皇牵马,以示崇敬。最后,因为罗马已是教皇所在,君士坦丁宣布迁都君士坦丁堡,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因而转归教皇。因为“赠礼”在《诏令》中最具实质、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所以就成了整个文件的代名词。

以上是“赠礼”的由来及其宗教、文化背景。《辞海》说这个伪件“成于8、9世纪间,后编入《伪西多尔教令集》”,这需要加一点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只限于“赠礼”的真伪。文件的作伪时间是近代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他们根据《诏令》的第一部分,即“誓愿”里的行文款式和基督教术语,再参照《诏令》开始见诸教廷公文的年代,判断伪件成于752年到795年之间。⑦《辞海》还说“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这也需要略加说明。19世纪末有一位英国学者就“赠礼”详细查考了教廷的档案,他发现历届教皇在信件中直接征引“赠礼”的次数非常有限,而且这些信件所涉及的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事务。⑧那么“赠礼”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赠礼”主要的作用是理论方面的,是“务虚”。中古西欧各地的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权力界划不清,经常有矛盾。最突出的例子是11世纪德国皇帝和教皇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叙任权(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ａ)发生的争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用人,还牵扯到财政税收,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教皇宣布将皇帝逐出教会(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皇帝则进兵罗马,废黜教皇,继之而起的是德国内战。整个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其间更换了两位皇帝、三位教皇。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古后期多不胜数,归根到底是教权和政权孰尊孰卑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关心和争论,争论常常涉及“赠礼”。“赠礼”既然说把西欧的统治权转交教皇,又提到只有教皇才能任命神职人员,维护教皇权威的人自然会把它引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替皇帝和国王说话的学者并不怀疑“赠礼”是假的,但是对它提出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理论之一是,既然教皇统治西欧的权力来自“赠礼”,可见这个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授受的关系本身即可说明尊卑的分别。⑨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可能迂腐可笑,但是身与其事的人是十分认真的。政出多门是当时亟待解决的制度上的弊端,他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是简单的事主邀功。从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古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比如但丁,他反对“赠礼”,有如下的说法:


这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懂拉丁文的人也知道罗马数目字是非常容易传抄致误的。中古的写手对古建筑既不在行又不在乎,抄本中的数字常常不足为凭。更难的是,即便有了准确的数字,古罗马的“一尺”到底有多长也无从判断。科罗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位古罗马建筑师的墓碑上发现了一些量器的雕刻,其中有一把尺。他量下长短,拿去跟现存古建筑的柱子比较,再查对古书里的记载,三方对证,找出了当初罗马尺的长短。拉斐尔的建筑考古成就里有科罗齐一份功劳。[19]

这些例子跟瓦拉证伪有什么关系?有。它们说明推究古事务求其精,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是普遍的风气,不仅限于语言文字。它们还说明文艺复兴是一个广阔丰富、复杂多方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反对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教皇支持人文主义,赞助考古,是人性使然,还是宗教使然?这个丰富复杂的现象包括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合作。拉斐尔和科罗齐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受的教育也很不一样。但是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教皇之间,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仰慕古罗马,倾心于古典文化之美。对古典文化之美的追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探索历史的动力,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成就。因为对美的追求不等于对科学的追求。人文主义者跟近代学者只是相像,并不相同,原因即在于此。瓦拉证明了“赠礼”是伪件,却没有指出伪件成于何时,原因也在于此。

近代的学者研究古代历史语言是客观的,不分贵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们到北方各国搜寻古罗马的文献和遗迹,对当地的语言文字却很少理会。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蛮族聚居之所,毫无文化可言。彼得拉克可以说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游历法国、荷兰,带了一部维吉尔史诗的手抄本,反复研读,夜以继日。很多书里讲到彼得拉克,讲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的发掘研究,都用这个故事作例子。真正见到这个抄本的人发现它并不像是现代人出门所带的“便携书”,在车船座位上可以手持一卷,从容展玩。它是一件巨大而沉重的行李,十分难于搬动。抄本不带索引,彼得拉克在天头地脚写满了前人和自己所作的订正、注释,对一个词语在各个章节、段落里的出处信手指认,肆应不穷。[20]在行旅艰难的年代流寓他乡,庞然大书随身以行,日夜与之亲近,对其了如指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古罗马的文化既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在寂寞孤独之中的安慰和寄托。彼得拉克为什么对维吉尔情有独钟?因为维吉尔代表了古罗马的辉煌时代,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认为意大利的语言文化在中古备受蛮族的污染侵蚀,民众对古罗马毫无所知,即便身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寂寞孤独。视北方为野蛮不文之地,视中古为蒙昧黑暗之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头就有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影响了瓦拉。[21]

