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开明思想的英国史学家巴拉克劳甫也对中国史学展开批评：
“……在中国或印度，没有恰似的态度。……两个国家皆极少关心保存历史记录。……古典的中国史学，被简单描述为‘历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换言之，这样的历史，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英国史学家卡尔（E.H.Carr）出版其《历史论集》一书，也不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历史的：
“就像亚洲古代文化一样，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基本上是非历史的。”（详见Ibid. ,p.103)

美国史学家魏吉瑞（A.G.Widgery）出版《历史解释》一书，认为中国历史著作大多限于编年体，偏于叙事，很少论及历史的性质与意义。

英国史学家埃尔顿（G.R.Elton）于其《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的古典思潮里，隐藏着漠视历史的态度。

美国史学家卢卡斯（John Lukacs）于其《历史意识》一书中首开“西方历史至上论”论调：“……西方以外，过去的追忆，显然是缺失历史性的。重建相当近的过去，甚至于需要考古学或人种学；即使有文字的记录存在，像一些亚洲国家，其记录的性质，是有缺陷的；此类记录均为编年史，充满了传奇，点缀着连篇累牍的逸闻轶事，即使是最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也没有超越这种模式。……惟有在西方文化中，真历史始兴起成长。印度、中国、波斯、日本等其他民族的信使，均已由西人撰写了。”
这是绝对的西方历史至上论，历史思想是属于西方的；历史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增长；真历史在西方出现。西方以外，皆卑卑不足道。

英国史学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于其哦《历史的性质》一书云：“……我们能欣赏遍布于人类学术活动的整个洪流中的历史作品，也从中获益，像修昔底德、司马迁、比德、马基雅维利等人的作品皆是。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系统地研究历史，视历史为一种学术，是最近的事，为欧洲与北美洲大学在19世纪所创立。”
这个马威克（Arthur Marwick）也坚持地认为系统地研究，视历史为一种学术，为欧洲与北美洲大学在19世纪所创立。


西方史学界，其论及中国史学者，尤多过激、荒诞。力主客观公正的德国史学家兰克认为中国只有冗长的编年史，没有真历史，立论完全失去客观公正；竭尽能力了解中国史学的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与浦郎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中没有历史观念、中国史学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论见如此，令人感觉史学上的真理，渺茫不可期。

加拿大汉学家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对中国史学的评论：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来说看，司马光的方法最严重的缺陷之一，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缺陷，是将注意力局于一个时代的一项孤立事件，约略叙其前后，以及综论人的品德等等，可是不曾尝试将每一事件与其他众多事件编织一错综的关系网。”
这是评论中国史学孤立事件的缺陷，是中肯的。

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 Balazs）对中国史学的评论：
“与西方史学比较起来，整个中国史学的显著特征安在？西方史学虽经审慎考虑，力摒成见，其所能提供的答案，将为中国史学的刻板特性而已。所谓‘刻板’，意味着显然相反的两事。它意味着中国史学缺乏人的感触，也意味着缺乏到达综合的抽象思维；因为当时涉及人物的时候，其人物非人物，而为一群人物的代表，个人的特性溶于群体之中；而当涉及事件的时候仅载其详细事实，虽相同事实，经常重复，而未能将其通观。”
美国汉学家普里查德（Earl H. Pritchard）对中国史学的评论：
“以近代观点来看，传统中国史学有一些缺陷。刻板的纪年与博引，而不以一家之言，作贯通性是叙事，阻碍了真正的历史综合”。
——这是评论中国史学刻板性的缺陷。

孤立事件，不将每一事件与其他众多事件编织成错综的关系网，是中国史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刻板的纪年与博引，不以一家之言，作贯通性的叙事，同时缺乏到达综合的抽象思维，未能通观历史，也是中国史学的严重缺陷；传记取之于家庭颂扬作品，未经过严密的批评，其成就自然落后于西方传记学之后。凡此，都是金玉良言，应珍若球璧。

大佬厉害没想到竟是快二十年前的帖子