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个月(1)
我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这么爱走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真的为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起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认为我身体素质不佳，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锻炼。可是，实际上我这个人实在太能走了，即便一刻不停地走上一天一夜，也不会产生任何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所以走路锻炼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根本是没有用处的。后来我猜，也许我心里一直很烦，希望以走路来开解烦恼。可是随即我认识到，再怎么说，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多数时候我都能吃能睡，也笑得出来，并且我在这广大世界里活命的时间，也并没有长到让我学会装模作样的地步。我还做了多种猜想，然而每一种都被我毫不犹豫地就地否决了。
　　我为这个关于自己的疑问困扰了许久。到最后，我竟然去请教A。A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常常把磁带换来换去地听。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个人才，(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我个人认为他简直是个天才。)心肠也很好，经常愿意陪我“在外面荡”——“在外面荡”是A说的，“荡”即“游荡”，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说“走路”比较好。总而言之，我后来去请教A，问他：“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问A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正在食堂里吃饭。顺便交代一下，到吃午饭的时候，A总是叫上我——他说如果没人强迫，我就不会去吃饭，而不吃饭是非常坏的习惯。这个事情还是以后再具体说吧。言归正传，A听到我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反应，而是停下右手的不锈钢勺子，伸出左手，从搪瓷盆里用食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鸭子肉，双眉紧皱，心不在焉地说：“唉，皮那么厚!”
　　我不觉有些小气愤，立刻抗议道：“我也知道这种问题是比较傻的——算了，就说是非常傻吧。可是如果说皮厚，也只能我自己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呢!”
　　A很诧异地抬眼看了看我——我有大打出手的架势。他放声大笑，把坐在我们四周的人吓得差点大喷其饭，随即无辜地说：“我又没有说你皮厚咯。”一边放下右手的勺子，从左手的鸭肉上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油汪汪的、厚厚的鸭皮。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自己的气愤确实非常可笑。可是他怎么可以笑呢?毕竟我是严肃认真地在探索我自己——我，甚至是我的父母，都认为在我这么小小的年纪，能探索自己是极不简单的。于是我说：“求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他咽下喉咙口的鸭子肉，抬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高中生解颐，你知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说话，尤其是讨论严肃的问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是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的名字叫解颐，我知道吃饭说话不好。可是，高中生不会永远都是高中生，解颐这个名字又不是我自己挑的，话说白了，又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真的二话不说，仅仅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体?只有这个问题是永恒的，但是我自己想不清，人家又不肯解答：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并不因此就怨A。A虽然有时油腔滑调，避重就轻，还天天押解我去吃午饭，但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肯陪我走八个小时路的人。我感激他。
　　第一次跟A在一起荡，是高一第二学期结束，参加完历史会考那天的下午。我们的历史会考被安排在高二学生的各科会考后面，所以走出考场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的慢性子：总是在我个人认为已经尽可能动作快的时候，其他人早就走掉了——那天也是这样。我收拾完东西走出考场，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校园里走，尽可能要多慢就有多慢。夏天的傍晚，还没落下去的阳光是真正的金黄色——没有热力，没有气味，只是空虚的金黄色。金黄色的斜阳布满浅蓝色的天空，染浅了颜色丑陋的世界。我所置身的是一个玩具一样的校园，金黄色——一个玩具一样的上海，金黄色。整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我是真实的。
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A。他说你干吗?我说我走走。他说走走干吗?我说不干吗，好玩。我看见他微微笑了一笑，无奈而潇洒地——我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我这个人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的。问题是，我并不害怕无可救药。
　　他说：“你怎么不回家?”我反问他：“那你怎么不回家?”他说：“本来我们说好，考完以后一起出去玩，可是他们一下子都不知哪里去了，找不到。我跟家里人说好不回家吃晚饭的，再回去，不是很傻?”我说：“噢。”说完了，再说不出什么。他看看天，抿紧的上下唇一松，出了口气，笑眯眯地望着我，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出去荡一圈，好不好?”说着，他把手高高地抬起来，然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我们走出校园，走到马路上。就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无非是路边有许多店，有路灯，有行道树，有车，有人，有沉在底下的、恶浊的空气——和所有其他的马路一样。从个人的角度讲，我逛这样的马路，简直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但我们都不想回家，又懒得到远点的地方去，所以只好逛那条马路。
　　A叹着气。我问他干吗。他说：“一走到外面，就不一样了。”我问：“怎么个不一样法?”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也很喜欢学校里的傍晚呢。”没等我说话，他又叹口气，说：“难道你没发现，傍晚的学校里，太阳光是没有热气的，只有颜色——是很好看很好看的颜色，好看得……”——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非常值得一看，中间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最后一挥手，好像甩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算了，你又不懂。反正很好看就是了。”

可能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可以陪着自己寂寞得朋友…

高考后八个月(4)