瓦拉在人文主义者里辈分晚出,应该算是第四代,学术造诣有所继承,偏见也是直追前人。他跟彼得拉克虽然异代不同时,对古罗马的“故国情怀”,对中古文化的厌恶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他把拉丁文自5世纪以后的变化看作是衰败,对中古的文字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倾向在他的证伪里也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ｓａｔｒａｐａ(高官)”一词,他仅仅指出它不应见于4世纪的罗马官方文件。至于伪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他不管,因为那要涉及中古,他觉得恶心。此外,他还指出“赠礼”中的“ｐａｐａ”一词在4世纪尚未用作教皇的称呼;又指出“ｓｉｖｅ”(或者)和“ｅｔ”(和、与)两个连词意思互通不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这些都是伪件中明显的纰漏,同时又是重要的破案线索。瓦拉都是点到为止,不复多言。原因还是鄙薄中古,不愿染指。19世纪的学者不带偏见地仔细追寻这些词义和用法的源流,发现它们都是在8世纪以后进入拉丁文的。当初瓦拉如果科学一点,客观一点,再进一步,那有可能把“赠礼”作伪的时期和历史背景都考证出来了。瓦拉证伪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先进之处,也代表了它的局限。[22]


瓦拉证伪的另一个特点是为政治服务。15世纪中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它是意大利各个学校里的重点学科,众人趋之若骛的热门。有些人文主义者游食四方,为了争饭碗而做枪手。借用今天英语里的时髦话,就是充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知识恐怖分子。瓦拉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的食客。国王和教皇有争执,瓦拉于是起而证伪,行文中对教皇和教会颇有刻薄之词。不久之后,他又写信向教皇道歉,希望能到罗马工作。他后来在罗马大学当教授,是教皇指派的。应时当令并没有影响瓦拉证伪的方法和质量。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关怀,不等于后世所说的“人道关怀”。人文主义是一种学问。学问有好坏之分,但是无关人品操守,学问好未必人就好。[23]

瓦拉死于1457年,未及见到印刷术。证伪的论文首次印刷是1517年,在德国。马丁?路德1520年读了证伪论文之后,多次在书信、文章里提到“赠礼”。在他看来,如此拙劣的伪件流行数百年,蒙蔽千万人,说明教廷的虚伪,也说明教会的荒唐无能。[24]瓦拉生前不会想到有宗教改革,更不会想到人文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会对之有所贡献。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构厦须多材,散木亦有根。“君士坦丁赠礼”所涉及的只是中古和文艺复兴的一些旁枝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反映了时代的更替和风气的变迁。瓦拉的证伪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人文主义者开创的实证态度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古代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学,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抱有急切的希望或者疑问。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事情,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看法来。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要虚心地、安静地谛听,弄清楚古人和外国人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下判断。不能附会。附会就像是扯开了嗓门朝着古人和外国人嚷嚷,之后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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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0年,英国学者Ｎｏｒｍａｎ Ｈ.Ｂａｙｎｅｓ著文探讨君士坦丁和教会的关系。这方面的史料主要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诏令、信件和当时的政府和教会的文件。这些文献原件无存,但见引于当时或稍晚的史书。自19世纪以来欧美的学者一直致力于辨别史书引文的真伪。Ｂａｙｎｅｓ的文章立论明确,对史料的考证尤详,正文28页,征引、排比史料的注释及附录73页。该文1975年在美国重印,名为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ｓｋｅｌｌ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另外,英国学者Ａ.Ｌ.Ｊｏｎｅｓ对君士坦丁的皈依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有更全面的论述。他的著作是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 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1949)。Ｊｏｎｅｓ的书是为一般的读者写的,不带注释,但是行文晓畅明白,书末附有两页书目。

