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还是想讲一遍。
我幼儿园的时候有个叫王小明的好朋友,她比我小一岁,声音甜甜的,皮肤很白净。我整个幼儿园里只和她一个人玩。有一回六一儿童节幼儿园要集体出节目到剧院去演出,所有孩子家长都可以去参观。我被很荣幸地选入一个舞蹈,那个舞蹈只有七八个人被选中了。我很认真和努力地在跳,可是老师总是嫌我跳得不够好,我的名字也总是在被删去的边缘徘徊。
过了几天老师看见我和王小明在一起玩,她就让王小明给她跳一个。她从来没有跳过舞,老师却由衷地赞叹,说她跳得比我好很多,要不是看在她小就让她上了。当时王小明一脸单纯根本就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可从此以后我却和她再也好不起来了。
就是这个故事。我记得那么深刻,已经过去十年,记忆在慢慢褪色,直到越来越模糊,但王小明鲜明的红裙子,浅色的长发,老师黑色成熟的卷发,那张写有我淡淡名字的纸张,简单舞蹈的几个动作——
在记忆中无不是那么强烈又生动。
弗洛伊德说大多数心理疾病都和童年有关系。我才瞬间发现这件事情几乎左右我到现在。
这是很不靠谱的推断,但只有我自己深知当时的那种感觉是怎么在后来一次次反反复复地出现。
有一种叫自卑的情结从那个时候开始蔓延,我原先从不在乎他人的才华、金钱、能力,之后却开始拿这些小心翼翼地和自己对比起来。
原来上小学之前有个很有钱的姐姐和我是朋友,我去她家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首饰,我说没有,她没有笑话我,但是打开抽屉我看到玲琅满目的首饰和小装饰。
上了小学的我开始争强好胜,从第一天争谁的红花多开始,我就在不断地攀比中度过。当时五个人一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班里还有卫生委员、纪律委员、生活委员,最大的官是副班长和班长。我的整个一年级都在和这些职务作斗争,可我性格腼腆,没有本事去和将来的“社交名媛”当时的“乖乖女”争,就每天都笼罩在阴影之中。
有一天奶奶问我今天评选有没有当上组长,我当然没有,可不知为了什么我脱口而出“有”字,奶奶很是高兴,后来和同学的母亲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我根本就不是组长,对我失望透顶。那段日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但生活就像写好的剧本,无论如何都要继续。
中国中产阶级出来的孩子哪个不是这样,从小住在环境优良的小区里,左邻右舍都是自己的同学,家长们接孩子的时候总要凑在一起聊、凑在一起比较孩子。对于懂事的人来说是一种世俗,家长们心知肚明,却当做是有孩子之后体会到的快乐、责任感。好像有了孩子,把他和别人家的比比就跟比首饰一样是天经地义一样。
我是属于后知后觉型,与其说是力量觉醒到不如说是适应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我成为当年被我羡慕的“老师新宠”,外号“淑女”。现在想起来真是想泼自己满脸唾沫,不过讽刺的是,同一个人,在8岁的时候却觉得那么光荣。或许这就是价值观和“规则”对一个人的影响,我不想用“没长大”来当理由,因为没有“没长大”,只有认识的高低。
在不断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之中度过了将近3年光景。场面黑暗血腥却让人过瘾,犹如一首重金属摇滚,听得时候血脉喷张,回想起来却汗毛耸起。霍然质问自己这些都是为什么,没有答案,只是因为欲望——战斗、权势、性欲、物质,因这些而起的血肉横飞不是不通人性而是太接近人性。
那些年的我们都是活在这趟浑水之中。被歌颂为“纯洁”的童年对于我来说却是尔虞我诈和泄欲的近义词。生命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已经携带着生存“规则”,童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是没有“纯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