后来我和B挤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张斓很可怜的。总要那么高兴，很可怜的。”B打了个哈欠，说：“明天早上你要饼干吗?我这里吃的东西太多，都是吃的东西。”我说：“张斓今天兴致那么好，一副不想走的样子。”B说：“是的呀。有什么办法。”接着我们就睡觉了。月光从窗外面照进来。窗上装着栅栏，月光一条一条，铺在墙壁上、被子上、地上、我的脸上，蓝蓝的。
　　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打个激灵，清醒了过来。B说：“怎么?”我说：“没什么。”隔半晌，我说：“舒美，我想襄没城。很想很想。”B迷迷糊糊说：“好呀。”我说：“可是我不敢见他。”B没有回答，我的胳膊感觉到她的脚。我一个人流着眼泪睡着了。
　　早上我醒来，窗子大亮着。B从卫生间走出来，手里拿支牙刷，满口白沫，面目狰狞地瞪着我，说：“早。”　　一个晚上过去，我的梦破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1)
五月二十七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老早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五月二十七日，我在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 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倒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扩。”“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有丰富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都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捉摸父母的心思，因为一捉摸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
　　B这个人对任何事都有明确的观点。比方有一次，她说：高中生的爱情是最纯真的，到大学里，就要考虑前途、事业、经济负担能力等等，就不那么好了，可是高中里谈恋爱，因为人不够成熟，就很难成功，所以她宁可留到以后谈。她说的时候，就像她已经上过八十次高中、一百六十次大学一样。我听了，就问她，那么，什么时候的爱情是既纯真又成熟呢?没有吗?她很以为怪地瞄瞄我，说，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你会问出来。本来我还想问，难道恋爱是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吗?看到她根本不屑回答，也不好意思问了。我不问，她就请我吃了一份冰淇淋。

高考前十三个月(3)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是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关系不是也挺好的，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坚执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其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坚执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沮，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五月二十七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个电视机就要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的，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
　　“看什么啊?看成龙挂在那里?我们再看下去，那个人大概要把电视机敲掉了。”A又预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严正地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算了。两年以来，襄没城教育解颐的时候不是随便数得清的。不过，我再了解再清楚不过，这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了多少非凶恶成分——一种自以为的长辈对自以为的小孩的湿湿润润的宠溺味道。人要知足。
　　从A的小学出来，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到处流窜。A说：“解颐，我一旦跟你在外面荡，就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说：“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居心叵测。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说我们不良。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中了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说：“你不要笑。你只要记住我说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别人又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对吧?”A大笑着点头。
　　说起来，我们真是好孩子。我们打电话回家去说今天晚回去，要在学校做功课，父母都相信我们。可我们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用A的话来说，在荡。究竟什么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随便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A也不会。
　　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劲握了握，问：“我们不是坏人，对吧?”A说：“不是吧，我猜想。”我又问：“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吧?”A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也用劲握握我的手——比我刚才更加用劲。
　　不知为什么，我们正走着的人行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同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们两个人变成了某种障碍。照常规来说，明明是他们在逆向行走，可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怒目而视，好像说是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不由叫了声A的名字，A说：“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说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么既然连A这种人才也不以为意，我还以什么为意呢?A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
　　走着走着，A说：“我要在这里附近一带租房子——最好是买房子——最好是老死在这里。我从小对这里有特殊的好感。这里地段实在是太好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这里地段太好了，因为随便哪个白痴也会说这里地段太好了。能住在这里的人，可能钱多得不得不深居简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从没见过这号人。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间立着一个岗亭——空的。岗亭很圆，玻璃窗擦得极亮，晶莹剔透的样子。我捅A一下，说：“喏，你睡这个岗亭好啦。便宜得很。这个地方也不错，闹中取静，你一个人住住也够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4)
A很不可思议地看看我，看了很久。路口的红灯变成绿灯，绿灯又变成红灯，变来变去，忙得不能再忙。我说“干什么？”A摇摇头，叹着气答道：“我么是小脑有问题，你么是大脑有问题。”
　　红灯又变成绿灯了，我们过马路。我扭头看着A，问：“何以见得?”