②　北非的分歧始于311年,反对派的首领是多纳图(Ｄｏｎａ ｔｕｓ)。君士坦丁于313年派员调查,之后命令多纳图派停止分裂行为,316年开始强制多纳图派服从。基督是人而非神的说法始于阿里乌斯(Ａｒｉｕｓ),播流甚广。君士坦丁于325年在尼西亚(Ｎｉｃａｅａ)召开主教会议,指称阿里乌斯的说法是异端。此次会议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影响深远。参看Ｂａｙｎｅｓ,9-28页,Ｊｏｎｅｓ,103-125,136-190页。

③　这个传说的拉丁文写本Ｖｉｔａ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跟《教宗录》里的西尔维斯特事略同名,但是后者晚出,并且吸收了前者的内容。美国学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ｕｓ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综述各种传说的内容、源流以及欧美学者对它们的研究,详尽清楚,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14),152-168页。


④　关于早期基督教对洗礼的看法以及洗礼在中古文化中的消长,参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1998),276-278页,及Ｐｅｔｅｒ Ｃｒａｍｅｒ,Ｂａｐ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93)。Ｃｒａｍｅｒ取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自述的幼时经历:他生下来就曾品盐,成为ｃａｔｅｃｈｕｍｅｎｕｓ,即“望道者”。这是受洗的预备礼。但是他母亲却未让他真正受洗。有一次他患病,很重了,他母亲这才考虑请人来施洗。后来他病好了,此事又作罢。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当时君士坦丁已经死了17年了。可见“临床受洗”在那个时代十分普遍,参见117-118页。

⑤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1970),7-13页。伯克引用了一位人类学家的调查。事出现代非洲,但是我们可以用它作参照,想见中古欧洲人的心态:加纳北部有一个地方叫Ｇｏｎｊａ,1900年的时候有七个行政区。照当地人当时的解释,这是因为最早的开辟者有七个儿子,他把土地分而传之。这位人类学家到加纳是1956年,此时Ｇｏｎｊａ的行政区已经被英国殖民当局减少到五个。可是当地的人仍然坚持分区的缘起是最早开辟者的父业子承。不过他的儿子也由七个变成了五个。这就是附会,参见19页。

⑥　Ｃｏｌｅｍａｎ在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中附录《诏令》全文,参见228-237页。

⑦　“赠礼”因之流传的《伪西多尔教令集》是西欧中古史上的另一件公案。所谓“教令”实际上是教皇的书信,更确切地说,是教皇对各地的教会来信提出的教义、教规问题所作的答复。教令集就是这些信件抄本的汇编。教廷“官颁”的教令集是很晚才有的,最初都是各地的教会或个人自抄自编。结集的时候除了教皇的信件,还加入主教会议的决议和其他跟教会有关的文件。9世纪中,有人假造了近一百份教令,把它们插编在一本西班牙教会的教令集里,托名西多尔(Ｉｓｉｄｏｒｅ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行世。这本教令集的作伪下了很大功夫,虽然说不上是圆融周至,在当时已经乱真了,所以各地都有传抄。《君士坦丁诏令》就是在传抄的过程里加进去的。这种抄本有很多用途,除了为教会的日常事务提供指南,还可以当作大学法科的教材。“赠礼”因此广为人知。新版《天主教百科全书》(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1999)对《诏令》和《伪教令集》有全面、客观、不存门户之见的论述。详见词条“Ｆａｌｓｅ Ｄｅｃｒｅｔａｌｓ”(作者Ｌｏｕｉｓ Ｓａｌｔｅｔ)、“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作者Ｊ.Ｐ.Ｋｉｒｓｃｈ)。

⑧　参见Ｆ.Ｚｉｎｋｅｉｓｅ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ＸＸＸＶＩ,Ｏｃ ｔｏｂｅｒ,1894,625-632页。Ｚｉｎｋｅｉｓｅｎ所举最早的证据是教皇Ｈａｄｒｉａｎ一世写给查理曼大帝的信,信中呼吁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对教会有所捐赠,写信的日期是778年5月。但也有人认为,信中没有“赠礼”字样,无法确认教皇所指的就是《诏令》。确定无疑的例子是1054年,教皇Ｌｅｏ九世在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里抄录了《诏令》全文。

⑨　参见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ｌｍａｎ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ａｐ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ｅｕｎ,1949),107―109,163―165页,以及Ｖ.Ｈ.Ｈ.Ｇｒｅｅ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ＣＸＸＸＶ(Ｏｃｔｏｂｅｒ,1942),3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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