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语言天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发展。我担心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自信地活着，依赖谎言而生存。

八：语文课

与文学有一次，“电大”请我去给学生开一个文学讲座。他们早早就把海报张贴出去，写着：欢迎著名某学者来我校作讲座。那天下午，“电大”礼堂里学生爆满，大约坐了两百多人。开讲前几分钟，组织者向学生们透露了举办的是一个文学的讲座。呼拉拉——，学生们猖狂外逃。这让组织始料所不及，转眼间，礼堂里变得空空荡荡，只乘下十几个人，其中有些是学生会干部，因碍于组织者的面子才没有离开。　　组织者十分尴尬。我们只得将讲座改成了座谈会。

我问学生们，为什么谈到文学，就谈虎色变，桃之夭夭呢？学生们说，文学不就是语文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吗？我问，你们那么多堂语文课不同样坚持下来了吗？学生异口同声说，那是因为考试。话外之音是，你这文学讲座又不考试，当然就没人听。　　我们语文教学目的是把学生的兴趣引入课堂，还是把学生从语文课堂上撵出去？有许多人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语文课，却说不出哪篇课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不出哪篇课文对自己的成长产生过影响。文学在学生眼里就是语文课上枯燥乏味的说教，死气沉沉的板书和一大堆课后作业。　　我不知道学生把语文同文学对立起来的情绪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同学们对文学的热情就这样被语文课耗尽。

九：体制

我们学校这几年大谈语文教改，然而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我认为体制上出了问题，特别是用人体制上问题严重。

我们学校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有一类人，课讲不好，从讲台上下来后，分派到科室和后勤部门工作，而这些人在这些部门也确实价有所值，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部门有着与领导联系紧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很快这一类从讲台上淘汰下来的，受到了重用和提拔。有的当上教务科长，有的当上校长，有的经过此番镀金后，重新回到讲台上，但是，是以教研组长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回来的。这样，我们的教改就须在一帮最糟糕的人领导下开展，这就是改了这么多年改不下去的原因。　　有一年，我们学校从外地通过复杂人事关系调入某语文教师。当时，学校组织语文教师听她的课，大家一致认为，课讲的很糟。这样，这位教师就只有先摆在办公室打杂，后来又去教务科帮闲。几年后，这个很少上课的女教师竟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务科长向我们解释说：“某某的人品，水平都差。我们研究决定，让她离开教务科。因为她是科员级，相当于股级，所以，就只好让她当语文教研组长。因为语文组长也是股级。”现在，我们的语文教改就在这位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看都不合格的组长领导下开展，结果可想而知。 　　目前，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依旧极为普遍。你讲课讲的好，就只能永远站在讲台上，接受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的指导。学校领导极少是从课堂上提拔的，也极少有因业务知识强而受到提拔的。没有好的学科带头人，还谈什么教改？这就是教改搞得非牛非马的原因。　　

十：素质教育

近年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的呼声很高。可是，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在一些人眼里，素质教育就是不考试，不布置作业，又称减负。其实，素质教育只是教育的目的，即提高人的素质。而应试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手段，是对教育的评估、论证。以目的来取消手段，是否有失偏颇？　　就目前的现状来说，素质教育还缺少客观评判的标准，应试教育虽然存在各种弊病，但是，还没有能找到一条比其更客观公正的手段。秦晖先生认为：“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之凭门第、出身、关系、背景，凭财力，凭有权者或其他人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等等来取人，都有要好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现在，有的学校取消了期中考试，不布置家庭作业，另外搞一个课外兴趣小组。他们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减负”。可是，学生家长认为所谓的“减负”，只是学校减了负担，而家长们增加了负担。他们用了一个“踢皮球”来形容。家长们额外给子女增负，以应付将来的统考，应付日益激烈的竞争。有些课外兴趣小组摆在星期六，既占用了教师的休息时间，同时又因向学生家长收取费用，搞得教师和学生家长都不满意。　　其实，素质教育的关键还是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师的素质不提高，还谈什么素质教育呢？目前，以中国高校为例，中国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１∶１０。３５。而美国是１∶１７，韩国是１∶２２。所以说，中国缺的不是教师，而是缺的是教师的素质。

现在，许多语文课的教学，还采用着原始的大卸八块的教学法。即把一篇课文分段，然后再分层，然后再落实到某句话，再及字、词等。相关的有句子成份分析，修辞手法分析，逻辑关系分析等等。这种庖丁解牛般的支离破碎一篇课文，往往会忽视对课文灵魂的那一部分的把握。

我赞同摩罗先生说的：“对大师们的精典之作，要讲求不求甚解。”