　　A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伸手拉了我一把，把我拉近他一些。一个人骑着助动车“突突突”和我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回头说了句什么，没好声气。我说：“他说什么?”A说：“他叫你走路长眼睛。”我很气地说：“这不公平。我从来最恨骑助动车的人。”A笑起来：“呵呵呵!你这不是大脑有问题的症状么?”他拉着我过马路，像爷爷拉着孙女。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路口，转身望着马路对过——就刚才，我们还站在那个马路对过望着现在站的地方呢。生平第一次，我发现一条马路有两个马路对过。
　　“为什么?”我穷追猛打。　　A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小脑大脑这一类的事情呗。”
　　“有关你的大脑，”A笑眯眯地说，“我也不多发表意见了，反正已经有公论，对吧?”　　我急于知道他的小脑，无暇他顾，就说：“暂且算是这样。那么小脑又是怎么一回事?”　　A哈哈笑起来：“咦，你不在乎啊?真的大脑有问题啊?”
　　我们笔直地往前走。逗处有无数杂七杂八的东西——车、房子、人、电线杆……惟独地平线失落了。因为看不见地平线，所以没有停下的念头——东西实在多，多得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A呢，在我的旁边，慢慢吞吞地说起他自己来了。
　　“直到现在，我走路有时也会摇来摇去。小时候，我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总是作对，没有统一步调的时候。我小时候走路老是左脚踢右脚，要么右脚踢左脚，总之是互相踢。老师叫我们往左转，我往右转；老师叫我们往右转，我往左转。老师叫我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老师叫我们举右手，我举左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看我现在样子还可以吧?我小时候是说不出的怪，虽然五官端正、四肢发达，但是看上去就是有什么地方难受。我有时想，说不定我真是两个人，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人，也末可知。后来慢慢好了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有点吓人——你想，有两个什么人在我里面滚成一团地厮打!他们都说我小脑有点不发达。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两个人。唉，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瞪着A，说实话有点怕。A看来态度和善，表情安详。当我的目光遇上他的目光时，我看不出什么两个人——可是，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眼睛里很深很深，深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A注视着我，半晌，突然笑出声来说：“喂，不要怕呀，你!”我于是也笑了。我们又一次从一个马路对过走到另一个马路对过。
　　我们还在走，一直走，不知疲倦地走，穷走，大走特走。脚下的世界是最实在的，而身边的世界是最玄虚的。到底哪个世界更大一些呢?
　　“我的成长历程，”A接着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否定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反过来否定那一个人——不断地否定来否定去；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意思，可又由不得我。这样一说，好像变成有三个人了，变成我自己是另两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了，那我倒没有考虑过。总之不清楚。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对我要求很高。我做一件事，他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又如何如何。有点烦对吧?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他似乎说得很对。你知道吗?我爸爸不是那种思想贫乏、随波逐流的货色。他说什么，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想：嗯，是这样的。于是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里面的两个人不停地否定来否定去，也有时势均力敌。别人不明白我这种情况，总是说我小脑不对劲。我想，知道什么啊，你们!假如也有两个人在你们那儿针锋相对，你们就懂了。虽然如此，父亲的要求还是使我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我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深深吸口气，吸了好多好多气，胸腔明显扩大一圈。过后，又长长吐气。全世界都是他吐出的气，真不可思议。他回答我道：“腼腆。”
　　我大笑：“什么?太离谱的话别说么。”
　　“腼腆并不就指看见陌生人或者谈话时脸红不好意思。我说的腼腆，是在心底对外界一种本能的抵抗。懂不懂?”　　我没再笑。走路成了我和A谈话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话成了走路的一部分，是走路成了谈话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正在走路，我很可能会害怕起来，逃掉，也可能会不当一回事地大笑。走路使我和A彼此信任，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比沉重，重得像天边最大最黑的积雨云，叫人不大好受，胸闷。
　　我问A：“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没料到，一听这个问题，A马上流露出一种强烈厌恶和抵制的情绪，满脸不悦的神色，说：“什么叫我爸是干什么的?”我立刻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看看我，脸色舒缓下来，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些许时候，又回复了平日的和气，笑笑说：“我爸爸啊。他啊——他很喜欢管人。”说完，停了停，最后一个字还在空气里悬浮了一会儿，刚要消失，他又说：“我爸他很喜欢管人的。”

高考前十三个月(5)
接着，A望着前方的眼神突然兴奋起来，他叫道：“哦，看那边——那边——嗯，嗯……”手臂伸得老长老长，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个词儿来。我大笑，往远处看——原来太阳在往下倾斜，苍白的天空静静地燃烧起来。我说：“嗯，很好看。”A奇怪地瞥我一眼，好像说：很好看?我理直气壮道：“总是好看喽。”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么，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的话，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地是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倒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

高考后五个月(1)
我不知道高考只过去了五个月。算了算才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开心死了。假如时间一直可以这样拉长了过，那有多好。
　　于是我去问A，知不知道高考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A马上说：“五个月呀。”我说：“襄没城，我恨死你了。”A笑笑说：“我知道，你想时间被拉长了，就让你占到便宜了。你怎么不想已经到年底，要世界末日了?”
