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于丹现象  
　　  
　　 杨雨  
　　  
　　在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文化地形图中，于丹现象是令人玩味的“风景线”之一。在恶搞、超级女声等文化兴奋剂占领了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以后，国家主义叙事在大众文化领域已逐渐失去了观众。由于市场的缘故，如果使用硬性的国家—民众的话语方式，进行毛时代的文化洗脑，在当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的大众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群众”，智慧要高多了，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知道很多事情，在超女、恶搞等感官满足已不能支付他们的文化消费需要以后，“国家主义抒情”的“软”话语就会在一双无形之手的操控下粉墨登场。于是，打着继承传统招牌的于丹之流便横空出世了。  
　　  
　　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学术争论中，“让儒教重新回归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但这场争论仅仅是停留在学界内部，并没有波及到大众文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于丹〈论语〉心得》，不仅创造了新的收视率，而且趁热打铁，开机就印刷了《于丹〈论语〉心得》６０万册，销售一空后又加印了３０万册。在“国学”走下坡路的今天，关于“国学”的著作竟然有如此的发行量，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儒学在当下如此“热”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我也借了张盗版碟回来一看，原来，讲《论语》只是于丹的一个由头，而真实目的是打着“复兴国学”的旗号为专制主义张目，用一番小资式的犬儒主义自白，粉饰令人齿冷的现实，其社会功能是麻痹大众，让广大民众“心甘情愿”地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中去。 
于丹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自己是在做大众传播，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论语》研究。因此，我现在也不会从于丹解读《论语》文本的角度对其进行批驳，而主要质疑于丹在解读《论语》文本之外的一些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众所周之，中央电视台是当下中国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作为国家的喉舌，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活动无不充斥着金钱的味道。向“钱”看的倾向愈加严重。 《百家讲坛》栏目不过就是玩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但这一次有点火过了头，大有全国人民争读《论语》的架势。大家注意，于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头衔是“北师大影视传媒系系主任”，并且还是央视数个栏目的策划。这次关于《论语》心得的策划可谓是央视及于丹本人的成功案例之一。进而视之，在我对于丹《论语》心得的解读中，却读出了另一番气象。  
　　  
　　总的来说，于丹及其同僚们的理论基础不过就是使用了霍尔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那一套理论来进行操作，即“意义”的生产阶段；“成品”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灌注了一套统治者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到节目中去；在传播过程中，则利用中央电视台这个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大面积的传播，具体到《于丹〈论语〉心得》，就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段——十一“黄金周”，收视率当然就更高；至于“解码”阶段，于丹们就利用了观众对外部世界长期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弱点，使观众获得的“译本”与节目制作者的初衷达到一致。   
  
  
自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过来以后，我们就特别喜欢用“媚俗”这个词。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其实当下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媚雅”——就是大众文化很希望获得一个更为高雅的包装，用来兜售意识形态的陈货。那么在我看来，《论语》作为广大民众认为的正典，我认为“媚俗”与“媚雅”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芙蓉姐姐”的造型是为了流行而生产的，而《论语》心得是被于丹们重新包装后而流行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区别。所以没有读过《论语》的人也知道突然冒出来的那个“美女”教授，在帮助他们“雅”起来，《论语》心得因为她的口沫飞溅而流行，或者说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某种大众性，这众刺激大众心理的“雅”到底意义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