我们怎么能要求学生一下子就达到大师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人对作品的理解无法脱离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的作品是需要反复去读的，对作品的理解与一个人的成长阶段性分不开。我们无法要求学生从《红楼梦》中看到封建社会的衰亡，也无法让学生真的从《狂人日记》中看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吃人’二字。 　　

十九：中国语言

语言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海德格尔说：“语言的边缘即世界的边缘。”如此复杂的现象怎么可以简单对待呢？　　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相比，更讲究意会，心领神会，其特殊的魅力也缘于此。而西方语言的逻辑性较强。譬如：我们常说的“老头子晒太阳”、“打扫卫生”等，就不符合西方语言的逻辑。你无法用主谓宾的格式来划分，但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明白你说的意思。

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相比较，较为含蓄，符合东方人的心理特征。譬如，英语一张口，你就大概知道对方所说的是地方，时间，还是为什么，它用Ｗ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Ｗｈｙ，Ｗｈａｔ等开头。而东方语言会说上半天，你竟不知所云。比如：“昨天晚上我看见路上一个女孩子……”你知道我这１１个字下面要说什么吗？多种可能性或许在１１个字后才出现。这与东方人的性格相关。就像一个老农去你家借锄头，他会先说些天气，地里的庄稼，孩子上学的事，最后出门时，漫不经心地说出真实意图，而很少直奔主题。　　中国语言因为逻辑性上的欠缺，所以，中国很少能产生出大的逻辑学家。大约只有春秋战国时的名家。而同时期，古希腊已经产生出亚里斯多德，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逻各斯体系。但是，中国语言也有着自己的特殊魅力。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多种可能性。例如，唐宋诗词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峰，至今依旧光彩夺目。　　我们的语言审美也出现了问题。譬如《明湖居听书》中的一句：“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我们一定要说这一句很美。这样，就有学生模仿，写《我的同桌》，“她的头发像黑色的瀑布，眼睛像夜明珠，鼻子像大理石，嘴像一条小船，脸盘子像十五的月亮……”当所有这些比喻拼凑到一起时，就出现了一个极恐怖的形象。我看还不如说一句“我的同桌很美”来的实在。 　　现在的语法分析体系还是从西方套用来的。就是说，我们使用着中国语言，而衡量这种语言的标准却是西方的。这套不合体的标准，正是我们在语文课上津津乐道的。有些老师对修辞，语法，表达方式等存有一种恋物癖。

我们更应当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语言，把握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语言学家，逻辑学家。

二十：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给了教师这样的一个地位，庄严的说教者、指导者、绝对权威。而学生只能被灌输、被管教、被批评，被指导。中国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的求得功利目标的实现过程。所以说，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学生因为长期处于接受状态，就出现了一种接受依赖症。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下。因为高明的教师问的题目总是那么难？像脑筋急转弯之类。学生举手回答，多数是自讨苦吃，自取其辱。学生无法在回答课堂提出问上从教师那儿得到优越感，多数是从教师那儿找到自己低能的证据。所以，现在的学生干脆不举手，加入到沉默的大多数。　　这样的现象很可怕的，幼儿园提问的比小学多，小学比中学多，中学比大学多。难道说学生真的没什么问题可问？

有一天，哲学家罗素问哲学家穆尔，“你的学生中谁最优秀？”穆尔说是维特根斯坦。

“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在听我的课时总露出迷茫的神色，而且老是有一大堆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罗素为什么落伍？”维也纳特根斯坦说：“因为他已经没有问题了。”

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前面几排的女生纷纷拿出本子和笔，低着头、竖起耳朵准备记录。这是一种奴性的依赖。我告诉她们，上我的课没东西可记，我只要求你们参与，参与到这堂课的教学中来。你们只想着记录，法院书记员似的，忘掉了参与这堂课的学习，效果肯定好不了。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而我们的一些教师，照本宣科，讲课时低着头看教案，或者翻教参，这样，你如何把握课堂上的反馈信息呢？有的教师干脆就抄黑板，一堂课下来，学生没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一个背影。　　课堂教学不应该很沉重，像忆苦思甜似的，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什么是学习的乐趣？什么叫寓教于乐？我看着一个个像小老头似的，过早成熟的面孔，就明白了，这就是揠苗助长造成的后果。所以，聪明的老师懂得在课堂上适当地制造一些笑话，玩一点小幽默来调节课堂气氛。 　　学生上课看小说、走神、睡觉，说明了什么？请你最好别打搅他，而应当想想该怎样把课讲的生动些。如果有一天，你教的这门课不用考试，而学生依旧来听你的课，那么，你就是一名合格的教师。这比任何公开课，评比会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