　　我说：“骗人的——真的啊?”A似笑非笑，说：“要么我们来验证一次好了。到1999年12月31日一过，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看看A。他穿着一件深蓝和白色镶拼的衣服，好像是Reebok，非常非常好看，怎么也不像马上要世界末日的样子。我想，深蓝和白色放在一起，总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只要放得得当，就洒脱得要命，要飞起来的。我又想，真恐怖，他怎么能穿这么一点点衣服——他不冷吗?
　　在1999年12月31日以前，A在我眼里还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就像神仙一样。我想，一个神仙做了我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幸运啊!我的额骨头触到天花板了(上海话，表示运气极其好。)。于是我扭头看看A，伸出五指捏捏他的胳膊——温暖的。他转过来，对我出示好脾气的笑容。我想：乖乖!(差不多是“天啊”的意思。)
　　1999年12月31日，下午我乘车出发，去找A。出门之前，我在电话里对A说：“哎，我出来了。”他说：“哦，你出来好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等你。我在人民广场等你。”我不由记起，从前我曾经在人民广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我还在心里想着：我们所说的人民广场，到底包含了多大的范围呢?包括延安东路吗?包括西藏路吗?包不包括黄陂路?包不包括威海路?到底有多大呢?
　　A所说的人民广场又是指哪里?　　我乘隧道六线去人民广场。车厢里有几百个人，我直挺挺地挤在中间，什么也不用拉。隧道六线有几个驾驶风格极端蛮横的司机，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甩出窗外——不过这一个不是的，这一个刹起车来很轻很轻，仿佛一个小孩小心翼翼地牵了牵你大衣的下摆。我的随身听在放杨乃文的歌。我不时抬头，看许许多多手臂挂在三角形拉手上，在我头顶上方荡来荡去。这样几乎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
　　车子开到靠近隧道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很久很久没有动。车厢里的人开始有点烦躁，陌生人和陌生人面面相觑，脸上很无辜的样子说，咦，现在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呢?……大家热烈而克制地互相询问着，都好像从心底里非常害怕堵车。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试图冲我转过脸，眼睛里全是温柔的忧愁和疑问。
　　转瞬间车厢里的大人都变成了小孩面孔，讨论、往窗外看的时候，满脸罩在脆弱易碎的呼吸里。我开始有点警惕：今天这些事有种奇怪的气味。为什么大家对交通堵塞会如此心存不安?为什么都是一副芒刺在背的模样?我自己的身体挤在一堆脆弱的心跳声中间，有点麻木；我的脑袋想不出理由，有点恐怖。
　　我还是在听杨乃文。耳膜四周，音乐飙得很厉害，杨乃文的声音像一把匕首，雪亮的，锋利的，血腥痛苦的。她在唱的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叫“静止”。我不明白歌词，不明白什么叫“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什么意思?!
