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尽管起义失败，然却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基础，使其迅速的土崩瓦解。曹操在镇压起义及对豪强的征战兼并中，势力不断的扩大。曹**后，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帝，建立魏国。建国初年曹丕在忙于镇压军阀、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也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史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统治阶级开始注重修史工作，在大力提倡的同时也严加的控制。魏明帝也十分的重视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修本朝历史，并且还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著作郎编修《魏书》。曹魏时期的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史官制度是分不开的，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渊源，并且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中书省与著作郎的渊源
东汉桓帝延喜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管禁中图书和秘记，此时的秘书监并不是独立机构，其隶属于“太常”[1]。然而东汉末年****、国家时局动荡，秘书监一职曾经被一度废除。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受封为魏王，在建立魏国百官时，便再次设立秘书监一置。但是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主要目的不在于“掌图书秘记”，而是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并撰拟机要命令，夺取尚书的权力，从而控制朝政。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书监为中书，设监、令各一人，职掌中央决策文书，同时监、令之下设置中书郎若干人“，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2]此时中书省并未独立而是隶属于少府。在魏明帝时期，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3]中书省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王肃认为秘书监之职，即东汉时期的东观，不宜仍隶属少府，“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4


著作郎官，是由东汉时期负责“典效秘书”和撰史工作的校书郎发展而来。东汉时期，出于对修史官员的重视，设立了“校书郎”“、著作郎”等一些荣誉称谓。魏明帝即位后，虽然仍沿用东汉的郎官称谓，但是其职责已经发生了变化。著作郎的职责是主要管国史编纂和禁中起居注。据《初学记》所云：“著作佐郎，魏置，常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5]由此可知，著作郎为曹魏时的著作官，隶属中书省“，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6]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
二、修史官员
从魏明帝开始，以著作郎、著作佐郎专职修史的官员日益增多，《三国志》和《晋书》中受皇帝任命担任著作郎的记载也很多。见诸史籍，曹魏最早任著作佐郎者为卫觊，以后任此官者还有应璩、王沉、孙该、傅玄、缪施、张华等。


同时也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魏明帝时期，著作郎办公的地方是朝会正殿建始殿旁边的承明庐。“《文选》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注引陆机《洛阳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张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承明门。魏应璩诗：“三入承明庐”注：直庐在承明门侧，璩为侍郎、常侍、侍中《[玉海》卷一五九《宫室·殿》]”侍中为门下长官，是皇帝身边的文职侍从，其主要职掌是为皇帝典治文史图书，备皇帝问对，还负责纳奏出令、谏议纠察。应璩以侍中典著作，故入承明庐。《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东汉时期，在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称承明庐。魏文帝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其朝臣止息之所亦称承明庐。到了魏明帝时期，建造了建始殿，朝会的时候在承明门，将承明庐建于建始殿的旁边，成为中书的一个下属机构。根据应璩在承明庐工作状况的记载，在这里办公的主要是侍郎、常侍、侍中等皇帝身边的文职随从，他们在这里主要负责管理文史书籍，随时备皇帝顾问。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负责颁布诏令、劝谏皇帝、纠察百官、编修起居注。这些人将资料交给负责编纂国史的著作郎，由著作郎在秘书处进行国史的编纂。可见，曹魏时期的国史编纂大致经历一个这样程序：由中书省的下属单位承明庐负责管理和收集皇帝的诏令和日常生活，交给负责编写国史的著作郎，然后著作郎到宫禁中的秘书内阁进行国史编写。可见，国史的修纂是一项很严密的活动，只有皇帝任命的著作郎可以参与，别人则连知情权都没有。
由此可见，著作郎拥有固定的俸禄、人数，摆脱了天官的职能，他们的任务是书写记事、编修国史，属于专职修史，是中国历史上设立专门官员修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