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上午，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大股东、董事总经理刘明辉和执行总裁黄勇，突然被**人员从公司深圳总部带走。事发之后，立即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对事件的各种猜测一时间众说纷纭。而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从中燃董事局的“人事地震”到公司的特别股东大会，从刘、黄获保释到新奥能源的敌意收购战，如同一部离奇曲折的连续剧。 2012年7月24日上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来到中国燃气深圳总部，宣布对中燃创始人刘明辉和原执行总裁黄勇不予起诉。这一决定的宣布，标志着刘明辉和黄勇从即日起重新获得了自由。在随后召开的中燃深圳总部全体员工大会上，联席董事总经理庞英学首先向全体员工宣布了检察院的决定，随后刘明辉和黄勇分别发表了讲话。这一天恰逢中国燃气成立十周年的生日。中国燃气指出，“这一司法结论不仅充分说明过去一年多以来针对刘明辉和黄勇的各种谣言和诽谤不攻自破，而且也证明了中燃董事会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全体中燃人用良好的业绩进一步凸显了自身的成长价值。同时，全体中燃人一致感到，国家司法公平和正义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尽管伴随着司法机关的最终结论，刘明辉、黄勇已经洗脱冤情。但是，整个事件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依然让中燃董事局及高管层成员难以释怀。在刘明辉的妻子徐秀兰心中，刘明辉的清白和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在她看来，“中燃事件”给丈夫留下了人生的最大遗憾，“刘明辉的父亲于2011年7月去世，而作为长子，却因不白之冤而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徐秀兰显示有些激动，“这么多年了，明辉在家里一直都是一个孝子”。那么，到底谁才是“刘、黄案件”的始作俑者?媒体文章中流传着不同的版本。题为“中国燃气‘天价独董’谜团”一文中爆料，刘明辉、黄勇是被中燃前高管王发辉举报的;而“中国燃气收购战：谁在动谁的‘蛋糕’”一文则称，刘、黄是遭到了中燃小股东的举报。迷雾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 未卜先知的“刘、黄案件”知情者 2010年12月17日上午10点30分，**人员以案件协助调查为由，将刘明辉、黄勇带离中燃深圳总部。在刘、黄被**带走后约5分钟，徐鹰(时任中燃董事局副主席)、徐超平(时任中燃集团副总裁)、刘志和(时任中燃集团财务顾问)就出现在了公司总部。 “徐鹰下令，将公司总部18楼封闭，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准进入18楼公司领导办公区域。同时将刘、黄的办公室直接上锁。徐鹰当时还宣布开除了刘明辉的司机和秘书”。在现场的中燃员工对徐鹰等人此时的出现颇为疑惑，“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公司上班，但此时的表现却好像未卜先知!” 12月20日下午，徐鹰在中燃深圳总部召开公司内部会议。大约有30多名中燃中高层管理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徐鹰在会议上的讲话涉及多方面重要问题： “刘、黄的“罪行”严重，这次被抓进去就出不来了;向**机关举报刘、黄的是中燃早年的一位前高管王发辉，与他本人(指徐鹰)无关。王发辉原本打算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刘、黄，但在他(指徐鹰)的劝阻下，改为向内地司法机关举报;俆鹰详细陈述和列举了刘、黄的“犯罪过程”和“犯罪证据”;声称此案受到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宣布徐超平担任中国燃气的总裁。” 不过，在12月23日的中燃董事会上，徐鹰的这一自作主张的“任命”被否定。在此次会议上，徐鹰表示对“刘、黄案件”不知情。 2011年3月10日，徐鹰以书面形式致函中燃董事局，宣称自己是在12月18日才得知刘、黄被拘的，因此事先对案件并不知情，且海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减持中燃股份的举措与他本人无关。根据港交所披露，在2010年9月至10月期间，海峡金融曾连续三次减持中燃股份。海峡金融持有中国燃气的股份比例也随之从6.75%，减低至4.21%。徐超平是海峡金融的唯一董事。没有结果的私下“谈判” 2011年1月中旬，被徐鹰所指举报刘、黄的中燃前高管王发辉，向中燃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徐秀兰澄清，“徐鹰的说法不正确，我从来没有举报过刘、黄。”王发辉表示，“我曾经质问过徐超平，徐鹰凭什么把“举报刘、黄”的事情载到我的头上?徐超平无言以对。” 也就是在刘、黄被拘查一个月以后，徐秀兰开始了与王发辉、徐超平、刘志和所谓的谈判。 1月31日，刘志和在与徐秀兰的谈话中透露，“刘、黄案件”的发生源于刘明辉与徐鹰等人之间的矛盾，并称“据我所知，徐超平那里还有不少刘明辉的材料，没往里面送，说明人家并没有想置你于死地…你应该找(徐)超平谈谈，他们才是当事人。” 刘志和提出，必须交出刘明辉的股权，并让刘明辉以大股东的身份开除公司董事会里不服从徐鹰的董事。否则，他们就会把刘、黄置于死地。“你(指刘明辉的家属)应该是做这几件事：第一：把别人承诺的事，尽快做了，该给谁的给谁(指刘明辉的股权);第二：这些(中燃的)董事，像马金龙、朱伟伟这样的，该清理掉的清理掉。” 与刘志和不同的是，徐超平反复表示了对刘、黄及其家属的同情。“这次的事，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不赞同，这个(刘)志和也清楚，徐鹰也清楚。当时我就问了一句，‘有什么必要?’但是领导决定了，我只能听话。” 2月12日，徐超平再次向徐秀兰表示，“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讲过一句推托责任的话，我做了事情，我是拿着公文去的，不是我个人要跑到那里去的，我吃饱了撑的神经病啊，凭什么，我去报什么案啊?我又不是什么都清楚的…谁愿意去啊?为了这事我半条命都没了，再搞下去我整条命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