　　汽车终于重新开始缓慢开动的时候，驾驶员试图告诉乘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难以计数的人和车坚持要从浦东赶往浦西，所以他不能好好休息。说到不能好好休息，他笑了笑，灿若春花，简直让我爱上他。可是不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A在人民广场等我。
　　接着车子就开进隧道了。我看着路边的护栏从没有到有，随即慢慢地升起来，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在我头顶上合到一起，一直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黑暗先是从脚边蔓延开来，然后就呈环形包围了我们，我。我眼看黑暗汹涌而来，像一条条小泥鳅一样钻进我的毛孔，开始害怕：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开往何方。假如车子开进隧道，再也开不出来了，可怎么办?假如在隧道里遇见世界末日可怎么办?我想起了一个星期以前，A说的关于验证世界末口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中，世界末日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人——我一个人默默地悄悄地死去……也不是死去，更确切地说，是消失，就是像一个肥皂泡那样，“噗”，没了。我世界末日了。生命的录像带——一共二十年不到一点——飞快地往回倒过去，一直一直倒过去，到底，卡住了，再也放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总之我还是看得到A——我看到他在人民广场等我，在车站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还是那么相信他爱的法拉利、那么相信世界、那么相信他自己的运气。我看到他，可是我不能叫他，不能让他看到我，不能告诉他：我已经消失了，没了。我看着他，看到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又拿出来，脸上笑眯眯的——突然我哭了。可是我哭不了，我已经到了世界末日，我没有眼泪。证毕。
　　我惶惶不安地伸长脖子朝车窗外面望。外面是黑暗。交错的车子像鬼一样纷纷掠过。汽车通过隧道，发出一种凄厉的呼啸声。车厢里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说话——每次到隧道里，乘客总是会安静下来，四周一张一张昏暗的扁平的晃动的面孔，没有五官的忧心忡忡的面孔。我害怕。我怕当汽车开出隧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外面是一片灰白，而我们距离内环线外环线错来错去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上海已经无比遥远。我亲爱的上海。我亲爱的亲爱的A。世界末日请不要马上来!

高考后五个月(3)
A一直带我爬到四楼，打个弯，穿过一条两边两堵黄墙贴得很近的短小走道，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上。看起来阳台现在是做公用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物，但还是看得出来非常精致，形状是弯弯的半月形，线条爽朗，好看得不得了。我过去趴在栏杆上，看见楼下的花园，还有花园里的一棵极端修长美丽的连树，不由大声叫唤了起来。
　　我拉直了嗓子说：“襄没城，这是哪里?”A说：“这里就是我说要带你来的好地方。”我扭头看看A。他站在我身后，眼神很柔和很柔和，胸口很温暖很温暖——就像在我背后千年不遇的黄昏。
　　在我们的对面，也是一幢年深月久的公寓楼，带着明黄色水泥拉毛的墙壁。隔着一个小花园，黄昏渐近的阳光撒落在那明艳得幽幽散发出麝香气味的黄色墙垣上，从它表面游离出许许多多金灿灿的粉末，像毒药溶化在空气里，侵入我们的心口，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兜个不停。我紧握着我自己的双手，看啊看啊，看个没完没了。我是如此热爱这里。这里实在可爱——暴灵无比。我爱这里爱得心痛。
　　A说：“怎么样，这里?你来过这里，你就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世界末日了。”A说：“这里简直就是我的世界末日。”A说：“喂，说话呀。”
　　我笑笑。我深深呼吸，这金色的有毒的空气，这见血封喉的空气。法租界的黄昏——我爱得心烈烈作痛。我说：“襄没城。”A说：“怎么?终于说话了?”我说：“我想划船。”A说：“明天带你去划船。
　　到黄浦江里去划。”我说：“我想看篮球赛。”A说：“我们到美国去看。要么我打给你看，比较简单，也精彩一点。”我说：“我想陈小春。”A气愤地说：“怎么突然想陈小春?为什么不想我?”我看看他，说：“你就在这里，我干什么要想你?”于是我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心底深处，好像养着一只金铃子，一直悄悄潜伏在那里，不响，此一刻突然感到异常温暖，就痛苦嘹亮地叫响了。
　　我和A走出那幢美得仿佛世界末日的公寓，头顶直冒毒气，穿过马路去复兴公园。在路上，A说：“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我记得这段对白刚才在哪里说过了。一个人居然会两次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真奇怪。
