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京营
明朝在京师常驻重兵，称京营，是明军的核心成分。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中，不堪一击的京营遭到毁灭性打击，明朝随后在京营的三大营之上设立了兵将相识、练战一体的十团营。关于此后的京营，史籍中有详尽而系统的记载，但对此前京营的形成与体制演变，史料记载却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京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标志或者成立时间？京营的三大营体制是由何而来的？三大营的主要职能是作战还是训练？澄清以上问题，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时势双重作用下的变迁历程和独特形态。
一、京营的成立：永乐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初并无京营。按洪武时期的卫所制“兵将分离”的构想，军士们在各自卫所屯田操练，战时命将出征，战后散归卫所。不过，演练步骑兵战阵、学习火器操作等复杂任务，是百户所、千户所乃至卫、都司等分支机构难以独立承担的，军士平时散居各地卫所，也无法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早在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前线通常派勋臣镇守各地，到永乐时期逐步形成镇守总兵官驻守各边镇的形势，总兵官算是长期“命将出征”，统领着处于临战状态的边兵，所谓“兵将分离”、“散归卫所”，停留在条文层面。永乐迁都北京后，首都兼为边防重镇，需要组建一支最强大的驻京常备军，京营便逐渐成为明朝军队的核心成分。
京师本来就设有大量卫所，军士们平时必然操练，以备战时组成大军，能不能算是京营呢？明朝史籍提到京营，注重其训练职能，如正德《大明会典》载：“国朝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以练五军将士。”[1]明人遂将京营溯源到洪武时期，如陆容说：“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军营”[2]，郑晓说：“京营操练之法，洪武时止为五军营，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3]万历《明会典》更强调说：“国初设京营，隶大元帅府。后改五军都督府，以训练在京官军。”[4]到清修《明史》介绍京营源起，更详细记载道：“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5]
以上记载中，“教场”和“五军”是确定京营渊源的关键，却经不起推敲。洪武时期的大、小教场，到建文时期仍然存在 [6]。洪武时期军队内部以卫所为编制单位，直到建文时期，提到京军如“命魏国公徐辉祖领京卫军援山东……遣京卫官军防江”[7]，这与后代“营”的编制有本质区别。所以，洪武时期的教场是各卫所的公共训练场地，并非意味着建立一支处于临战状态的常备军。陆容和郑晓将“五军”和三大营之一的“五军营”联系起来。《明太祖实录》和其他洪武时期史料中从未出现“五军营”之名，“五军”应如陈仁锡所说 [8]，指洪武时期常见的“五军十卫”、“五军十二卫”之五军都督府。万历《明会典》和《明史》虽未误解“五军”，却进一步将京营溯源到元末红军时期的体制。“大元帅府”和“统军元帅府”，当指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任“大元帅”的“太平兴国翼元帅府”[9]，当时朱元璋连全军统帅还没做成，谈何京营？总之，作为超越“祖制”构想的产物，京营必与洪武、建文时期无关。
明人多将三大营的出现作为京营成立的标志，但记载各不相同：正德《大明会典》和《今言》记在永乐初，《菽园杂记》记在永乐中，万历《明会典》记在永乐迁都后即永乐后期，《明史》则记在永乐末年“置”，要之或记其最初出现，或记其最终定制，但均未区别作战中的三大营和驻京训练的三大营。三大营之名虽早在永乐时期的朱棣亲征军中已出现，甚至成为定制，却不一定就是常驻京师的军队编制和训练体制，只有在平时驻扎京师、集中训练的军队，才能称为京营。王世贞在钞录《会典》各营建制的内容时，系于“既归京师”，[10]即滞留塞外的北征大军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回到北京之后，暗示从此三大营常驻京师训练。而罗丽馨则区别了战时与平时体制，排除了以靖难五军、北巡五军、北征哨掖等为京营标志，认为三大营体制源于永乐七年，永乐十二年后未被解散，故至迁都后京营正式成立 [11]。罗氏对京营概念的界定超越了前人，但对成立时间的考证尚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