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半截子”君子之道，无非是想让大家忽略君子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以不问世事的隐士作风为荣。所以在阐述君子之道时，时刻不忘把读者拉进自己的内心进行反省，生怕眼睛向外发现些什么。这和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的说法一脉相承。于丹的理论是，对待外界的各种不公、各种不如意，只要不去理会，眼睛向内，“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就可以找到“清凉的快乐”。 
这让我想起鸵鸟。据说，鸵鸟在遇到危险而不能逃脱时，只是把脑袋扎进沙子里，自己看不到，那就好像不存在了，内心就安宁了。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鸵鸟哲学”自然是共所讽刺的，但一旦于丹将其包装成“君子之道”，很多人就愉快地接受了。我们不得不佩服，于丹的包装技术是高明的，甚至她还可以让孔子出来为自己的处世理论张本，而做得貌似天衣无缝。

于丹引用了《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的“司马牛问君子”一章。司马牛向孔子请教“君子之道”，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于丹看中的不是这个回答，而是孔子的进一步解释。司马牛疑惑如此则为君子好像有点简单，孔子阐述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里的“内省”是于丹最最需要的字眼。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诚然君子的修为过程是包括内省的，但孔子在这里强调内省另有用意。我们知道，司马牛因为他的兄长参与了宋国的针对孔子的政治阴谋，因此和兄长划清界线，只身投奔孔门。他曾经向子夏诉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尽管兄弟关系都断绝了，但他还是为此而内心不安。孔子知道他的这番心思，才劝慰他：“只要你内省自己无所愧疚，还有什么可忧惧的呢？”尽管“忧惧”是个人的内心情绪，但所有忧惧都是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如果一个人不远离社会生活，做一个地道的隐士，自然就谈不上忧惧了。而恰恰不如于丹所愿，孔学的君子是必须深入参与社会甚至政治生活的，这个“不忧不惧”是对自己社会行为正确性的认同，也可以说以此来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

但于丹抓住了这个“内省”，把孔子讲的“君子道者三”的“不忧”、“不惑”、“不惧”一概装进了“内省”的筐里。在解释这一章句时，于丹又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我们看，孔子说的“君子道者三”指的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于丹解释为“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显然是把“仁者不忧”当成了主谓句式，即“仁者是没有忧虑的”，以此来和“道”相对应，即便在语法上也存在问题。而实际上这四个字是偏正式，即“仁者的不忧”。孔子说自己并没有做到“仁者的不忧”、“智者的不惑”和“勇者的不惧”，而不是在论述仁者当如何、智者当如何。

“仁者的无忧”是什么呢？仁者以天下为己任，考虑的是国计民生，这正是能够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超脱个人得失的原因。而于丹回避了这个关键性的原因，而把“仁者”说成是“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才能“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这显然是有意把人的目光转向“内省”，一旦你计较得失的时候，就一定要反省自己不够“仁厚、宽和”。而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仁厚、宽和”吗？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使命，我们为什么要以个人的得失为代价呢？于丹是不顾及这些的，只是毫无理由地要求大家“仁厚、宽和”，这种“仁厚、宽和”最终将演变成懦弱和不争。这与孔学“当仁不让”之大勇、“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争完全相悖。

“智者的不惑”是指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大是大非的选择面前表现出来的明断，而于丹则将其矮化为对生活小事的选择上，这种大智慧成了职业、婚姻乃至邻里关系上的小聪明。即便如此能够做出明确的选择，敢于做出选择，也是常人之情理。但于丹又进一步剥夺了人们这些基本的权利，说“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意思是当你选择不到理想的职业时，当你买不起理想的房子时，要想想这些“外在的世界”是“我们无法左右”的，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加强选择自我安慰的理由的能力而已。当我们放弃了房子、车子这些“外在的世界”，“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了”。这种自我安慰、放弃努力的选择非但不的智者，而恰恰是一种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