　　公园里有不少人在草坪上放风筝。我们四处转了几圈，因为中了毒，腿脚不稳，只好颓然坐在梧桐树下的长椅上。我对A说，我喜欢公园里的梧桐树，因为不去修剪，所以长得很修长，枝条都尽情舒展开来，一副十分健康优越的样子，那么美丽。A侧耳听着，说，嗯，嗯，嗯嗯嗯。
　　A问我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我说没有，要么《上海电视》也算是书。A说：“我刚才看到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在看《须兰小说选》，想起来寝室里有个人也有这样一本，所以问问你。没什么。”我说：“须兰是谁?”他说：“不是谁。一个写书的人。”我说：“写得好看吗?”他看上去很认真负责地想了一会儿，笑笑说：“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说着摇摇头，摇头的样子又幽默又谨慎。我想象了一下：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可是想不出来——一点点也想不出来。于是我对自己说，A的讲法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们坐在令卢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复兴公园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懒得说。黄昏的风来把冬天的阳光吹走。那阳光是一个脚跟不稳的家伙，身体虚弱，心肠温暖，离开的时候，十个带毛茸茸手套的手指头在梧桐道和草坪之间游游移移。我注视着它，含情脉脉。我知道它要递给我一个不可告人的承诺，虽然我猜不出那是什么。我太笨了。活着的人都那么笨。不远处有个谁在拉手风琴——《桑塔露琪亚》；因为不熟练，所以拉得断断续续，变成像正在逝去的阳光那样游游移移的曲调，始终不肯下来、到我身边来，而在梧桐树光秃秃的高树丫上踮着脚滑来滑去。A悄悄地把手放在我的后颈上——非常温暖，三十八度半那么温暖。
　　亲爱的，我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突然之间我成为像《桑塔露琪亚》那样老，老而无用，灵魂滑动在梧桐树的顶端，成天像电车般挂在空中滑来滑去。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A在我身旁松了口气，放在我后颈的手也软了下来。他看看我，眼睛深处满满地盛着至少一公升的虚弱。我明白，我也同他一样——我心里的一根弹簧松掉了，永远松掉了。我们相互对视，虚弱地笑着。以前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地知根知底、心心相印过——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到彼此呼吸的形状。我久久凝视A——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说：“好了。世界末日不会来了。”
　　证毕。
　　我和A晚上将与B、C他们一帮人在外滩会合。可是，因为世界末日没有来，复兴公园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如此悲伤。未来如此悲伤。我现在不愿意再写下去了。饶了我吧。

高考前十二个月(1)
清晨六点半，我们不三不四一大帮人从野营基地走出来的时候，C问我：“昨天联欢会什么最好看?”我说：“你最好看。”他马上往后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领教的样子，说：“不要搞呀。”我说：“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于是对C说：“她一定觉得很没劲，很不开心，很无聊。”我瞪他一眼，说：“呸，我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不对。我看你坐在露天里一点表情也没有。一个人如果连坐在露天也没表情，那说明什么?”
　　天知道A什么时候看到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昨天晚上我拍手拍了那么多，叫了那么多，叽哩呱啦闲话说了那么多，怎么没劲?我说：“呸!你在那里唱那个某某某郊外的晚上时，我一直在给你拍照。”C惊讶地凑过来说：“你都拍下来啦?”我说：“嗯。”
　　昨天晚上全班的人都把嗓子给唱没了。可能人人都知道这将是分班前最后一次所谓班级活动，所以大家异常踊跃、积极、热情、兴奋、激动、失去理智、情绪高涨、精神错乱——怎么说都可以。这种火爆场面的确值得一照。这个班级是那么起劲。起劲地走上走下，起劲地唱歌，起劲地哄笑、拍手，拖人上去，喝彩，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头扔来扔去，起劲得异样。我们是在野营基地，在高二暑假的第四天，在露天，可是我们既没有天，也没有地，我们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样饱食终日、醉生梦死，我们幸福地唱着啦啦啦，在流光溢彩、充满烤鸭香气的空气里荡来荡去。
　　A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和B坐在旁边看。我就坐在原地，以同一角度给A拍照。A穿着一件蓝T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蓝，总之是非常非常蓝的一种蓝，蓝得一点渣滓也没有，蓝得彻心彻肺。我看着A在这种蓝里面，不咀白为什么他在这种蓝里会那么好看。他那个人就像一面蓝色的旗，没有什么分量，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中迎风招展。B说，哎哎哎，注意点。我说，干什么?她很恶地笑，说，你干什么看着襄没城两眼放光?我说，什么两眼放光，我是目露凶光，我在想把他那件好看的衣服抢过来。B又很恶地笑，说，呸。于是我就不响了——像B那么聪明的人，总是把别人的话不当话。又坐了一会儿，B站起来说，现在我不妨碍你目露凶光了，我也去唱歌，我也唱苏联歌曲。于是她走了。
　　又坐了一会儿，A唱完歌走过来，坐在B刚才坐的那块地方。我故意拍手给他看，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嘲笑我!”然后说：“你是不是无聊?”我诧异地看看他。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问这句话了——他凭什么这样认为?我就很凶地说：“屁!”然而A没有嚷嚷什么”哎呀小姑娘不要屁屁屁”，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欣赏正在大唱特唱的B。我望着他像面蓝旗一般的背，突然发现四周围已经很黑了，真的是极黑极黑——虽然他们在树上挂了灯，但在A这面蓝得没法再蓝的旗的映衬下，周围实在已经很黑了。
　　A一直在欣赏B唱歌，我一直在欣赏A的蓝衣服。他没有回头，突然出其不意地说：“这么垂头垂脑的。”我愣了愣。他转过身，说：“这次集体活动是我筹备的，你这么垂头垂脑，我多没面子!”我听他说话，目瞪口呆。夏夜的风吹到我脸上，可能因为这里人太多，风里也全是人的气味——也有A的气味吧?A的气味应该是蓝兮兮的那么一种东西。
　　我说：“襄没城，你这个人责任感未免太强。”A笑起来，摇头晃脑，得意地说：“你知道吗?这种集体活动筹划起来，人的头要报废的。我这个头——喏，就是这个，”——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可以送给这里作纪念，以免它死无葬身之地。我自己留着没有用——已经报废了。”我对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问我：“嗳，高考结束那天，要不要也像今天这样玩通宵?”“像今天这样?”我叹气，说，“怎么会像今天一样?”今晚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各奔东西，一个个决绝地奔赴考场、赛场、竞技场、战场，拼个你死我活——怎么还会像今天一样呢?A没有理睬我，依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商量过，准备高考结束后组织十个人到敦煌去。人选都定好了，里面也有你。”我有点想笑，但没笑。稍微别了别头，正好F笑得张牙舞爪的面孔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目送她走过去，看见她开始和B一起唱歌了。四周一片喧嚣。
　　我问A：“你跟谁商量的?”他就说，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说：“去不去，你?”我还是有点想笑——他们说说去敦煌，就像去一趟人民广场那么简单。我说：“能去当然是去的。最好像今天这样，全班一起去。”我直了直腰，看空地上其余的四十几个人在夜幕下唱歌、笑闹、吹牛。这个晚上的确很美，很好玩。
　　A和我坐在一起，没有动。这样坐了很久，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抬起头开始观察天空，一直观察下去。我在旁边没有事做。今天晚上，我非常地安于这种没有事做的状态，真是开心，难得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有事做——真开心。我在悲壮地浪费时间，浪费我的年轻的生命。我悲壮地跟A坐在一起。A这个人……这个人。
　　像这样待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突然伸直手臂兴奋地说：“啊!飞机!”是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空中画了根对角线。我所看见的其实不是飞机，而是飞机上的几盏灯。我说：“你干吗对飞机那么感兴趣?”A万分神往地目送那几盏不红不绿的灯光远去，消失，一去不返，然后慢吞吞地说：“等哪一天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架飞机，自己飞到巴黎去玩。”我爱理不理地听他胡说八道，不响——他这种话，有谁会去理他。只是A开始来劲了。他坐在我的身边，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天上有一架飞机，几米开外有许多人在借酒撒疯——他就这么开始说他怎么怎么向往巴黎，巴黎多么多么好，他说他倾家荡产也要到巴黎去一次，又说以后有钱了一定带我到巴黎去。我马上说，好的呀好的呀。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怀疑他到那时究竟还认不认识我。

高考后五个月(1)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装斗鸡眼，不知是因为这个样子可爱呢还是因为这个样子好看，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是一直喜欢装。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我都记不真切究竟是什么时候。大概因为我缺少装斗鸡眼的天分，我学了很久也装不好，最后好像是碰到一个亲戚家的男孩子，装斗鸡眼极其熟练，我得了他的真传，再假以时日，终于学会了。于是我特别兴奋，整天装呀装呀，装个没完没了。可是我爸妈都有点反对我这样，我在家里一装他们就数落我。他们说不出什么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心里很别扭所以显得极其蛮横不讲道理。我妈有一次说，下雨天做斗鸡眼，就斗不回来了。我听到以后特别怕，可是到了有一次下雨，我还是忍不住做了一下。当时心情紧张得要命，好像在拿自己的下半辈子做赌注——不过，结果还是斗回来了。从此以后爸妈的绝对权威就宣告消失。
　　这件事是以我哭得稀里哗啦而告终的。有一次，我又傻乎乎地跑到爸妈房间里，对牢他们做斗鸡眼。谁知他们马上狠狠骂了我一顿。我有点闷住了，不知道他们凭什么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骂我。我先是依旧嬉皮笑脸，一直嬉皮笑脸到讪讪的，最后实在挂不住了，就哭起来，越哭越伤心，哭了整整一夜，梦里也在哭——那是我从小到大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大人和小孩都是很奇怪的：大人会为这种事大光其火，而小孩又会为这种事哭得如此伤心。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斗鸡眼了。
　　为什么我要在讲述1999年12月31日夜晚到2000年1月1日凌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之前来讲这个斗鸡眼的故事呢?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仅仅因为，它们都是那么伤心的事情吧。
　　我本来还以为可以一生一世不停地做斗鸡眼，一直做下去的。谁知道一切结束得那么早。我想起来了：好像没有哪个正常的大人会喜欢做斗鸡眼，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在做斗鸡眼——那些小孩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有人来问我，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一直不停地做斗鸡眼，做到做不动的时候为止。
　　我有那种心痛的感觉——就是过去的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发生了。一去不复返了。
　　1999年12月31日的傍晚，我和A离开复兴公园，就到外滩去。在路上，A说：“要不要现在去吃晚饭?估计再晚一点就哪个饭店也挤不进去了。”我说：“不会吧?那么严重?”A说：“你看看路上，现在这里就那么多人了，等一会儿到南京东路外滩那里，肯定挤得要打起来的。”我害怕地说：“真的啊?”A笑道：“咦，你怕什么?等—会儿和张斓他们会合了，那么多人，谁敢惹我们?做事要动脑子，懂吗?”我听了，看看A，心里很崇拜地痒起来。
　　于是我们就到麦当劳去。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忙得前胸后背两大滩湿的。A皱着眉头说：“吓人哦。”我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一样，伸直脖子往餐厅深处看，接着非常开心地笑起来，说：怎么办么，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本事了呀。”说着就拉我朝里面走。
　　每张桌子旁边都站着四五个人等座位，面相很凶的样子。A带我一直一直走，最后，在餐厅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我们找到了正在笃笃定定吃汉堡的B和C。
　　B正好面对我们，看见我们之后，一直笑眯眯的，不动声色。C背对着我们，很迟钝的样子，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站在他背后看了一会儿，欣赏他把番茄酱塌到薯条上，慢条斯理地，塌得非常均匀，塌完之后，他就把那一根根红通通的薯条塞在**里。C在大家面前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即便傻也傻得有绅士风度，现在看到他这种行为，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洋相。我靠在A身上，窃窃撮撮穷笑八笑，C居然一点也没有发现。B吞食着薯条，也一声不响，好像是特意要C出洋相。于是我从他背后伸出手，抢过他刚刚塌完番茄酱的一根薯条，吃掉了。
　　C满脸惊愕的愤怒，转过头来，看见我和A，愣住了。随即，我们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C气鼓鼓地质问B：“你为什么不告诉我?!”A说：“咦，干什么?不是挺好的吗?”我在旁边附和着A说“是呀，不是挺好吗?”C气得脸都绿了。我和B笑得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开来。
　　A说：“你们倒坐得很开心。可以让给我们坐坐了呀。”C说“帮帮忙哦，我们两三点钟就坐在这里了。否则怎么可能坐到位子?你以为我是超人啊?”我说：“是的呀。你们两三点钟就坐在这里，一直坐到现在。你们坐得累不累?和我们交换一下呀。”B笑着站起来，说：“好吧，就让你们坐坐，坐一会儿再换回来。”C于是也站起来，顺便在A的头上打了一下。
　　A去买吃的，C去上厕所。B趁机凑到我耳边说：“你看坐在我们旁边那两个中年人。”我斜眼一看——果然是一男一女夫妻模样的两个中年人。B说：“他们坐在这里，看到我和张斓，恨死了。现在再加上你们两个，他们要把晚饭全部恨出来的。”我笑又不敢大声笑，小声问：“你怎么知道?”B说：“看出来的呀。不要太恨哦，恨是恨得来——”于是我又斜眼看了看那两个人——果然是一副气鼓鼓的模样，板着面孔，一直在闷头吃东西。我转过头对牢B，两个人偷偷摸摸地笑起来。

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